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斯大林的计划-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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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说的那位一九三八年在大连警察署保安课工作的那个人。几天后,我收到了川上音造的回信,说那
个人就是他。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年底吧。。时间相隔太久了。我记得,那时汉口已
攻陷,近卫首相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我们在满洲还相互庆贺呢。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满洲,到处都是打着灯笼游行的日本人,一片欢
乐气氛,而我却感到不安。因为发生了日华事变,一部分关东军被抽调到华
北,满洲治安情况严重恶化。匪徒遍地出没,中国人的反抗情绪眼见加强,
受俄国人操纵的共产主义者在背后煽动中国人。抗日、反日活动日趋激烈,
光靠警察是难以控制的。
因此,我们担心,日华事变如不快些解决,经营满洲也必将动摇。
另一方面,那时的满洲因事变的关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旅馆住满了从
国内来做生意的人,饭馆里那些暴发户们整夜地吃喝玩乐,火车上挤满了从
国内来的移民和旅游者,乱哄哄的。在常盘路和敷岛路这两条繁华的大街上,
日本人熙熙攘攘。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繁荣只不过是短暂的梦境。
我曾奉职的大连警察署在中央广场西侧的西大街一号。左侧是朝鲜银
行,右侧是英国领事馆的房舍。英国领事馆右邻就是“满铁”修建的大和饭
店。这是一座四层楼的洋式饭店,登上楼顶的露天凉台,可以鸟瞰大连港。
你所打听的在饭店发生的事件,我还记得很清楚。何必为了这件事特地
从东京远道而来呢。。另外,象你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对这一事件感兴趣
呢?
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一事件,因为它和横纲(译者注:日本相扑比赛的最
高级运动员)玉锦有关系。说起玉锦也许你们不知道,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
三六年,是玉锦的全盛时期。他和我都出身于高知,所以自从玉锦在一九二
六年进入一流选手行列之后,我一直是玉锦迷。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出了个双叶山,他在五场比赛中连胜玉锦。
这使我窝着一肚子火。那年大相扑到小仓巡回比赛时,赛到第七场,玉锦搂
腰摔倒了双叶山。于是我对王锦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或许会在下一个月正式
比赛中能战胜双叶山。
令人难以忘却的是,那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报道说:“玉锦因盲肠
炎住院。”他是在去九州巡回比赛的归途中,在开往大阪的船上发病的,被
送进了日生医院。
因此,我很关心玉锦的病情,经常用警察署的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消息。
这是一台最新式的胜利5R10 型收音机,由警察署的工作人员凑了八十六块日
元买的。从前的物价很便宜,所以这个价钱就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
这时候正好大和饭店来电话了,保安课长首藤说:“在饭店里抓到了一
名中国人密探,你去一趟。”于是我和名叫小林的警察赶到了饭店。
那个中国人被押在四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四、五个日本人,在我
和小林到达前,好象已经审讯了这个中国人。四、五个日本人中有两人仿佛
见过,是大连“锦旗会”的年轻人。另外两人是校级军官。
战后,对“锦旗会”有各种说法,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坏团体,而是日本
青年中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的自卫团体,也协助我们警察。
房间里有一个日本人是我在大连未曾见过的。年龄和你差不多,三十刚
出头。一身新做的灰色西服笔挺、笔挺的,头发擦了油,梳得溜光溜光的。
这个人的打扮倒挺漂亮,但表情是阴暗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长谷
部太郎。
这个人向我说明了捉拿中国人的经过。据他讲,“锦旗会”的年轻人因
某种原因而监视饭店。不久,他们就发觉一名中国人在饭店大门口转来转去。
过了一会儿,那个中国人好象对进不进饭店正在犹豫。
又过了片刻,那个中国人下决心走进了饭店。进去后,穿过门厅,他便
闯进餐厅旁边的男厕所。
“锦旗会”的一个人一看见这个中国人走进饭店,立刻招呼另一个人,
两人一起盯在中国人后面。他们看见那个中国人正在翻废纸篓寻找什么,一
找到什么,马上就装进口袋里。于是他们猛扑上去,抓性了那个中国人。
然后他们把中国人拖进四楼的房间,搜查了全身。结果发现了那个中国
人在厕所废纸篓里找到的纸条。
我把那张纸条作为证据收存起来了。纸条好象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上面用俄文写着什么。大概是这样一句话:“请监视我们吧,莱欧。”小林
是个细心人,也许他记录下来了。
小林战后回国以后,历尽了千辛万苦。他来信说,现在他在大阪给人家
当看门人。
在那个房间里有两个军官坐在沙发上,一人蛮横地对我说:“快让他供
出纸条上的字是谁写的!”“一有情况就立刻来告诉我!”
