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4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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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不全是李来亨自己的理解，这次东征的时候，邓名和李来亨多次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不过给李来亨最大启发的还不是邓名，而是最早意识到帝国其实和强盗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的任堂。在船上闲聊时，任堂很仔细地给李来亨普及过四川现有的政治体系，尤其是以前任堂完全不能理解的院会，现在他也有了全新的理解。
分赃会，被任堂理解为是一个把更多人拉上贼船的工具，而且任堂还发现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法下贼船的保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强盗行为中受益，所以山大王想洗白都做不到。在梁山泊，接收招安或许是几个头领可以决定的事，宋江甚至能够力排众议改行当好人，但如果院会成熟了，那帝国的政策就不是邓名一个人说了算了。
其实任堂的理解也没有什么错，邓名听后甚至有知己之感。在他的前世，帝国这两个字不能理解成有皇帝的国家，而是一种国家对内、对外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很多有皇帝的国家和帝国完全无关，比如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每年发好几份岁赐的宋朝；反过来最典型的纳粹第三帝国，没有皇帝却是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者。而分赃会就是维持帝国思维的保证，没有人能因为个人好恶而改变国策：外交官不够强硬就撤换他，首相软弱就罢免他，国王不符合需要就推翻他，在参与分赃会的大部分阶层都获得满足前，只有帝国主义者才能坐在关键的位置上。
“其次，”邓名仍在继续他的发言：“清军打着明军的旗号抢劫了清廷的漕运，这是嫁祸于人。损害了我军的信用，居然还不打算分银子给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少清军将领听到这里已经面露惭愧，有一个人鼓起勇气问道：“那现在再分还来得及吗？”
邓名扫了那个清军将领一眼，对所有人大声说道：“如果清军在事先通知我们，和我军商量出一个合理的分配方案，让我军损失的名誉得到合理的赔偿，对清廷的震慑力也得到一个合理的估价的话，我军可以接受。但当清军擅自展开行动，企图私下盗窃我军的财产时——请注意，名誉是无形的财产，正是名誉让我军东征以来行动顺利，各地官府也踊跃购买债券——我们就不可能不要求额外的赔偿。而在自卫行动结束后，我军已经缴获了全部的漕粮和漕银，我们也不可能归还了，因为这对我军的支持者是不公平的。”
听说邓名一点儿东西都不想分给清军后，大部分清军将领都低头不语。他们本来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折腾了半天，反倒给明军做了嫁衣，当然让大家心里不痛快。
“我没有说不分好处给诸君，”见气氛有些沉闷，邓名进一步说明：“我只是说不分给清军。”
大部分人都错愕不解，只有头脑最灵活的几个人才想起邓名说过，他们其实有双重身份，一种是清军军人，另外一种则是因为拥有战争债券而获得的帝国政府支持者称号。
“刚才王将军说了，因为踊跃购买债券导致经济困难，这点帝国政府事先确实有所疏忽了。我刚才认真思考了一下，不应该让帝国政府的支持者因为对我们的支持而遭遇饥寒问题。”邓名宣布，因为王晗的提醒，他决定使用院会的授权，开始一次特别的分红，红利就从这次的漕银里出：“本息依旧，特别分红相当于债券面值的百分之十，用白银支付。”
大部分人都彻底糊涂了，尤其是清军将领更是立刻陷入了混乱，无法完成两种身份的切换。任堂等川军高级军官却没有丝毫的理解问题，马上就帮助邓名解释起来：“让支持者参与分赃……嗯，让支持者享受获得胜利的好处，是帝国的一贯政策。当然，在遭到损失后，我们也会要求共患难。”
“沟通非常重要，如果不是因为沟通问题，我军和清军就不会发生昨晚的误会，”在川军的帮助下，清军和夔东军将领渐渐明白了邓名到底在说什么，然后，邓名继续发言：“鉴于王将军的提醒，或许我们以后可以成立一个债券委员会，拥有大量债券的人可以参与讨论红利的分配方法。”
