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证人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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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迪把车停在一边，看着救护车向急诊停车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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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杰·罗伊·福尔特里格是一位在新奥尔良负责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事务的美国检察官，共和党人。他刚啜饮完一罐番茄汁，伸着腿坐在他经过改造的切诺勒特轻便车的后座上。汽车沿着高速公路平稳行驶，孟菲斯就在北边，顺着5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直往北，再过五个小时就能到达。他本可以乘上飞机的，但有两个原因使他误了飞机。第一个原因是日常文书的处理，或那些他可声称为与博伊德·博伊特有关的公务。他可以在这里夸张一点，那里发挥一点，应付过去，但以后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补救，去收场。还有十八种各不相同的表格需要填写。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乘飞机。他本来可以在新奥尔良等上三个小时，乘上飞机一个小时后，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可以降落在孟菲斯。但现在改乘了汽车，他们半夜才能到目的地。他没有向别人说自己怕乘飞机，但他感到总有一天不得不去找精神科医生治一治。此外，在这期间他自己掏腰包买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装备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新发明，两部电话，一台电视，甚至还有一台传真机。他乘着这辆车由沃利·博克斯驾驶着在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到处转悠，觉得比坐大型高级轿车更合适、更舒服。
他慢慢地把穿在脚上的平跟鞋蹬掉，眼睛注视夜空中掠过的飞机。和他在一起的特工人员特鲁曼这时正在接电话，听筒紧紧地与耳朵贴在一起。衬垫垫得厚厚的后排座位的另一头坐着他的忠实助手托马斯·芬克。他是一位美国国家副检察官，在博伊特的案子上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处理审判的绝大部分事务工作，特别是做那些默默无闻别人瞧不起的活，这样他的上司当然就可以做那些容易的、抛头露面的事情了。和往常一样，芬克正在阅读一份文件，一面想听听特工特鲁曼在喃喃地说些什么。特鲁曼坐在他对面的一把转椅上，正在和孟菲斯联邦调查局通电话。
斯金珀·谢尔夫紧挨着特鲁曼，坐在一张一模一样的旋转靠椅上。他是一名新手，没有参与这件案子，但碰巧赶上去孟菲斯的汽车旅行。他在一本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上潦潦草草地书写着，而且在未来的五个小时里还要继续潦草地写下去，因为在这水也难泼进的权力圈内他无话可说，而且说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看着他的法律事务记录本，把上司的指示记下来。拉里·特鲁曼是他的上司。当然还有最高司令本人——罗伊大律师。谢尔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己潦草的记录，竭力避免与福尔特里格的眼光接触。他想听清孟菲斯方面在给特鲁曼说些什么，坦白费劲。一小时以前听到克利福特自杀的消息时，事务所受到了震动。谢尔夫直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他为什么和怎样坐上了罗伊的汽车，顺着这条高速公路急驰。特鲁曼叫他赶紧回家收拾换洗衣服，立即去福尔特里格的事务所。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现在他在这里潦草地记录，专心地聆听。
轿车司机沃利·博克斯实际上已取得了开业做律师的证书，但是他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他是一位国家副律师，和芬克一样，但事实上，他是给福尔特里格打杂跑腿的。他为上司开车，拎公文包，写讲话稿，应付新闻媒介。光和新闻媒介打交道就占了他一半时间，因为他的上司十分重视在公众中的形象。博克斯并不笨，善于玩弄政治花招，涉及他上司的事他反应敏感，竭力维护。他对上司忠心耿耿，忠于职守。福尔特里格前途无量，博克斯知道将有这么一天他和他了不起的上司会在国会山散步，自己则作为一个要员低声向这位伟人耳语献策。
