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3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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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体纯认真地再次确认：“左都督肯定不会来了，对吧？”
“是的。”任堂答道，他全神贯注地等着刘体纯向他说明为何奉节会聚集这么多重要人物，他看到周开荒也是一脸严肃。
“嗯。”刘体纯脸上明显地露出失望之色。
“这件事和剿邓总理有关。”
刘体纯的话让任堂又楞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剿邓总理是周培公，不过有必要在明军的会议上对敌人用敬称么？
“这位就是周布政使的密使，”刘体纯把一个富商打扮的中年人介绍给任堂和穆谭：“他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周培公的使者向川西众人行礼，然后开始介绍长江中下游的情况。据密使所说，明军走了之后，两江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而蒋国柱和张朝都束手无策。
赋税积欠是明朝的常态，在崇祯朝以前，明朝对于积欠常常进行减免，即使实行了考成法以后，一般收到七成的税赋就视为合格。但考成法是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当崇祯朝把清理积欠和考成合格挂钩后，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就拼命地征税，导致大批农民家破人亡。而满清入关以后，继续清理积欠。不过满清主要针对比较富裕的江南而不是已经破败的北方；而且清廷一直注意对灾祸地区实行减免，再加上满清的武力威胁和用屠刀建立起来的凶恶名声，清廷得到了大量的赋税，但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起义。
到顺治朝后期，为了维持洪承畴的五千里防线，清廷对两江和湖广的考成一直是以十分为合格，也就是说不管中途有多少损耗，不管用什么办法，官府一定要拿到足额的赋税。这种严厉的考成使得东南百姓的负担大增，平民一年到头辛苦地劳作，却没有丝毫的结余。至于底层的佃户更是悲惨，田租平均已经高达产出的六成。
顺治十六年，在万历年曾高达每亩数十两的南京田价就只有十两了，苏州则不到十两。农民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自耕农的负担渐渐向军屯士兵看齐，而佃户基本已经与军屯无异——没有人愿意花钱去扮演军屯屯兵的角色，当买地无利可图时，田价就随着不断地下降。
郑成功和邓名两次攻打江南，而福建、四川各条战线上的开支依旧浩大，这让满清政府必须坚持以前的赋税政策。现在两江的小地主也开始破产，他们为了完税不得不借贷，然后卖地偿还，这导致田价继续走低。
在种地难以养活自己后，农民的购买能力也越来越低，越来越舍不得购买布匹，过年做衣服都舍不得购买商家的产品，而是完全依赖妻女的纺织，这让两江的经济作物区也开始萎缩。简而言之，满清为了继续把战争打下去而全力压榨东南数省的百姓，导致东南的财力到了枯竭的地步。
“今年秋收过后，又有很多人出售田地，而愿意购买的人非常少。江宁周围的水田，现在花个五两银子就可以买下一亩，如果买得多，三、四两也不是不行。”周培公的密使说道。
田价已经贱到这个地步，地主和佃户都不可能再购置农具，不可能增添牲口，可想而知明年的产量会继续降低。更多的人要靠借高利贷来偿付赋税，然后不得不想尽办法抛售土地还账——偏偏还没有多少人肯接手。就算是对经济原理一窍不通的两江官员，也知道这意味着离经济崩溃越来越近。
如果放在从前，蒋国柱和张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那就是继续按照朝廷的命令收税，如果发生民变就出动军队镇压——反正他们只是流官，民生根本无法与朝廷的权威相提并论。但现在蒋国柱和张朝都有了别样的心思，他们也和吴三桂一样，不能对民生凋敝熟视无睹了，无法一味横征暴敛下去。
只是北京的税赋任务依旧要完成，今年他们不是战区，没有减免赋税的借口。
“周布政使的打算是什么？要我们攻打两江吗？”穆谭听完后立刻问道。