邓名又一次看向王晗：“王将军，作为一个债券的拥有者和帝国的支持者，如果清军将领在制造了这么多事端后还要求分享已经在我军手中的漕银，你认为帝国军队该如何处置？”
“应该坚决镇压！”王晗答道：“不过作为清军将领，末将保证再不会向保国公提出漕银要求。”
第十一节 两全（上）
邓名让这些押送漕运的人录下口供，每样四份，然后打发他们持着自己和同僚的口供返回各自的驻地。多出来的一份邓名派人送去重庆，在给高明瞻一伙儿人吃红的同时，也向他们证明此次劫持漕运并非邓名毁约，而是押送漕运的官兵监守自盗，明军为了不被栽赃不得不进行自卫。
把这些清军军官遣散后，邓名再次召集川军的军官商量下一步对策。如果邓名能约束住部队不去劫漕船，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可既然大家已经动手了，把粮食和银子都拿到了手里，邓名也就没法还回去了，不然，不但党守素和王光兴以及他们的手下会觉得邓名是白痴，李来亨和刘体纯也未必愿意，就是川军官兵也会不满——这可是上千万两的白银和几百万石粮食啊。
“我们为什么要打下瓜州？”在上尉以上的军官大会上，邓名再次向众人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当帝国军队闯进一个人的家里，要把看见的人打断了两条腿，然后再问他是不是强盗。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要挡在屋里，不让我们进去。”不少军官脱口而出，现在邓名那几句话已经传播开了：“先动手，后提问。”
“等等，我是这么说的吗？”虽然乍一听差不多，但邓名发觉他的话好像遭到了篡改，他说的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不是闯进别人家里。
“提督就是这么说的。”帝国军官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所有人脸上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好吧。”邓名也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那你们认为帝国军队为什么要立这个规矩呢？”
穆谭举起手，早在邓名做出处理后，他就思考了其中的原因：“当我军发现可疑情况时，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反击，而不是思考我们是不是误会了，否则就可能遭到突袭，导致我军处于不利境地。而如果提督处罚、或是是没有赞扬武少校和姜少校的反应，那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军官就可能陷入犹豫，担心又是一场误会——即使前面一百次都是误会，下一次遇到突然的情况还是应该先开枪后提问，否则就是对帝国军队不负责。”
“说得很好。”邓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正像穆谭说的一样，既然冲突已经爆发了，那邓名就要支持部下把这仗彻底打赢了：“漕船已经不可能还回去了，那干脆就打到底，把林启龙彻底打服；如果半途而废，那就是请求清军宽恕我们的误会，而现在则是清军制造了误会，我们宽恕了他们。”
不过既然漕运断绝，就说明周培公对邓名的围剿已经宣告失败，东南的情况即将失控，山东的清军不太可能坐视。
“清军渡过长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如果让他们沿着运河进入扬州周围，他们就可以洗劫北岸，在把江北都抢光前，清军不会因为补给问题而退兵。而我们则要保卫长江——保卫蒋国柱的领地！我军会被牵制在江南，还不敢说蒋国柱、张朝会不会在我们与江北清军对峙的时候背后捅我们一刀。”邓名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原计划沿着运河北上淮安，御清军于境外，不让清军进入富饶地区。
“但这是用我们的兵马保卫蒋国柱的领地，”赵天霸认为明军并不畏惧这样一场战斗，以川军的现有实力，可以与山东的清军中央部队正面抗衡，但他感觉这是为东南督抚们火中取栗：“没有长江阻隔，战斗肯定会激烈，如果我们损失很大的话，东南这几个督抚又会生出别样的心思。”
