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们说，这是野蛮对文明的挑战。
人们说，这是干部体制出了问题。〃会议空说、工作空转、报告空谈，许多问题没人管。〃干部体制缺乏创新，使基层组织发现问题的功能越来越少，掩盖问题的功能越来越强。
人们说，这个事件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两个层面着手，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约束。
人们说，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贫穷。贫穷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很多人说山西有钱，其实有钱的只是官商勾结的极少数人。吕梁山、太行山有50多个县，连片大面积贫困，全省还有300多万贫困人口。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一恶性案件十分重视，高层领导先后作出重要批示，派出工作组到山西展开调查。在党中央、国务院强力督促下，6月17日，山西展开了〃打击非法用工，解救被拐民工〃的专项行动，解救被拐骗农民工374人。6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到山西调查黑砖窑背后的渎职犯罪。6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黑砖窑事件处理的专项汇报，要求在全国展开用工调查。6月25日，公安部发布8张B级通缉令，捉拿黑砖窑事件的8名在逃嫌犯。7月4日，山西临汾中院开庭审理第一宗案子，5名窑主、包工头被起诉。打死刘宝的赵延兵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该砖厂承包人衡庭汉犯故意伤害罪，判无期徒刑。砖厂原厂主王兵兵犯非法拘禁罪，判有期徒刑9年。看管虐待民工的衡明阳、刘东升犯非法拘禁罪，均被判有期徒刑2年。7月16日，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布对临汾、运城两市所属8个县的干部查处情况，95名党政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8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洪洞县长免职。7月17日，又有7件案子29名涉案人审理完毕，并做出一审判决。7月31日，临汾市和运城市5家法院对18 案31名被告进行宣判……
犯罪分子受到严惩，正义得到伸张。
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引起巨大反响。这个法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该法实施之后，引起激烈争论。
诸多人士特别是企业家认为，这个法超前了，大大增加了企业用人负担，迫使一些利润微薄的企业退出市场，增加了新的失业。有的企业利用该法实施之前的短暂时间，令全部员工辞职，然后马上重新聘用，目的是为了缩短一些员工工龄，减少企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的成本。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法很及时，残酷的血汗工厂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不管对这个法持什么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与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曝光及处理有密切联系，表明有关方面汲取教训，决心采取各用各种办法遏制类似恶性事件再生。《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其中一个有力措施。
然而，却有人从一个意料不到的角度解读黑砖窑事件，并提出令人瞠目的建议。
7月12日，一封由马宾牵头的17人签名的信件在网上大肆流传，并在海外发表。这封信写给〃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题目是《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建议》说，山西黑砖窑事件是〃包涵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
《建议》问道：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夺取无数劳动者的生命，〃而那些私营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假如让这些事情继续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难道这还是我们还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建议》揭露说：〃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着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从上到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让人惊心动魄。〃又说，〃股市存在泡沫，物价上涨，城市到处乱拆工厂，乱拆民房，房地产炒作，房价飙升。还有肥水快流和廉价出口的政策，导致了低工资、大剥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恶果、苦果。〃
怎样看待这些事情呢？《建议》耸人听闻地说，山西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了上面的分析和论证之后，《建议》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改革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于是，诸多签名者提出要求：〃建议由十七大做出决议：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
他们还要求：〃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对领导人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十七大代表以及党政军民学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全体党员，中央要从组织上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第54节：〃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2）
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只要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就一定能够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口实。
其实，改革开放和黑砖窑事件之间，并不存在因果等号关系。像这一类使用暴力手段强制那些并未触犯刑律的公民从事无偿劳动的事件，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都曾经发生过，只不过动机不同而已，其中就包括中国甘肃的夹边沟（〃右派分子〃劳改场所之一）和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应该说，就危害对象和危害规模来看，后者的严重性不知大于黑砖窑多少倍。
在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追究犯罪分子的刑责和地方官员的责任，给予严厉制裁，以制止此类弊案再度发生。那么，在夹边沟这样的地方非正常死亡了大批人之后，当时是否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呢？没有。后来〃文革〃中遍及全国的〃关牛棚〃强迫劳改就是例证。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使国家逐渐走上正轨，人民的财富大大增加，惨剧发生的因素和几率只会更多。1959年到1961年这3年，气候条件并不是很差，不是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吗？〃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两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吗？我们从来没见到〃左〃的人物对这些比黑砖窑事件大得多的惨剧有任何反思。相反地，他们倒是盛赞〃文革〃，鼓动和号召多来几次〃文革〃。
企图以开历史倒车的方式来解决类似黑砖窑事件的灾难，只能是治丝愈棼，越理越乱，越治越糟，最后是死路一条。
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左〃的朋友利用黑砖窑事件大做文章，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是不是企图借此扭转十七大方向，迫使改革开放急刹车。不过，他们这一次努力，仍然像前几次一样，没有奏效。
第55节：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1）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50岁出头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平素不苟言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2007年2月4日，我和他参加了吴敬琏主持的讨论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会议，立平发言的第一句就说：〃我不看电视，但是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
居住在京郊百旺山下的孙立平虽然不看电视，可是天下事却尽在视野。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在有限的采访中，他对一些媒体放出重话：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是2006年的事。
孙立平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年代，改革大潮激起无数人的热情、期盼和行动。到了90年代，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正当性。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瓜分，意味着生活成本和生活负担不断增加，社会不公与日俱增，这就瓦解了改革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孙教授在2003年10月曾出版《断裂》一书。书中说，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与80年代的中国非常不同的社会。正如此书的书名，他认为眼下的中国的社会已经断裂。比如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在大城市中天经地义，走到穷地方就成了问题。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有时达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出版后销得不错，我到北京朝阳区小庄新华书店买这本书，居然脱销。店员说，都被朝阳区政府买走了。
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眼中，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精英圈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趋势。〃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而大众则普遍认为，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1995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孙立平认为，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比如国企改革和工人失业。问题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不规范。许多改革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河上有船，两岸也有桥，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像国企改革这样重大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也没有系统立法。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说，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主要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缺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公正的立法都很难实现。当然，除了立法滞后，更重要的是有法不依。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把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手段。
在孙立平所做的社会学调查中，他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9月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题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有：
〃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
〃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走样、失控，就难以避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维护改革的共识就非常困难。破除旧体制好办，建立新体制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
怎么办呢？孙立平认为，首先暂停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停止掠夺利益的战争，〃与民休息〃。其次，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比如通过社会保障对受损严重的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第三，对于紧迫的改革，必须准备好一个博弈机制。8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是观念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主要是利益纠葛。现在扭曲改革的技巧相当成熟，〃改革改革，一切都假汝之名以行之。〃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并加以预防，改革变形是必然的。第四，社会道德底线已经彻底破坏，无论旧体制新体制都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生活的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才能重新启动改革。
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孙立平说，中国许多改革确实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