“是的，原本希望邓提督能够去江南转悠一圈，至少为几个府争取下来明年的免税。不过这次我们实在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饷了。”
“不给我们粮饷，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难道要我们自己带粮食吗？”任堂顿时怒形于色。虽然川西早有攻打江南的计划，但这个时候要是不愤怒地嚷上两声，怎么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难处呢？
而穆谭没有立刻叫苦，他偷偷看了刘体纯一眼，觉得大概周培公那边还有什么名堂。
第七节 仲裁（上）
设立在奉节的委员会让夔东众将都对航运的盈利能力有所了解，对其中一些些人来说，邓名还与他们分享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川西和湖广、两江的关系。其中李来亨、刘体纯早就清楚此事，郝摇旗和贺珍也心里有数，但对王光兴、党守素来说就完全是新闻了。
李嗣业抵达奉节后，根据邓名与李定国的协议，也让他知晓了川西和湖广、两江的一部分协议——高邮湖一战的内幕当然不会在委员会上公开，而其他的协议邓名认为有必要让同盟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起到委员会的协调作用。知情人都是坚持抵抗到最后的将领或是他们的子侄、心腹，第一不会到处乱说，而且他们这些人无论说满清官员什么坏话，都不可能被清廷相信。
长江航运的利润大大超过李来亨和刘体纯与邓名联合发布夷陵宣言时的预期，即使不算舟山分润的那部分，刨除给李来亨、刘体纯以、袁宗第及汉水二将的补贴，这一年来还给川西带来价值超过两亿元的收入。现在这部分收入就是邓名的财政支柱，保证着欠条的信用和川西政府的运转，至于折合成多少银两，则会根据银价的起伏有些轻微波动。
今年郝摇旗和贺珍也采用了类似李来亨和刘体纯的政策，调整了他们和缙绅的关系，从委员会那里获得补贴，而李来亨和刘体纯则盼望着能够再提高一些他们的补贴。
不过今年的东南漕运开始后，委员会的利润就开始下降了。
首先去年很多收入是邓名勒索来的而不完全是商业收入，其次就是去年明军往来于长江上，起到了替代商船的作用。若是商业发达，沿江的百姓还可以向商船出售土产，或是提供薪柴、江鲜、粮食等物品，就像去年对明军做的一样，这些收入可以补贴一下家用，还可以进一步传递到不临江的地区，让农民可以通过多干一些杂活来补贴家用，承担赋税。而今年为了完成漕运，湖广和两江都不得不进一步征用民船，这进一步榨空了本来就疲惫不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的航运变得更加萧条，即使农民想多做一些零活，也变得无利可图，即使把这些余力全部投入土地，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了，只依靠土地所出本来就难以承担赋税，更不用说粮食、蔬菜、水果以及棉花的消费量和价格都在下降。
而禁海令给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以最后一击，大量的渔民和水手失业，正常的出口贸易完全中止。面对禁海令，山东、两江和福建、浙江的渔民开始冒死偷偷出海，但清廷手段极为严厉，下令各地官兵勒石为界，越过的百姓格杀勿论，为了生计而冒险的沿海百姓很多都死在巡海官兵的屠刀下。
即使是在江南也是一样，蒋国柱同样执行了严格的禁海令，第一，他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只有面对邓名这样手握重兵的人时才会容易说话；第二，蒋国柱虽然和崇明有协议，但是他同样不想把这件事搞的尽人皆知，所以除了少量几个走私码头外，其他地方执行禁海令时并无丝毫不同；最后，蒋国柱暗自盘算，若是禁海令执行的好，他和崇明的交易就可以取得垄断地位，比较容易抬价了。
现在两江的经济即将窒息，蒋国柱和张朝除了劝农桑就没有其他的应对方法，毕竟朝廷的赋税不能停。而因为不敢减轻清廷规定的赋税，所以劝农桑也就是一句空话，就算没有未来的经济理论，祖先也早就总结出来，想恢复生产就要轻税。因此现在两江的办法就只能是动员更多的官吏下乡，检查春耕、秋收，打击逃民，这种办法作用很有限，而且还给了官吏更多鱼肉百姓的机会。
看到田价下跌不止，而官吏依仗朝廷威势巧取豪夺，大批的小地主已经开始怀念去年明军过境时的时光了，那时有明军震慑，两江的官吏都收敛得多，而且粮价能够维持，还能够出售土产、买到便宜的货物，不少地主都私下议论，盼望着明军再次过境，让他们能够挣一些银钱好缴纳清廷的赋税。
