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证人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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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地笑了。这个女人犹如一块破窗而入的石头，令人难以捉摸。那台该死的微型录音机一定就在附近。
　　她揿下按钮。“好啦，开始吧。”
　　“你的委托人在什么地方？”福尔特里格向前一探身子问道，显然下面的话都将由他代表着说了。
　　“在医院里。医生让他呆在病房里，留在弟弟的身边。”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谈话？”
　　“你认为你一定可以跟他谈话吗？”她注视着福尔特里格，眼睛里充满自信。
　　“我们需要和你的委托人谈谈，洛夫女士。”
　　“叫我雷吉，行吧，罗伊。”
　　“行，什么都可以。简而言之，我们认为他知道一些事情。”
　　“譬如说？”
　　“这个嘛，我们深信杰罗姆·克利福德自杀前，小马克曾在那辆汽车里。我们认为他和克利福德在一起的时间不是短暂的一会儿。克利福德显然想自杀，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把他的当事人马尔丹诺先生埋藏博伊特参议员尸体的地方告诉别人。”
　　“你根据什么认为他想告诉别人？”
　　“这说来话长了，但是他曾跟我事务所里的一名助手有过两次接触，暗示说他也许愿意做个交易，把秘密说出来。他害怕得要命，喝了很多酒，行为异常古怪。他十分惊慌，难以控制自己，想谈一谈。”
　　“你凭什么认为他对我的委托人说过？”
　　“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你一定明白。”
　　“我明白你们有点走投无路了。”
　　“不是有点，而是非常，雷吉，我对你开诚布公说了吧。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参议员，但坦率地说，没有找到那具尸体，因此开庭审判的条件不成熟，”他顿了顿，温和地冲她笑笑。尽管他有许多惹人讨厌的毛病，但罗伊毕竟在陪审团面前见过很多世面，知道应该怎样显得真心实意，什么时候应该真诚老实。
　　在对付这一号人时，她也是个老手，知道怎样区别真伪。“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跟马克·斯韦谈话。今天你跟他谈不了。但明后天也许可以。事态发展得很快。克利福德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应该放慢一点节奏，一步一步慢慢地来，好吗？”
　　“好的。”
　　“那么请拿出根据证明杰罗姆·克利福德开枪自杀前，马克·斯韦与他一起在汽车呆过，好让我心服口服。”
　　没问题，福尔特里格看了看记录用的拍纸簿，一口气报了一长串指纹相符的地方：尾灯、行李箱、前车门把手、锁开关、仪表盘、手枪、杰克·丹尼尔威士忌酒瓶等等。此外，在水龙带上也测得相符的指纹，但还没有最后确定。鉴定正在进行。福尔特里格这下子成了起诉人，正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来确立一个案子。
　　雷吉记了好几页纸。她知道马克去过汽车里面，但不知道他竟留下了这么多的痕迹。
　　“威士忌酒瓶子？”她问道。
　　福尔特里格迅速翻过一页，查看详细细节。“是的。上面有三个清晰的指纹。毫无疑问。”
　　马克跟她说起过枪，但没有讲到酒瓶的事。“这似乎有点奇怪，是吗？”
　　“在这一点上的确非常奇怪。跟他谈过话的警官们都回想不起他说话时带有酒精味，因此我认为他没有喝酒。如果我们可以跟他谈一谈，他肯定能解释清楚的。”
　　“我会问他的。”
　　“那么，看来关于酒瓶子的事他没有对你说过。”
　　“没有。”
　　“他讲了那支枪的事没有？”
　　“我不能透露我的当事人对我说的话。”
　　“这么说，他没有把一切情况告诉你？”福尔特里格问道。
　　“他告诉我很多事，但漏掉某些细节完全可能的。”
　　“这些细节可是至关重要的。”
　　“我会判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什么不是。你还掌握了一些什么？”
