中国在梁庄-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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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义哥：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做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义哥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起了一长串灰尘。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带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件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要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的，他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和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官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爹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在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了。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那种一斤装的挂面，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一封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们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包米都烧糊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路。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我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了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得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了，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
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海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就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了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那时候我到阳县已经六七年了。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了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的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他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铺盖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26日，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并后，结果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判刑坐牢两个半月，我弟弟坐牢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人家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大大超出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投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两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地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在谈到开始的艰辛时，义哥十分激动，但对于他来说，那已经是一段远去的岁月了。至少现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做着正经生意，不会再风餐露宿、打架拼人命。当然，义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艰难的日子也在他的记忆里生根发芽。
光河：儿女的命换来了一幢房子
在梁庄村路口的那一排房子里，有一座房子的院子特别大，没有院墙，直接用水泥铺地，连接着公路的路面，显得特别开阔，也很气派，这是梁光河家。他们的房子是2007年盖的，村里人在背后议论，说这房子是他们用儿女的命换来的。
光河和他老婆都是老实人，他的理想就是盖栋排场的房子。积攒了二十几年，也没有把盖房的钱攒下，他们又不愿¨¨意借钱，就下狠劲儿干活，光河和老婆、儿子出去打工，几年也不回家一趟。可是，到出事之前，房子还遥遥无期。这房子，是在光河儿女死后得到赔偿的第二年盖起来的。自那以后，光河再也没有出门打工，也很少出家门，在村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黄昏的乡村有一种异样的静谧，不是崭新的、时尚的、新鲜的，而是朴素的、破败的、安详的静谧，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地老天荒之感。我和父亲一起散步，来到光河家门口。门开着，里面很暗，父亲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光河出来了。他的脸从昏暗处突然浮现出来，苍白得吓人，几乎能看到脸里的青筋，脸非常瘦削，鼻子也尖得不正常，皮肤松弛，活像一个没有血色的、恐怖的鬼魂的头颅。他慢慢移动出身体，佝偻着，像一个七八十岁的小老头。我吓了一跳，在我印象中，光河是一个颇为英俊的青年，是那种少有的深轮廓的人，如今，这深轮廓却使他显得更加病态。他和我们打招呼，搬出几个凳子，让我们在门口坐下，又喊来了他的父亲——梁庄以前的老支书梁兴隆。做这一切时，光河都是在极缓慢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声音有气无力，身体就像是一张薄纸片，好像一阵风过来，他就要被吹倒似的。
一会儿，他的父亲来了，他的老婆，我们叫花婶的，也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花婶，浓眉大眼，身体结实，说话高腔阔调，从她身上，看不出这家曾经发生过悲惨的事件。乡村妇女的生命韧性总是比男人强。
我很想谈谈他儿女的事情，却根本无法张嘴。父亲似乎也没有办法提起，几次想提起，但又都停下了。光河一直低眉耷眼，无精打采的样子，倒是老支书依然精神矍铄。
从光河家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在乡村公路上，倾听着庄稼的呼吸声，我感觉仿佛整个大地都有着动感的韵律，充溢起一种宽广而又丰盈的生命之感。夜很黑，给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夜空越显得幽静，高高低低的庄稼仿佛在与我们一块儿行走。一束净白的灯光一闪一闪，逐渐走近，走到最近处，灯光停下，照在我们的脸上，就听见声音说：“二爷，这么晚干啥？”父亲答道：“闲转，你在干啥？”“逮知了。”说者把手里的一个瓶子拿起来，里面是混浊的水，大概半瓶的样子，把水倒出来，知了还在里面爬。我问：“逮这东西干啥？”说者回答说，镇上食堂收，一个一块钱，最少也六角钱。走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是胜文，周家的大儿子，当年他出门打工，他父亲老周替他照看孩子，没看好，在井里淹死了。胜文回来把老周两口撵得满村跑，要杀死他，把老周两口子吓得出去躲了半个月。”
回到家里，父亲给我详细讲了光河的遭遇：
事情发生在2005年10月18日，六点左右，天擦黑，学生刚放学。
光河的一儿一女，弟弟梁亮和姐姐梁英准备回梁庄村，梁亮骑摩托带着梁英，梁英已经怀孕了，有四五个月吧。梁英是个好女子，顾娘家，也顾婆家。梁英和她丈夫在镇上开了一个家具店，生意不错。她的婆家姐是个瞎眼，她经常照顾，关系不错。这天是梁亮刚从广州打工回来，到镇上接姐回娘家吃饭。就在高中拐弯路口被一辆小轿车撞了。撞车的人姓庞，是粮管所的一个主任。庞的亲哥是公安上的人，刑侦副队长之类的官。庞是醉酒驾驶，车开得很快，一辆农用车和他的车同向而行，庞超车的时候，撞了梁亮的摩托。梁英被撞飞到农用车上，一直被拉到了另一个县，大致有七八十里。人们卸车的时候才发现有具尸体在车上，当时已经夜里十点左右，车主吓得要死，不知道咋回事，赶紧报警。在这边，事故现场，车主庞一看人死了，赶紧打电话，很快，来辆车过来把他拉走了。旁观的人报警，梁亮被拉到医院，很快就死了。村里人和梁英婆家人一直在找梁英，明明是和梁亮一块儿走的，咋会没见了？到第二天早晨，公安局查到这边派出所，才知道梁英被撞到车上，拉到另一个县里了。
光河两口子还在新疆打工，几天之后才回来。光河的弟弟光天在家打理。梁英放在火葬场，梁亮放在医院太平间。当时，庞托村里治安主任去说，认为这个事赔偿七八万就可以了，光天认为七八万不行，两个大人，带梁英肚子里的那孩子，是三条命呀。后来，庞又托镇上几个有头脸的人去说合，九万五千元就到头了，再多就不管了。过了三天，梁光河两口子回来了，那伤心劲儿就不用说了，在儿子那里哭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