邓名承认赵天霸说的有理，眼下的情况让他有一种熟悉感，军官会议讨论了半天，一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散会后，邓名才意识到，他面对的情况和巩焴叙述的李自成进京的情况似乎有些相似。东南督抚就是首鼠两端的降军，而明军扮演的角色类似当年的顺军：不战而退可能会导致威信受到严重下挫，担心东南会重新倒向清廷；而如果和清军进行主力交战，又担心嫡系损失惨重，控制不住这些督抚。
“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又有个吴三桂一样的人物，”邓名苦思再三，也拿不出特别好的办法来，他很希望能够驱使东南地方部队去和满清的中央部队交战，而明军能够作为观战的第三方。不过首先是东南方面未必肯公开倒戈，其次就算蒋国柱、梁化凤派兵助战，邓名也担心重蹈李自成在山海关的覆辙：“怎么才能让这些督抚真心实意地全力阻止清廷中央部队进入东南呢？”
明军主力从镇江移师瓜州，同时邓名传檄四方，向江北官府和缙绅说明来意，让他们不必紧张。
看到邓名的檄文后，李来亨皱眉想了想，其中有一段称劫夺漕运并非明军本意，只是因为清军监守自盗所以才不得不出手，称这事处理稳妥后明军就走，让心向明朝的义士不要忙着起义。虽然邓名说的是事实，不过李来亨感到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好像我们这仗打得有点别扭。”
“虎帅刚刚有这种感觉吗？”党守素大叫一声。此番出兵后，他就觉得没有不别扭的地方，完全颠覆了他对战争的理解。
“嗯，确实才反应过来。”李来亨大笑起来：“和提督合作的次数多了，已经对反常的事习以为常了，你别着急，几年后你也会见怪不怪了。”
……
邓名的檄文被抄送到山东后，杰书看了一半就投掷于地：“这种挑拨离间未免也太拙劣了，他以为我们会信吗？”
漕运被明军劫夺了，但明军檄文里还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模样，好像他们是逼不得已。李国英捡起来仔细看了一遍，和邓名做了几年邻居后，他倒觉得邓名未必是在撒谎，如果这檄文上是邓名的真心话的话，那东南的情况似乎比他想象得还要复杂。
听说此事后，遏必隆也赶来杰书营中，和康亲王一样，遏必隆完全看不懂邓名在说什么。努力看了好几次都宣告失败，理解不了对方想表达的意思，辅政大臣终于也和康亲王一样勃然大怒：“这么前言不搭后语的檄文，邓贼势必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见康亲王和辅政大臣都认为邓名的檄文无法理解，李国英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现在江南的局面明显已经失控，几乎没用多少时间，杰书和遏必隆就做出决定，立刻集结主力向扬州方向进发。如果邓名尝试围攻南京的话，那他势必要收缩兵力在南京城周围，这样清军就可能在漫长的江道上找到一个地点，渡过天堑支援南京。
而北京在收到转送的檄文和漕运被截断的报告后，同样对邓名的声明感到莫名其妙——明军千方百计维持清廷的漕运，这么荒唐的事情连三岁小孩都欺骗不了吧？
但南京看到檄文后的反应和北京却完全不同。听说瓜州发生战斗后，蒋国柱和梁化凤首先是不信，很难想象邓名会主动违反和大伙儿的协议。早在檄文传到山东之前，邓名的通报就送到了南京，前后脚回来的还有一脸丧气的南京漕运押送官。看过手下带回来的几份口供后，蒋国柱对梁化凤点点头：“果然不出本官所料，瓜州事变保国公也是迫不得已。”
消息传到南昌、武昌时，张长庚和张朝的反应和蒋国柱差不多，都觉得邓名确实有不得已之处。
这三处的漕运押送官都说他们劫点漕银是为了孝敬督抚，缓解一下顶头上司的燃眉之急，只是林启龙策划失误，所以才招致明军误会干涉。
不过邓名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他答应拿出总计一百二十万两的白银给购买债券的人吃红，此次事变的罪魁祸首林启龙就分到了二十万两——漕运总督手下没有什么兵马，没法搞大肆摊派，所以现在债券都还在他手里。虽然银子不是很多，不过总算是看到回头钱了。
最高兴的就是最迟收到消息的重庆，当通报和给他们的红利送到时，高明瞻一伙儿弹冠相庆：“真不愧是邓提督，就是言出必行。”
南京、南昌、武昌三处可不像重庆那样高兴，这三位督抚持有的债券最多，分红也是他们拿得最多，但他们手下的将领或多或少也都能得到点银子，这让他们都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最早收到分红的是蒋国柱，邓名表示漕银已经分了，所以他没法还了，不过若是蒋国柱肯自掏腰包再送一次的话，他可以放第二批漕船安全通过。蒋国柱当然不会当这种冤大头，而且邓名的分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