我也很年轻,对那种蛮横态度感到愤愤不平,就顶了那个人一句:一搞
清楚,我们就报告,你如果想知道,就请你问我的上司去。”因为我们既没
有接受陆军军官的命令的义务,也没有向他们报告的义务。于是,那个军官
转过脸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心里觉得挺痛快,就和小林两人把那个中国人拉起来,带回警察署进
行审查。我们两人又吓又哄,想让他招供。他连珠炮似地滔滔不绝地说:他
是住在沙河口的一个无赖。在沙河口车站附近闲逛时,一个不相识的中国人
对他说:“你如果能从大和饭店一层的男厕所废纸篓里把一封用俄文写的信
拿来,我就给你十块钱。”并且说:“你十二点整到饭店。”他拿到五块钱
的预付款和火车费后,乘火车来到大连火车站,再从车站步行来到饭店。我
问他:“你怎样把纸条交去?”他回答说:“我们约定下午三点在沙河口火
车站前的同一地点见面。”离下午三点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让这个家伙上
了汽车,我和小林以及另一名便衣警察三个人一起到沙河口火车站。暗中监
视着。我说:“如果你不老实。我就开枪打死你!”我晃了晃手枪,叫这个
家伙站在那里,我们在稍微离开一点的地方监视着。
到宁三点整,那个家伙来了,是个年轻的学生模佯的中国人。我说了声:
“就是他!”就一个箭步扑上去了。那个家伙脚步快,他钻进拥挤的人群,
踢翻小商贩的摊子,想逃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开枪射击,第三
发子弹掀掉了他的右半边脑袋,当场死亡。就在这个当儿。那个无赖却不见
了。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警察署,向首藤课长作了汇报,他皇个很狡猾的
人,什么也没有说。
回来后,我开着收音机和小林下象棋。在连胜三局的时候,首藤来说:
“刚才军司令部的宇多川中校来电话问那个中国人招供了没有?”那时我曾
以为饭店发生的事件已了结了,听他这么一问,我倒想探听一下,因为我心
里嘀咕,陆军军官们在闹些什么事?
信是用俄文写的,所以认定写信人是俄国人房客。我到饭店的住房登记
处一调查,才知道住在四楼的是俄国人的一个团体,人数嘛,大约有七个左
右。
我从性房登记处的名单上抄下了人名和住址后,立刻跑回警察署,因为
他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就立刻询问哈尔滨警察署。
我和小林一边下棋一边等着,约过了两小时,哈尔滨警察署来电话说:
“没有你们所查的人。”这就越发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想弄清楚这伙人在搞
什么鬼,就想悄悄地进行调查。
第二天早晨,我再次到大和饭店去,向饭店工作人员打听了俄国人的情
况。结果弄清楚了如下的情况:是真田春吉大约在一星期前预订房间的;俄
国人和那些日本人是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来到饭店的;由“锦旗会”的年轻
人保护着他们;陆军军官进出他们的房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对这伙人今后将要干什么,谁都有好奇心。
我估计,那伙人是在等船期。而大连港每天都有开往日本国内的船,他
们没有必要一连三、四天住在饭店里。我想,他们大概要去某个遥远的地方。
因此,我就查了客船的船期表,帝国邮船公司的“亚洲丸”将于十二月五日
启航去欧洲。凭我的直觉,我马上联想到他们等的就是这条船。我还到候船
室售票处去调查了,发现有八张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船票已被预订,是名叫
长谷部太郎的人于一月初预订的。后来我才知道,长谷部太郎就是住在饭店
里的民间人士。有趣的是,战后不久,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或四八年左右,我