　　“把字条让她看看，”福尔特里格命令道。特鲁曼从案卷里抽出那张字条，递给了她。她慢慢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一遍。马克没有提过这张字条的事。
　　“显然是用两枝不同颜色的笔写的，”福尔特里格解释说。
　　“我们在车子里找到了那支蓝色笔，一支廉价的比克笔，没有墨水了。我们推测，马克离开汽车后，克利福德好像想加上几句话。‘何处’这个词似乎表明那孩子已经离去，很明显他们两个人交谈过，互通了姓名，而且那小孩在车子里逗留的时间很长，有足够的时间东摸西摸的。”
　　“在这上面没有发现指纹？”她挥了挥手中的字条问道。
　　“没有，我们已仔细查过，那孩子没有碰过它。”
　　她若无其事地把它放在法律记事拍纸簿边上。
　　“那么，罗伊，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你们这些人怎样对上他的指纹的？你们怎样取得他的指纹，然后又与汽车里的指纹对上号？”她问道，口吻里充满自信，又带着嘲弄。麦克苏恩和特鲁曼四个小时前已领教过这种滋味，当时她拿出录音带来时就是用的这种口气。
　　“很简单。昨晚在医院里我们从一只饮料罐上取得了一个指纹。”
　　“取指纹前你们有没有征得马克或他母亲的同意？”
　　“没有。”
　　“这么说来你们侵犯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的隐私权。”
　　“不，我们只是想取得证据。”
　　“证据？什么证据？我敢说不是犯罪的证据吧。罪早已犯了，尸体也被处理掉了，你们怎么也找不到。在这里我们还有何罪可言？自杀？看到人自杀？”
　　“他看到那人自杀了？”
　　“我不能告诉你他做了什么或看到什么，因为我是他的律师，他信任我。他有权对向我所说的话保密，罗伊，你知道这一点。你们从那孩子身上还取到了什么？”
　　“没什么了。”
　　她哼了一声，似乎并不相信。“你们还有其他什么证据？”
　　“难道这一证据还不够吗？”
　　“我要所有的证据。”
　　福尔特里格迅速地翻动宗卷里的一页页材料，渐渐失去了原先那种心平气和的样子，不觉怒火中烧：“这孩子的左眼肿起，额头上有块肿疙瘩，你应该看到了。警方说他们在现场发现他时，他的嘴唇上有血迹。克利福德的尸体剖检时，他的右手背上发现了一滴血斑，血型化验表明，这血不是他的。”
　　“我猜想是马克的。”
　　“也许是，属于同一血型。”
　　“你怎么知道他的血型的？”
　　福尔特里格放下他的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搓了搓脸。能干的辩护律师部善于把辩论引离问题的要害，然后在案件的枝节问题上大作文章，以便转移原告及其律师以及陪审团的注意力，从而开脱他们当事人显而易见的罪行。如果有什么事实要隐瞒，他们就向对方大叫大嚷，指责对方违反了技术上的细节。此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必须确实弄清克利福德告诉马克的一些实质性东西。本来这事很简单，但是现在这小孩子请了律师，他们反而要在这里向她解释他们是怎样取那些至关重要的证据的。本来不征得对方同意，从一只饮料罐上取得指纹是无可非议的，这是警方的杰作。然而到了一位辩护律师的嘴里，它突然成了严重侵犯隐私权，下一步她就会威胁着要向法院起诉，打官司。现在又冒出一个血型问题来了。
　　她是一位能干的律师。福尔特里格很难相信她干律师才只有四年时问。
　　“从他弟弟的入院登记中得知的。”
　　“你们怎样得到医院的病历？”
　　“我们当然有办法。”
　　特鲁曼作好准备等待挨骂。麦克苏恩缩在卷宗后面不敢露头。他们两个曾陷入这样的窘境，结结巴巴，无言以对，干着急。现在轮到罗伊啥这种滋味，简直有点滑稽。
　　但是她仍很沉着冷静。她的手指瘦削，涂了白色的指甲油，她缓缓伸出一指，指着罗伊说，“如果你们再走近我的委托人，未经允许企图从他身上获取什么，我就向法院起诉，控告你和联邦调查局。我将向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州法院起诉，控告你们违反职业道德。而且我还将送你这个笨蛋上这里的少年法庭，要求法官把你关起来。”她说这番话时心平气和，不动感情，但实实在在，从而会议室内的每一个人，包括罗伊·福尔特里格在内，都知道她是言出必行的。
　　福尔特里格微笑着点点头。“很好。如果我们有所出格的话，请原谅。不过我们很着急，必须与你的委托人谈谈。”
　　“你把有关马克的所有材料都告诉我了吗？”
　　福尔特里格和特鲁曼核对了他们的记录材料后说，“我想是的。”