博克斯知道博伊特一案的重要性。它将是福尔特里格光辉历程中最重大的一场审判。他在睡梦中也一直想着这一审判，因为它将帮他获得在全国范围内受人注目的地位。他知道福尔特里格正为尖刀巴里·马尔丹诺而伤透脑筋，睡不着觉。
拉里·特鲁曼打完了电话，放下机子。他是一位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四十刚出头，还能干十年才到退休年龄。福尔特里格等着他说话。
“他们正在努力说服孟菲斯警察局把那辆车拿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好好查看一下。恐怕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事情才能解决。他们在向孟菲斯方向解释克利福德和博伊特的事情经过，非常不容易，但是有进展。我们在孟菲斯办事处的负责人名叫贾森·麦克苏恩。他很会磨嘴皮，善于说服人，现在正在会见孟菲斯的警察局长。麦克苏恩先打电话给华盛顿，华盛顿然后再打电话给孟菲斯，一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拿到车了。死者头部有一处枪伤，显然是自伤。非常明显，他开始企图用花园浇花用的水龙带接在车尾部排气管上自杀，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他服用了盐酸氟胺安定和可待因，是用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吞服下去的。枪的来历尚未查明，但时间还早着呢，孟菲斯正在查，是一支点38口径的蹩脚货。他设想自己能把子弹也吞咽下去。”
“毫无疑问是自杀？”福尔特里格问道。
“毫无疑问。”
“他在哪里干的？”
“孟菲斯北面的一个什么地方。他把林肯牌黑轿车开进树林子，就结果了自己。”
“我想没有人看到吧？”
“显然没有人看到。是一两个孩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他尸体的。”
“他已死多久了？”
“没多久。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解剖尸体来确定死亡时问。”
“为什么在孟菲斯？”
“不清楚。要是有什么原因的话，至少我们还不清楚。”
福尔特里格一边考虑这些问题，一边啜饮番茄汁，芬克记笔记，谢尔夫潦草地写个不停。沃利·博克斯注意听每一个字。
“那张纸条怎么说？”福尔特里格问道，眼睛看着窗外。
“嗯，也许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孟菲斯的伙伴们已搞到一份，但不很清晰，几分钟后他们将设法传真给我们。看上去这张纸条是用黑墨水写的，比较容易读懂。有几段是他给秘书下达关于他的葬礼——他想死后火化——以及怎样处置他事务所里的家具的指示。纸条还告诉他的秘书，哪里可以找到他的遗嘱。纸条当然不会提到博伊特和马尔丹诺。然后，他显然想在纸条上用比克牌蓝色笔再加上几句，但他写着写着墨水用完了。加上的那些字非常潦草，很难看懂。”
“写的是什么？”
“我们不清楚。孟菲斯警察局掌握着这张纸条、手枪、药片，以及从汽车里取出的实物证据，麦克苏恩正在设法获得这些证据。他们在车子里发现了这支没有墨水的比克笔，而且这支笔似乎就是他想用来在纸条上再加几句的那支。”
“我们到达时，他们会拿到这些物证的，对吗？”福尔特里格问道。从他说话的口气可清楚地听出，他想一到孟菲斯就得到所有的物证。
“他们正在想办法搞，”特鲁曼回答说。严格地说来，福尔特里格不是他的上司，但现在这是一件诉讼案，不是调查案，它处于这位大律师的控制下。
“这么说来，杰罗姆·克利福德开着车来到孟菲斯，崩了脑袋，”福尔特里格对着窗外说。“就在审判前四星期。这件案子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怪事呢？”
这问题不需要回答。他们乘在车子上不吭一声，等着罗伊再说话。
“马尔丹诺在哪里？”他最后问道。
“新奥尔良。在我们监视之中。”
“半夜时他就会有一位新的律师了。到明天中午他将提出十几项申请，要求诉讼延期，声称杰罗姆·克利福德的惨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宪法权利。没有律师的帮助，他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当然要提出反对。法官会宣布在下周举行意见听证会，我们得去参加，我们得认输，这样得再需要六个月此案才能审判。六个月！你能相信吗？”
特鲁曼厌恶地摇了摇头。“至少它将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尸体。”