在新宿的商场碰见了象长谷部太郎的人。我到酒馆刚坐下来喝酒,长谷部太
郎带着三、四个人得意扬扬地走进来。看到商场的人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的,
使我感到这帮家伙象是在那一带为非作歹的地痞。
我是喜欢追根刨底的人,为此我不知吃过多少亏。要想在满洲发迹,对
军方的所作所为只要采取“勿看、勿言、勿听”的“三猴主义”(译者注:
日本人常用一只捂着眼睛、一只捂着耳朵、另一只捂着嘴的三只猴子形象表
示“非礼勿看、非礼勿听、非礼勿说”这样一种处世态度)就可以了,但是,
就我的性格来讲,我是办不到的。
我想了一下:那些俄国人为什么使用假名到意大利去呢?我要把它查一
查,所以就多方采取措施进行了调查。
首先是那些俄国人的身世。
其中有一人用的是阿列克谢·瓦尔斯基的假名。我立即弄清了:他是夏
天逃亡到满洲的留西柯夫上将,据饭店的服务人员说,留西柯夫上将以前就
常来饭店,经常和真田、宇多川见面。
另一名俄国人是鲍里斯·别济曼斯基,他是用真名登记住宿的。服务员
看见他右臂上有个狮子形象的刺青。从这儿搞清楚了他的身世。他好象是在
辞去满洲国外交部的翻译工作后加入了这群人的行列的。
其余的俄国人都是哈尔滨什么政治团体的,这是我认识的一个“锦旗会”
的头头偷偷告诉我的。他说,这些俄国人在十一月中旬前后就来到星个浦的
真田小老婆的住宅。
此外,长谷部太郎好象夏天到过满洲,我估计他是与特务机关有关系的
一个人。
除在新宿商场看见过长谷部之外,那些俄国人我再也没有碰见过。那些
家伙好象一走就再没有回过满洲。那七个俄国人中,又是谁写了那封信呢?
我用望远镜从警察署二楼东侧监视着饭店。宇多川中校带着部下乘汽车
慌忙来到了。同样,三枝少校也帝着部下走进饭店。傍晚时分,哈尔滨特务
机关长加地少将来了,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是谁写的信呢?为什么如此
重要呢?这些都是我所不了解的。
我无意中将望远镜从饭店的大门口移向对面的苏联领事馆,不觉吃了一
惊:苏联领事馆也有一个人拿着望选镜从三楼的窗口监视着饭店的大门。
苏联领事馆位于山县路和东公园街路之间,是座三层砖砌的建筑物,屋
顶上飘扬着红旗。那个家伙发觉我在看着他,就慌忙缩回去了。
十二月五日早晨,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玉锦死亡的消息,心情很沉重,无
精打采地向警察署走去。大约在十点左右,大和饭店的中国人服务员打电话
告诉我,说住在四楼的俄国人就要出发了。我给过这个服务员一些钱,要求
他发现什么情况就告诉我。
那天下着雪,我连伞也没有打就奔向饭店。我一闯进饭店,那个服务员
就向我指着后门。我又走出饭店,绕到饭店的后面,在远处偷偷地看着。后
门口停着五辆田中汽车公司的出租汽车,那伙俄国人就要上车。当长谷部太
郎和宇多川中校一上车,五辆出租汽车一齐加大油门向萨摩街方向飞驰而
去。
因为我知道这些家伙是到港口搭乘亚洲丸轮船的,所以我就返回饭店的
大门口,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也奔向码头。
在能容纳一万人的候船室里,我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窥探着这些家伙。
长谷部和那伙俄国人被“锦旗会”的年轻人围着,在候船室的一个角落里等
候上船。当那伙人即将登上停靠在二号码头的巨大的亚洲丸轮船时,在场的
宇多川中校、三枝少校和另外两名校级军官以及外交部的西野忠等人,以一
副深沉的表情和俄国人一一握手。
亚州丸轮船于中午十二点整驶出大雪纷飞的大连港。当时我想,如果可
能,我也登上那艘船,去看一看那些家伙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意大利的那不勒
斯。
此后,我继续从饭店服务员那里探听这件事。最后还是没有弄清楚是淮
写的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