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其实很有趣儿-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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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金风暗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这张居正和宫内的太监冯保是铁哥们儿，两人早就琢磨好了，找个茬子赶走高拱。此后张居正居外，冯保居内，乘小皇帝才十岁屁也不懂的时候，赶紧过把瘾。
这一次他们的谋划，端的毒辣，那高拱突如其来被赶走，要求即刻离京，不得有片刻停留。那就得马上出京，连家都不许回的。当时高拱大哭着，出了宫门逮住一匹路过的叫驴，一把拉住，骑上驴背匆匆向城外走。两面是杀气腾腾的锦衣卫，只要他敢稍留片刻，一刀砍下，让你再也无头可回。
此时路上的百姓，忽然见到国家第二号领导人，骑着驴背上嚎啕大哭而行，两边则是杀气腾腾的锦衣卫，顿时全都吓坏了，以为必然是发生了天塌地陷的可怕事件。有胆小的就立即收拾金银细软，马上出城跑路，至于为什么要跑这事暂且顾不上想……连国家第二号领导人都这个样子了，不跑还等什么？
北京城中，一片大乱。
察觉这情形的朝官们，凑成一堆纷纷议论起来：“张居正够狠，还真看不出来他啊，正所谓大英雄黑手段，厚脸皮狠心肠，这厮硬是要得……”闲言碎语传入张居正的耳朵里，让张居正说不出来的别扭。只好再悄悄找冯保商量，别让高拱走得那么丢人了，就给他找辆车吧，反正他是注定了一去不复返的……
##03 人格裂变的张居正
从此张居正独霸朝廷，乾纲独断。
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为皇帝做点实事，那就必须要牢牢地把握权力，松一点儿也不成。于是张居正亲自出任小皇帝的老师，教导小皇帝读书，一边狂搞经济改革，大弄“一条鞭法”，也就是将所有的农业税赋全部打包统称农业税——他这一手可缺了大德了。他只想到在他这里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说想想你这边把农业税精减了，数千种税费并为一个称呼，这样的后果，是隔不了几天，就会有一群家伙出来：“嗯，农民的税赋太少了，怎么才一项呢，再加上八千八百八十八项，高额赋税是低收入者的光荣嘛。”
有关张居正的改革，至少有几千本书讨论这事，众口一词说好好好，减轻农民负担，这还不好吗？但所有的评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改革的非制度性，以及张居正蹬腿之后所引发的帝国崩摧。任何事情的评价一旦回避了最终的恶果，结论当然是好好好。但实事求是地讲，张居正当为大明帝国毁灭第一人，原因就是他的改革太好了，好到了上前踹一脚，整个帝国就灭亡了的程度。
要客观地评价张居正的改革，就要追本溯源，历说中国改革家对历史的影响。单只是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历史上有四个人大名鼎鼎。
头一个，就是商鞅。
商鞅时代的中国，还不存在着皇家权力这可怕的怪物，当时的国君权力也很大，但却受到臣属的制约。大臣们拥有自己的封建领地，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还拥有在自己势力范围的立法及司法权力。总而言之，在商鞅之前，中国处于标准正宗的封建时代，所谓封建者也，封邦建国是也——比如说周天子取得天下，就要大封诸侯，一个诸侯就是一个国家，拥有着合法的国家政权结构及组织。这种封建社会，权力架构形成了天然的相互制衡，一国之内，不是你国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必须要拉选票，争取大多数臣属的支持。反之，如果缺乏了臣属的支持，国君的号令就如同个槌子，没人理你。也就是说，在商鞅之前，秦国还不是专制集权国家，是一个权力体系比较松散的封建邦国。但是秦国国君超讨厌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于是他向广大知识分子发出了热烈的号召——你们谁能够帮我实现权力的独裁，让我想杀谁就杀谁，想玩多少女人就玩多少女人……谁愿意帮我这个小忙？
理论上来说，应该没人乐意干这缺德事。噢，你帮助一个野心家实现独裁的欲望，让他尽可以蹂躏天下民众，而你自己在其中却得不到丝毫的好处，典型的损人不利己，怎么可能会有人干这种事呢？
然而这种人硬是有——商鞅——突兀地跳出历史，从此抢了世人的眼珠，让人对此人的智力，产生了永恒的困惑。
这种困惑就是——商鞅其人的智商，到底是高还是低？
