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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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对淫秽色情品持反对立场这一派的女性主义组织曾动员消费者抵制淫秽出版物，在制裁淫秽出版物方面十分活跃。她们的主要观点是，在色情淫秽品的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女性成为男性所消费的“商品”，她们是被统治、被利用、被羞辱的。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淫秽 （obscenity） 只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淫秽品 （pornography） 却是一个政治实践，是一种同时涉及有权者与无权者的政治实践。但是，即使在这一派内部，关于淫秽色情品问题究竟有多么重要以及它对于女性的受压迫是因还是果，还是有着不少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淫秽色情品是男人针对女人的暴力行为的直接原因，但不少人认为这种观点说服力不够强；大多数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淫秽色情品的制售是影响男人对女人态度的间接原因。
持这一立场的女性主义者非常强调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品，因此，在 pornography 一词之外，她们又创造出 gorenography 一词，专指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品；还有人认为，不管淫秽品中是否有暴力内容，它本身就是针对女性的一种暴力。另一方面，她们也提请公众警惕那些不包含淫秽内容的纯暴力内容。她们提出，美国的电影定级制度忽略了针对女性的非性暴力内容。有不少暴力内容由于没有被定为淫秽而得以大行其道。
这一派女性主义者指出，淫秽品在美国有100亿美元的产值，而且已经成了一种得到公众的认可、尊重和职业威望的产业。1989年，美国人每个月购买900万册《花花公子》《阁楼》《妓女》，全年租淫秽色情录象带4亿部，在1991…1993年间，成人录象带的批发和零售在一般录象带商店增加了75％。（Chancer； 64）她们特别关注一种被称为“杀戮”（snaff）的电影，据说是将杀戮一个女人的真实过程全程拍摄下来。这种电影遭到激烈攻击。
主张禁止淫秽色情出版物的女性主义者讨论了淫秽出版物对女性的影响，研究了大众传媒中的性暴力及其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间接影响。她们的研究设立了一个因果模式，认为文化因素与个人变量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反社会行为。她们认为，在传媒中，广告商们总是要有意无意地把受虐女性描绘为自愿受虐。有人用12幅印刷广告和一项电视广告为例，做了一次电话访谈式调查。调查表明，广告商完全意识到了广告中对女性暴力的含义，但认为这样做不过是出于幽默感；不少女性也认为，传媒中包含的侮辱女性的性质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她们认为这说明，女性在社会教化过程中已经对视自身为受害者习以为常。
在1986年，反对生产和出售淫秽出版物的运动使两个极端不同的群体搞在了一起，他们就是激进女性主义和福音派教会。但是，这两群人攻击淫秽出版物的原因和策略却有着显著的不同。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淫秽出版物是男人系统压制女人的作法，它暗示女性在内心深处暗自从性虐待中得到享受。他们寻找证据以证明淫秽出版物与针对女性的暴力之间有因果关系，他们支持反淫秽出版物的立法，理由是淫秽出版物侵犯女性的公民权，但是他们争取立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福音派教会比起女性主义者在影响立法机构方面更为成功。他们也从实证研究中寻找证据，证明淫秽出版物伤害了家庭。他们成功地促使立法机构对淫秽出版物实行检查制度，把《花花公子》一类杂志从公众能方便得到的书店和图书馆清除出去。
在英国，由劭特 （Clare Short） 和理查德森 （Jo Richardson） 发起的反淫秽色情运动已经持续数年之久，运动的目标是促进立法程序，将以盈利为目的出版女性低级下流形象的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女性反暴力团体认为她们的立场还不够激进，主张将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规定为刑事犯罪。在澳大利亚，女性反暴力剥削组织也掀起了反对淫秽色情品的运动。
四、关于淫秽色情品问题的论争（3）
在禁止淫秽色情品一派中最为出名的人物是美国女性主义者麦金农 （Catherine Mackinnon） 和德沃金 （Andrea Dworkin）。她们反对淫秽色情品的主要理由是，淫秽色情品的主调是男性统治女性。西方把淫秽色情品分为硬核 （hard core） 与软核 （soft core） 两类。在所谓硬核淫秽色情品中，女人被捆绑，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杀害；而在所谓软核淫秽色情品当中，女人则是被攫取，被使用。德沃金指出：“性别关系是一个简单的非历史的形式，即男人压迫女人。这种压迫的机制就是异性恋的性交。”（转引自Campbell； 25） 她提
出，淫秽出版物侵犯了女性的公民权；她主张，应当允许单个女性对因淫秽出版物而造成的损失起诉，成立这一新的罪名。她指出，古希腊的 porne 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秽出版物 （pornography） 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人等同于妓女。她进一步指出，淫秽出版物是一种暴力形式，它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死的本能，并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但它们的人物形象的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她称之为“男性真理”。
德沃金提出一个脍炙人口的口号：淫秽品是理论，强奸是实践。她认为，淫秽品有效地将女性变成妓女，成为男性使用的对象。一般反对淫秽色情品的人们认为，男性的凝视将女性客体化；淫秽品将男性统治性感化。在淫秽品的话语中，女性是客体，不是主体。德沃金则进一步认为，淫秽品的问题并非将女性客体化，而是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客体化。德沃金反对将幻想与行动分开，认为制造和消费淫秽品本身就是行动的形式。（Jackson； et al。； 297…300）
在淫秽品问题上，麦金农提出的一个引起争议的说法是：说就是做。罗马诺（Carlin Romano）反驳她说：为了证明说不是做，可以去想象强奸麦金农。很多女性对这个“思想实验”很反感，认为“说”就是某种程度的“做”。（Jaggar； et al。； 152）
