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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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
王德威·著
编辑推荐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对一九三〇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从文作出研究。这三位作者的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推手，而他同时厕身新文学编辑事业和左翼革命运动，堪称五四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舍出身北京下层旗人社会，因缘际会，赴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启发，从而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来自湘西苗乡，早年辍学从军，却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矢志进入文坛。
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
茅盾和革命，对一代革命者的献身和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有着深刻体验；老舍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借着城邦与乡村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
作者简介
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十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散论》、《历史号怪兽：历史、暴力、叙事》、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Fin…de…siè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等。
中文版序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顾名思义，写实主义——或其别称现实主义——以描摹人生，反映现实为目的。这一流派在清末“新小说”时已经是流行话题，五四以后更带动出文学热潮。到了三〇年代，写实主义沾染了批判色彩，成为针砭社会，鉴照时代流变的利器；日后左翼论述更化“写实”为“现实”主义，以强调写作的积极政治性。由此人道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等纷纷兴起，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末，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依然是文学创作的焦点。
传统中国小说从来不乏写实模拟的意识和技巧，但是要到二十世纪之交，因为西方论述的引进，“写实”才形成一种流派，占取了话语权力。对彼时的知识分子和文人而言，“写实”相对于蒙昧不义，充满解放和启蒙意义，俨然奉了“写实”之名，真相得以显现，真情得以流露，真理得以昭彰。而当“写实”主义在左翼论述里被正名为“现实”主义之际，一种迫切的时间感和意识形态召唤更呼之欲出。
写实或现实主义因此不只意味单纯的观察生命百态、模拟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他文学流派，写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
我以为一个世纪以来作家和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辩证和试验，足以使写实主义小说成为我们探勘中国现代性的最佳途径。这里最大的吊诡正在于小说作为写实的载体。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写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精心动魄的故事。
基于这样的理念，本书对一九三〇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从文作出研究。这三位作者的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推手，而他同时厕身新文学编辑事业和左翼革命运动，堪称五四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舍出身北京下层旗人社会，因缘际会，赴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启发，从而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来自湘西苗乡，早年辍学从军，却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矢志进入文坛。
这三位作家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崭露头角。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匿居上海，百无出路之际执笔创作，却为大革命前后的政治与激情作出最动人的见证。老舍凭借嬉笑怒骂的风格，写尽市井小民在新旧文化之间的笑声和泪水。沈从文则白描故乡山水人事，投注无限深情，终于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写作的第一人。
这三位作家基本承袭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叙事的基本文法——像对时空环境的观照，对生活细节的白描，对感官和心理世界的探索，对时间和事件交互影响的思考等。但他们笔下的中国却出落得如此不同。茅盾暴露社会病态，对一代革命者献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体验；老舍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藉城与乡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而如前所述，这三位作者的不同不仅在于风格和题材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对“写实”和“小说”的意义与功能各有独到的解释。茅盾藉小说和官方“大叙事”抗衡，并且探索书写和革命相辅相成的关系。老舍的作品尽管幽默动人，却总也不能隐藏对生命深处最虚无的惶惑。而在沈从文的原乡写作尽头，是对历史暴力的感喟，和对“抒情”作为一种救赎形式的召唤。
合而观之，我以为这三位作家示范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书写的三个面向：
一、茅盾的作品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茅盾本人充满矛盾的经历尤其为他的创作添加出虚入实的意义。正因为作家理解写实/小说内蕴的高度不稳定性，乃能将历史的先验与后设、政治的权宜和变化，展露无遗。