那是必然的，罗伊当然已想到这一点。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真的需要，但他又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是公诉人，代表政府反对犯罪和腐败。他是正义的代表，正义在他这一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他都要准备着去克服邪恶。他已作了不懈的努力，促使此案尽快审判，因为他是正确的代表，他能使被告服罪。美利坚合众国一定会胜诉。罗伊·福尔特里格将带来这一胜利。
但他要找到博伊德·博伊特那该死的遗体，否则也许不可能使被告伏法，也不可能会有头版照片、哥伦比亚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也不会青云直上，登上国会山。
芬克看着特工特鲁曼说，“我们认为克利福德知道这具尸体在什么地方，你明白这一点吗？”
显然特鲁曼不知道这个。“你凭什么这样认为？”
芬克将他正在阅读的文件放在座位上。“罗米和我的关系说来话长了。二十年以前我俩一起在图莱恩法学院上学。他那时候就有一点疯疯癫癫，但很精明。大约一星期前，他给我家里打电话，说要跟我谈马尔丹诺的案子。他喝醉了，口齿不清，失去了自制力，不断唠叨着说这场官司他不能奉陪到底了。我感到吃惊，因为他是非常喜欢这种大案子的。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漫无边际地聊天，结结巴巴地说……”
“他甚至还哭哩，”福尔特里格插话说。
“对，他哭得像个孩子。开始我对这一切感到吃惊，但你知道，后来杰罗姆·克利福德所干的事情使我不再感到惊奇了，甚至连他自杀也不足为奇。最后他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晨九点他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他怕得要命，因为第一天晚上他说漏了嘴。他惊恐万分，不断暗示他也许知道那具尸体在什么地方，转弯抹角地探我口气，想知道他酒后讲胡话时有没有露什么马脚。于是我也就跟着做戏了。我感谢他前一天晚上给我透露消息。我一谢再谢，我可以感觉得到罗米在电话机的那一端直冒汗。那天他又给我办公室打了两次电话，晚上给我家打电话，又喝醉了酒。这几乎很滑稽，但我想我可以戏弄他一番，也许他会泄露点什么的。我告诉他说，我必须得跟罗伊说。罗伊已告知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如今正在日夜跟踪他。”
“这真是搞得他神魂颠倒了，”福尔特里格帮腔说。
“对，他骂得我狗血喷头，但第二天又给我办公室打电话。我们一起吃午饭，那伙计精神崩溃了。他害怕地问我是否知道有关尸体的情况，我回答得模棱两可。我告诉他说，我们在审判前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尸体，我又谢了谢他。他当时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指责我耍诡计，卑鄙缺德，行径可耻等等。我付了账就走了。那天晚上他给我家打电话，相当清醒，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我向他解释说，罗伊正在认真考虑要起诉他故意妨碍执法。这使他暴跳如雷。他说我们没有证据。我说也许没有，但他要被起诉、逮捕、审判，他就无法做巴里·马尔丹诺的辩护律师。他大叫大嚷，咒骂了十五分钟，然后挂掉电话，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
“他知道或者说他过去知道马尔丹诺把这具尸体放在哪里了，”福尔特里格十分肯定地补充说。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们？”特鲁曼说。
“我们正想告诉您。事实上，托马斯和我讨论过了，就在今天下午，我们接到电话前不久，”福尔特里格淡然地说，好像在说特鲁曼不应该向他问这样的事情。特鲁曼向谢尔夫看了一眼，只见他紧紧抓着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在画手枪。
福尔特里格喝完了番茄汁，将空罐头扔进垃圾袋，双腿一交叉，说道，“你们这帮伙计追踪克利福德的行动应该从新奥尔良一直到孟菲斯，弄清他走哪一条路？沿途有没有朋友？他在哪里停过？在盂菲斯他见到了谁？毫无疑问，从他离开新奥尔良到他开枪自杀这段时间里，他一定跟人说过话。你难道不这样认为？”
特鲁曼点头同意说：“这段路车子要开很长时问。我相信沿途他一定要停留。”
“他知道尸体在哪儿，他自杀必然计划过的，那么就有告诉过别人的外在可能，你看是吗？”
“可能？”
“想一想，拉里。设想你是他，是一位律师，当然这决不可能，你代表一位杀害美国参议员的凶手。设想这位凶手告诉你这位假设的律师他隐藏尸体的地方。这样，你们两个人，整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这一秘密。这位律师贸然行事，决定自杀了事。你进行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