　　她细细地看了一遍她的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后说，“我们明天再见吧。”与其说她在提建议，还不如说她在作指示。
　　“我们真的很急，雷吉。”福尔特里格恳切地说。
　　“好啦，我不急。我想我是在发号施令了，是吗？”
　　“我想是的。”
　　“我需要时间进行分析，还要和我的委托人谈话。”
　　这一结果不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但事实上他们也只能得到这么多，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一事实。福尔特里格做作地拧上钢笔套，将记录材料塞进公文包。特鲁曼和麦克苏恩照着他的样子也收拾起东西来。他们整理文件、档案和一切，动作特别大，使会议桌都晃动了起来。
　　“明天什么时候？”福尔特里格问道，并砰的一声关上了公文包，手猛然一推，离开了会议桌。
　　“十点钟，在这里。”
　　“马克·斯韦来吗？”
　　“不知道。”
　　他们一个个站起来，鱼贯地走出会议室。
　　
　　11
　　沃利·博克斯每小时至少四次与在新奥尔良的事务所通电话。福尔特里格手下有四十七名助理律师与各种犯罪作斗争，保护政府的利益。沃利负责把正在孟菲斯的主子的指示传递出去。除了托马斯·芬克以外，还有三个律师参加处理马尔丹诺一案。沃利感到有必要每隔十五分钟和他们通一次电话，把指示和有关克利福德一案的最新进展情况通报给他们。到中午时，整个事务所的人都已知道马克·斯韦和他的弟弟了。办公室里充满了流言和猜测。那个小孩子知道多少情况？他能带他们去那藏尸的地方吗？起初，这些问题只局限于对马尔丹诺起诉的三名律师中，他们低声交换意见；但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在咖啡室，秘书们都已议论开了，对克利福德自杀时留下的字条和开枪自杀前对那个小孩讲的话作出无边无际的猜测。在福尔特里格的事务所，大家除了等沃利的下一个电话外，其他的工作实际上都已停了下来。
　　福尔恃里格曾为消息泄漏而恼火，开除过他怀疑说话太多的人。他要求他手下所有的律师、助理律师、侦查员和秘书都具有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他把一些敏感的消息都妥善地锁起来，防止自己手下的人泄漏出去，对他们训斥威胁兼施。
　　但是，罗伊·福尔特里格不是能激起手下人对他无比忠诚的那号人。助手中的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他玩弄政治游戏，利用所承办的案子未实现自己赤裸裸的野心。他争出风头，把一切好事归功于己，坏事归罪于下属。他指控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尽管没有多少根据，但用心昭然，为的是在报纸上登上几条消息亮亮相。他侦查他的敌人，通过新闻界将他们的姓名泄漏出去。他是个政治上不恪守信仰的人。法律上唯一的才能就是引经据典，向陪审团唠叨说教。他是里根政府委派的，任期还有一年。他手下的助理律师中，大多数人都在算着他离任的日期。他们怂恿他去参加竞选，谋求一官半职，干什么都行。
　　新奥尔良的记者早晨八点开始打电话询问消息，要求福尔特里格律师事务所就克利福德之死发表正式评论，但他们未能如愿。而后，两点钟时，威利斯·厄普丘奇粉墨登场，马尔丹诺虎视眈眈，在一旁作陪。事务所周围来了更多的记者，到处刺探消息。往复于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的电话数以百计。
　　人们都在议论纷纷。
　　他们站在九楼走廊尽头肮脏的玻璃窗前，俯视市中心交通高峰期川流不息的过往车辆。黛安显得很紧张，点了一支弗吉尼亚苗条烟，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这位律师是谁？”
　　“她叫雷吉·洛夫。”
　　“你怎样找到她的？”
　　他指了指四个街区以外的斯坦里克大厦说，“我去过她的办公室，就在那座大楼里。我和她谈过。”
　　“为什么去找她，马克？”
　　“这些警察使我害怕，妈妈。这里到处是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还有记者。我想我们需要听听律师的意见。”
　　“律师是不会白干的，马克。你知道，我们请不起律师。”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