如果有人敢说他低，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评判。要知道，为了帮助秦国打造一个完美的独裁体制，商鞅绞尽了脑汁，想出了无数的办法。他首先摧毁了民众的自由移居权力——在他之前，民众是有权力自由移动的，但从商鞅而后，民众的这个权力取消了，实现了郡县制，所有的人都按照军营的结构，分排成列地居住在一起，而且十户人家，只允许拥有一柄菜刀——在此之前，民众同样是有权拥有武器的。民众拥有武器，即可以保护自身，更是用来反抗暴政的，但是商鞅成功地废除了民众的自我防卫权力，导致了皇家势力一头独大，从此民众沦为了鱼肉，由任官府肆意宰割，而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连武器都没有，你抵抗个屁啊。
对于商鞅的恶搞，大批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坚决不同意的。商鞅也有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统统杀掉，极权体制，需要的是又傻又蠢的民众，而知识分子是启蒙民众的，所以知识分子是权力天然的死敌。杀掉，统统杀掉。
《资治通鉴》上说，商鞅特别仇恨反对他变法的自由知识分子，杀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辞辛苦地亲自操刀，杀得河水血红，尸体堵塞了河道。
知识分子都是有智慧，有思想的，可商鞅一个人能够杀光秦国的知识分子，你还敢说他智商不高吗？
知识分子终于杀光光，秦国成功地实现了独裁——且慢，好像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给漏下了。
是谁？就是商鞅本人。
史书上记载，商鞅杀光了知识分子之后，秦国独裁权力出现，专政之刀首先奔他砍了过来。这老兄仰天长啸：“知识分子们呢？面对如此不公道的事情，难道不正是你们应该站出来的时候吗？”说过了，他已经把知识分子杀光了，死人没办法再站出来了。
于是商鞅星夜逃亡，可是他已经成功地将秦国改造成为了一个特大号的监狱，就是他长八条腿，也逃不出去的。没逃多久，就被火眼金睛的人民群众发现，当场扭送了司法机关。
秦国的独裁者正在享受着极权的快感，对于商鞅这种人的贡献，独裁者是打心眼里感激的。如何一个感谢法呢？弄五辆马车来，一辆马车拉商鞅的头，两辆拉胳膊，两辆拉腿，五辆马车向着五个不同的方向，就听“嘣”的一声，独裁帝国的总工程师商鞅，就这么四分五裂了。
商鞅被车裂，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成语——作法自毙——说的就是像商鞅这种缺心眼的人，帮助邪恶的统治者打造权力的铁笼，最终在葬送了民众福祉的前提下，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按说有作法自毙这个成语放在这里，有商鞅的下场警醒着世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像他这样犯蠢了吧？
没那好事！人类的天性之中，偏偏就有一种犯蠢的天性，越是于民无益于已无利的事情，就越是来情绪。到了西汉景帝年间，又有一个叫晁错的怪人，忙不迭地跳人历史之中，步商鞅之后尘，重演人类愚蠢之极致。
话说西汉帝国，乃汉高祖刘邦所创建，吸取了暴秦一头独大，权力没有制约的经验教训，有限度地恢复了封邦建国制度，也就是在大汉帝国一头独大的情形下，还有一些拥有着独立行政权力的刘氏小邦国。说起来这些小邦国也都是刘氏一脉，权力又极有限，对中央帝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尽管如此，当时的汉景帝还是感觉到极度地不爽。他大声疾呼：“要独裁，要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向商鞅学习，你们谁来帮我建立一个独裁体制？”
一听汉景帝这个要求，群臣都忙不迭地躲了。只有一个叫晁错的人，突兀跳了出来，拍着胸脯大叫曰：“陛下，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不就是个独裁嘛，小意思，你看我来帮你摆平……”
于是晁错就开始了“削藩”，意思就是取消由刘邦所建立的诸小邦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权力。诸邦国怒不可遏，纷纷破口大骂晁错。结果这事被晁错的父亲听到了，老头就颤悠悠地拄着拐杖，来找儿子，说：“小错子，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人家刘氏一家人的事情，你跟着瞎掺合什么？让人家骂你八辈子祖宗？”
晁错说：“爹，你老糊涂了，不懂的事别跟着瞎说。我这是帮助皇上建立独裁体制，你想想，一个拥有着独裁权力的皇帝，多威风啊。”
晁错的爹气得破口大骂：“我怎么生下你这么缺心眼的儿子？宁不惜让全家被人家杀光宰尽，只为了帮别人建立独裁体制，你你你……算了，我先服毒了，也免得跟你一样，让人家喀嚓一刀……”