缙绅的光景比小地主要强得多，他们目前还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比小地主和农民承受灾难的能力也强得多，不少人还利用赋税沉重大肆放贷，并趁着地价便宜的时候收购土地。
“这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任堂听周培公的密使说完后，立刻就想起了邓名的理论，不过他没有明言，而是继续讨价还价：“要想让东南恢复，就要停止向北京交税，蒋巡抚和张巡抚有这样的决心吗？如果有的话，我军倒是可以帮忙。如果两位巡抚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总不可能说服北京的鞑子不收你们的税。”
直接向明军倒戈是不可能的，现在蒋国柱虽然正在利用走私渠道敛财，积极培养私人势力，但才鼓捣了半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大成效。要是明目张胆地反正，满清就是放弃四川、两广也一定会全力平定东南，只要北京不惜代价、不怕形势一夜回到十几年前，绝对能凑出一支可观的平叛大军，倒时候蒋国柱定然是死路一条；而如果邀请明军来助阵，先不说打不打得赢，就是打赢了那地盘也都是明军的了。
“现在和鞑子决战，有些太草率了。”不等周培公的使者回答，刘体纯就替他答道。
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清廷依旧有绝对的优势，而明军能够在西南相持，很大程度上是占了清廷兵力分散的便宜，越向西距离清廷的政治和经济忠心就越远，清军的补给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变得越弱，所以即使清廷拥有数倍、乃至十倍的国力优势，在西部的战线上也取得不了压倒性优势。
向东只能是袭扰战，目的就是掠夺物资加强自己，并且削弱清廷的国力，这点夔东众将都看得很明白。就算强大如郑成功也无法夺取东南，骁勇如邓名也无法稳固地控制哪怕一个据点，而夔东众将实力更差，李来亨现在和张长庚还算平衡，而郝摇旗、贺珍二人甚至连楚军都打不过，能够在襄阳站住脚还是因为武昌担心邓名的反应。所以委员会的这帮成员人人心里清楚，邓名采取的政策恐怕是目前对明军最有利的。
“委员会的意思是，”刘体纯第一次动用了这个机构的名义：“我们向江南出兵，攻破一些府县，让两江能够获得一些免税，不过我们的船只不够，需要川西水师助战。”
“贵使是这个意思吗？”穆谭有些惊讶地问道，如果攻破府县的话，就算能免税对蒋国柱又有什么好处？可如果只是装装样子，不让明军拿走库房里的积蓄的话，那刘体纯他们又怎么会积极地赞同这个决议？
“是的。”周培公的使者答道，接着他就说出了周培公的打算。
自从兼任了两江的布政使后，周培公对两江的事情也非常尽心，而且还是蒋国柱和张朝自立门户的积极支持者：因为周培公知道，只有在邓名具有极大威胁的时候，他本人才有最大的价值，无论他的衙门是叫“剿邓”还是“通邓”，朝廷因为前者而同意了这个衙门的设立，而东南督抚因为后者而厚待他。
对于东南的困境，周培公同样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如果情况继续下去，不但他的衙门会收影响，邓名可能会不满，而且蒋国柱和张朝在民间的口碑也会变得很恶劣——这对他们培植私人势力是很不利的，朝廷的流官不需要太在乎自己在民间的威望，但想当一个土皇帝就完全不同了。
蒋国柱的最初设想是拿一批缙绅开刀，理由就是这帮人怀念大明，对满清心怀不满。清廷一向对汉人的言论很敏感，这个罪名一定能让朝廷满意，而缙绅的家产也比较多，浮财可以充填藩库，土地可以用来安置迁海的移民，租给他们还会有一些收入。
不过周培公觉得不妥，因为这个借口虽然很容易被朝廷接受，但对蒋国柱的名声损害太大，除非蒋国柱拿出一部分所得来补偿江南的百姓——如果收拾一批缙绅，免了欠他们贷子的小地主的税，并分一些田给他们，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但蒋国柱斟酌一番后又舍不得出血。
最后这个计划就进一步修改，蒋国柱打算和明军达成秘密协议，由明军出面收拾一批富豪缙绅，而蒋国柱负责暗中配合，不给明军的军事行动制造麻烦，最后他们的家产双方二一添作五，而明军的出兵费用就不用蒋国柱另付了。
委员会觉得这个办法不错，闯营本来就对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