二、老舍的作品引领我们思考写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动人感（affectivity）因素。从涕泪交零到嬉笑怒骂，现实的“效果”显然不是“文学反映人生”这样的口号所能体现于万一，而有赖作者与读者情绪和意向的调动。由此展开人与我，表与里，疏离与参预的重重辩证，构成写实小说的伦理学界面。
三、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他更藉此叩问写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在穷尽客体物象后，写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写实主义一跃而为文艺正统，但“现实”的律令反而愈发严峻。在重重压力下，茅盾、老舍、沈从文的创作事业都归于沉寂，这毋宁是现代小说的巨大损失。然而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三位作家的影响不绝如缕。杨沫《青春之歌》式的革命历史小说，赵树理充满世故的民间叙事，甚至孙犁、刘绍棠的社会主义抒情随想，都可以看出线索。八十年代后，大陆文学界再次活跃，而且与海外文坛互动频繁。作家们的眼界既开，对“现实”的发现或发明自然不同以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在颠覆历史、政治大叙事，重组民间伦理关系，或召唤“有情”的主体时，他们似乎与当年的茅盾、老舍、沈从文展开又一轮的对话。从“寻根文学”到“新历史”、“新现实”小说，从《现实一种》（余华）到《大说谎家》（张大春），现实主义小说的流变不变，可以如是观。
必须要强调的是，本书的选样和命题当然有其限制。在茅盾、老舍、沈从文以外，还有许多作家曾为我们示范不同的写实主义创作。而这正是本书的意旨：相对于一般论述对写实主义所设的公式化定义或一以贯之的流程，我认为如果中国写实/现实主义经过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生机蓬勃，那不是因为某一个宗派或教条的持久不衰，而是因为作家们早在世纪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试图为中国的现实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而这一工程在今天理应持续进行。
本书原在一九九〇年代以英文写成，在材料和方法学的运用上难免显出彼时的限制，如茅盾多项私人资料当时仍未公开，《沈从文全集》也尚未编纂完成。而书中行文立论也每每显出与当令西方批评理论唱和的痕迹。几经斟酌，我决定对这些部分不做太多更动，而将其视为一个阶段研究经验的纪录，静待后之来者的批评。与此同时，我近年对茅盾、老舍、沈从文所作的研究，也许可以算是对此书不足之处的补强。
本书中译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初稿第一至第五章由中国台湾“中研院”胡晓真博士翻译；第六至第八章由美国威斯理学院宋明炜教授翻译。各章译稿又分别由高嘉谦（台湾大学）、蔡建鑫（美国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校区）、张恩华（美国麻州州立大学安赫斯特校区）、宋伟杰（美国罗格斯大学）、宋明炜教授校改。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现在学有所成，分别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从事研究或任教。本书翻译能够得到他们的鼎力协助，是最令我快慰的事，必须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当然，本书最后的完稿由我作了全面修订。
本书中文版最早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夏烈先生主催，因为种种原因担搁至今，这是要特别致歉之处。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常年为此书联络协调，谨此敬致谢忱。我更要谢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女士和其他编辑同仁的精心策划。他们推动人文研究的热情和专业的编辑经验，永远是对作者的最大鼓励。
第一章 概论
——鲁迅之后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场域里，鲁迅的地位从来首屈一指。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以来，鲁迅即被视为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化身、文学革命乃至革命文学的模范、现代启蒙论述的先锋、中国的良心。鲁迅的影响如此深远，他的神话魅力如此迷人，仿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已经达到高潮，而鲁迅之后所出现的种种试验，都不过是对大师的回应罢了（1）。
鲁迅对中国现况所展现的洞见，以及借文学形式所提出的批判，当然具有典范式的贡献。然而就他所示范的形式与观念而言，仍有一些作家别有开创，形成与大师的对话。这倒不必意味是什么“影响的焦虑”，而是意味在鲁迅所奠定的论述典范中，辩证的声音其实此起彼落。有些声音质疑，甚至逾越鲁迅的地位，但同时也反证了鲁迅的影响。我以为茅盾、老舍、沈从文可以为这类声音的三大代表。这三位作家的创作时间后于鲁迅，他们对鲁迅的写实观了解充分，足以对其有所修正增益。他们对中国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所从事的实验，从历史政治小说到乡土文学，从插科打诨的闹剧叙事到涕泪交零的感伤文字，不一而足。在这些实验中，他们将鲁迅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为其后的写实和现实主义的实践指出不同道路。在历史交汇时期，这个更广阔的写实/现实主义的领域，也恰恰是年轻一代创作者的新起点。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之时，正值支撑传统中国现实的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s）土崩瓦解之际。当时知识分子与文人汲汲追寻强国之“道”，而如何“阅读”与“书写”中国的问题，正是他们的要务之一。有心人对新叙事典范的上下求索，从来就不只是文学游戏，而是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文化/知识手段。他们普遍坚信中国的问题来自文化/知识的断裂，因此只能以内在的、整体的方式加以解决（2）。不论就修辞或观念上来说，革新叙事典范都被认为是反映及矫正现实的先决条件。足以代表这种思想模式的，包括了梁启超提倡小说对中国民心“不可思议的”改造能力、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慷慨激昂的文学现代化宣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有鲁迅以震聋发瞆之姿，号召拯救中国人的身体前，务必先拯救中国人的精神（3）。
早在写实主义发轫之初，鲁迅及其同辈对这一叙事典范就成就了一个吊诡：写实主义一方面质疑事物必当如此的定律（the real），一方面却又对内在真理（the Real）的存在，信之不疑。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将从前奉为神圣的金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