言讫，晁老头仰药自尽。
见老头服毒了，晁错好不悻悻然：“你说你这老头，我不过就是帮皇帝建立一个没有约束的独裁政权，你服什么毒呢？”正在郁闷之际，忽然宫中来人，说是景帝请晁错过去，商量商量如何独裁的事儿。
晁错兴冲冲地出了门，行至半路，却见马车掉头，直奔刑场去了。晁错很是诧异，问道：“我们去刑场干什么？”对方回答：“老晁，你不至于这么缺心眼吧？上刑场，当然是要宰了你啊。”晁错不明白：“为啥要宰我？”对方告诉他：“你不是在帮皇上打造极权吗？极权是干什么的？就是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宰谁就宰谁，现在皇帝就是想宰你，难道你还敢有意见吗？”晁错：“……我没说有意见。”对方道：“没意见正好，看好了，这是刀……”喀嚓，晁错就被腰斩了。
秦国的商鞅、西汉的晁错，这两个帮助帝王实现独裁权力的怪人，从此就成为了历史上的警示灯，任何人想到他们，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晁错后面的人选始终是空缺，直到北宋年间的王安石横空出世，才算是勉强地将这段历史空白填上。
但是，王安石和缺心眼的商鞅、晁错却是有明显区别的。商鞅和晁错致力于实现权力的绝对集中和垄断，算是政治改革家。而王安石的改革却是集中于经济领域，最多只能算是个经济改革家。
但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也是遭受到了名臣司马光、苏东坡等的严厉抨击，指责他与民争利。
然则王安石何以会受到如此指责呢？
这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北宋帝国出现经济危机时的政策。当时北宋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全部的税赋收上来，还不够给国家公务员发工资的。于是王安石就建议说：“要不咱们改革吧，嗯，这么个改法，国家弄点粮食，贷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种地，等到秋收的时候，国家收回本贷，再让老百姓支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们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
王安石的这个搞法，在历史上有个名堂，叫“青苗法”。
那么，这个青苗法，到底好不好，管不管用呢？
客观评价起来，这个法子真是太好了，真是太管用了。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大牌国家还在偷偷地抄袭王安石的办法，却死活没付过一分钱的专利——但是有一点，王安石的法子，谁都可以用，百用百灵，唯独是中国人不能用，尤其是北宋年间，更不能用，用了铁定会坏事。
为啥呢？
这是因为，极权态势下的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而不是如西方那样的经济社会。权力就意味着不平等——平等就意味着权力的失效。而经济社会是平等的，契约式的。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经济变革是匡建于平等基础之上的法则，这种法则在经济社会里通行无阻。一旦落到权力社会里，就好比鸟儿跌进了海中，鱼儿落到了沙滩，再也没咒可念了。
反应到现实生活之中，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西方社会里运用，是契约式的，平等式的，制订政策的政府与民众是平等的，依据法律行事的。如果政府敢乱来，老百姓就会让你立即下台。而在权力社会里运用，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变成官府巧取豪夺的借口，因为官府可以随时改变游戏规则，怎么赢就怎么来，让老百姓哭天抢地，无处说理去。
所以，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运用，是越用越灵光。而用在北宋中国时代，却只见旷野中一望无际，是数之不尽走投无路的百姓悬死于树上的尸体。而这个意思就是说，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怎么说怎么正确，怎么听怎么有道理，就是现实的实践不灵光——改革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朝廷追究其责任，把他流放出了京城。出京后他向前赶路，看看天黑，就找了家客栈住下来。这家客栈的老板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