淫秽色情品的制售究竟有没有违反女性的公民权？是否应当加以制裁？抑或它是可以得到允许的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麦金农和德沃金坚决主张禁止淫秽品，提倡检查制度，她们二人起草法律，要求对其采取民法行动，得到“道德大多数”（Moral Majority）和极端保守团体的支持。1983年，反淫秽品法由麦金农、德沃金起草，得到明尼纳波里市政委员会的批准。反淫秽法的通过主要依赖于右派的支持。1984年，该法被用于印地安纳波里美国书商协会与哈德那特的诉讼案中，原告败诉。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这项法律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它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女性主义运动反对淫秽品，有与右派合流的危险，这一点特别遭到其他女性主义者的诟病，认为反对淫秽品派的目的是规范女性的性行为，而不是解放女性。
后来麦金农和德沃金又共同为印地安那波里市起草了一项《市政府法令》，该法令允许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对淫秽品的作者——“对罪行负有间接责任者”——提出起诉。这项法令草案一开始没有被批准。在1989至1990年间，在美国的印地安那波里，地方权力机构批准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女性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可以提起诉讼：第一，在她们被胁迫制造淫秽色情品时；第二，当她们被胁迫观看淫秽色情品时；第三，当她们是某项侵犯的受害者，而这项侵犯是淫秽色情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时；第四，公开制售淫秽色情品是对女性公民权的侵犯。
麦金农区分了宗教右翼与反淫秽的女性主义。认为前者的反淫秽是出于道德原因，而后者则是出于女性主义的政治观点。她认为：与淫秽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德与邪恶；与淫秽品联系在一起的是有权与无权。淫秽是抽象的；淫秽品是具体的。（French； 167）其实，二者都是政治和道德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反淫秽品女性主义想改变美国的文化气氛，降低针对女性的暴力，消灭那些降低女性自我评价和自信的力量；而反淫秽的保守派是反性的，使性成为禁忌，把它隐藏起来。
反淫秽女性主义相信，一半人口的安全和健康比创造女性的堕落形象的自由权更有价值。认为自由派的观点说的好些是将淫秽品中的女性形象合理化；说的坏些是促进虐待狂的暴力。（French； 168）
她们认为，淫秽品是性别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淫秽品是反人性的和暴力的，不是性。
在美国，对淫秽品的检查制度只针对儿童淫秽品，对于成人淫秽品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反淫秽品派的女性主义者抱怨说：我们好象不能反对伤害女性的淫秽品。淫秽品的行动被当作言论来加以保护，而我们反对淫秽品的言论倒被当作行动来消灭了。
3、反检查制度派女性主义
反检查制度派女性主义者对反淫秽品派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反淫秽品运动具有对两性的性的非常简单的看法：女性总是被动的、受虐的，而男性是不道德的、虐待女人的，是由阴茎的不可抑制的欲望驱动的。
二是被批评为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在淫秽品与性犯罪二者之间建立了虚假的因果关系。
四、关于淫秽色情品问题的论争（4）
三是夸大了淫秽品的暴力程度。
四是简化了淫秽品中的权力关系。
五是与右翼合流。
麦金农和德沃金所起草的反淫秽品法案一出台，马上引起激烈的辩论，法案的主要反对者是“女性主义反检查制度行动力量”（The Feminist Anti…Censorship Taskforce，简称 FACT），它的对立面就是以麦金农、德沃金为首的女性反淫秽品组织，WAP（Women Against Pornography）。女性主义反检查制度力量的代表人物有万斯（Carol Vance）、斯尼托（Ann Snitow）、威利斯（Ellen Willis）、戈登 （Linda Gordon）、米丽特 （Kate Millett）、理奇 （Adrienne Rich） 和罗宾 （Gayle Rubin）。
罗宾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坚决批判对女性性行为的各种限制和压抑；另外一种是赞成保守的反性的观点。她本人当然是前一种倾向的支持者。（Bacchi； 211） 她们担心的是，持保守反性观点的人会不知不觉落入道德派的陷阱，限制了女性对自身的性欲与快乐的追求；反对法案的理由还有担心它被保守派右翼利用来审查女性主义观点及出版物，为传统的家庭价值辩护。对于这种担心，德沃金作出的反应是：如果说反淫秽色情品的法律是带有检查制度色彩的法律，那么为什么反种族歧视的法律就不算是带检查制度色彩的法律呢？
罗素早年也表达过对女性主义者陷入道德派陷阱的担忧，他说过：“最初，男女平等所要求的，不仅涉及到政治问题，而且也与性道德有关……那些争取女性权利的先锋分子是一批极为严厉的道德家，他们希望用以前束缚女人的那些道德锁链来束缚男人。”（罗素，牧原编，第64页）
巨大的争议使得反对淫秽色情品运动进展缓慢。麦金农和德沃金被攻击为性别本质主义者，把性别的概念当成了跨文化和超历史的普遍适用的概念，为不同阶级、种族、民族和不同性倾向的女性的不同经验强加了一种错误的统一性。反检查制度派女性主义者指责这两位激进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发现什么“男性真理”，而是臆造了一个激进女性主义的关于“男性真理”的神话；认为她的观点的效果不是增进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是将两性的距离加大了。
反检查制度派主张，完全可以批评淫秽品，可以批评其中男权主义的成分，但是不应笼统地反对所有的淫秽品。
在这里，女性主义者遇到了一个两难命题：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应当禁止淫秽色情品的生产；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又应当禁止淫秽色情品的生产。有人提出，女性主义不应当“自我检查”，同时也不应当允许别人来检查自己。既要反对“麦卡锡策略”，也要批判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非性化 （asexual） 价值观。女性主义者瓦兰斯 （Elizabeth Vallance） 就曾说过这样一段深思熟虑的话：“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将很难从理智上认为禁止淫秽色情品是有正当理由的。”（转引自Bacchi；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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