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1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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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很强的家世小说，被评论界誉为：“最好的、最甜美、最有趣的”小说。2006年度曼—布克奖评审团主席赫米恩·李则认为《丢失的遗产》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小说，充满人性的智慧、温情的诙谐及高度的政治敏锐性”。1981年布克奖得主、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认为：“姬兰·德赛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这部小说精彩地印证了她在第一部小说中所崭露出来的才华。”
这部小说描述的是一群普通的小人物的命运。小说中最先出场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印
度女孩——萨伊，萨伊十四岁时，父母双亡，此后一直跟祖父生活在一起。祖父杰穆拜出生在印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远渡重洋来到剑桥大学读书。在英国，他因是异族人而受到歧视、疏离。回到印度后，却发现自己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后殖民主义的印度，人们已经从长期的压迫中苏醒。以法官为代表的“荒唐的印度人”敏感地觉察到欧洲文明和本地文化的巨大差异。他们崇拜英国，鄙视自己的家人、同胞甚至他们自己。惶惑迷茫的情绪始终伴随着这位生活在印度，接受过英国式教育的法官。一方面出生在其中的印度文化印记在他身上难以抹去；另一方面，先进的欧洲文化又与他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在他的身上显现出文化混杂性的特征。
萨伊与她的家庭教师——吉安相爱了，这位二十岁的英俊青年是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的后代。随着尼泊尔民族运动的开展，他最终从这场罗曼史中退出，投身到民族主义运动中。但他的热忱并非单纯出于政治原因，主要是借此机会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意。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印度，“过去的憎恨一直存在，”德赛写道，“现在悲伤已经消逝了，只剩下愤怒，纯粹的愤怒，正在寻求出口的愤怒。”
小说的另外一条主线围绕杰穆拜厨师的儿子——比朱展开，比朱非法移民来到纽约，不得不躲避当局的追查，不断地变换着薪水微薄的工作。在异乡的土地上，比朱分外孤独，他并没有摆脱贫穷。比朱已经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在餐馆工作时，他经常听到商人们庆祝在亚洲开辟了新市场、积累了新的财富。而他自己却为了一张绿卡而奋斗，似乎永远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来到了理想的世界，却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迁移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生活，相反他感受到的却是难以自拔的孤独、失落和困惑。怀着思念，比朱回到了故乡卡林朋，却被当地人的愤怒、失意所包围。故乡面临混乱、毁灭，对故乡和安全的向往也变成了一个幻梦。
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影响，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传统、相似的屈辱经历。姬兰·德赛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对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屈从。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已经给人们的心灵留下创伤，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治愈这些创伤，反而在这些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从本质上说，全球化以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全球西方化”。它意味着世界资源和财富的不断的再分配，也意味着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国际性不平等。它既提供了巨大的期待和发展的可能，也存在巨大的危险。经济全球化给印度的某个阶层带来了繁荣，但大多数印度人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像厨师、吉安一样的印度人仍能从这种贫穷、权力失衡中找到殖民主义的印记。德赛向读者展现了后殖民主义时期印度人的灰暗生活、穷人的内心世界，她的叙述中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诙谐与幽默。
《丢失的遗产》表现了后殖民主义时期印度的动荡不安和人民对压迫的反抗，揭示了后殖民时期人们对个人文化身份的困惑、移民的族群意识和心理矛盾。本土文化与宗主国的外来文化错综混杂，而不安定的环境和外界的冲击更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失衡。局势动荡、毫无安全感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内心的失落困惑，后殖民地混乱的意识形态使他们身陷其中，无法找到历史、自我和主体的位置。姬兰·德赛笔下的人物都试图寻找一种使精神恒定的价值坐标，可是在后殖民地特殊空间下，作为个体的人的处境渺小而又脆弱，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所有这一切，归根究底缘于文化归属感的缺失。他们灵魂深处缺乏可以支撑整个人生的东西，所以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通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比较，他们感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不足，崇尚先进的西方文化，一些人甚至离开故土，投奔发达国家的怀抱。然而在异国他乡的社会镜像中，他们显然不能确认自己的方位，更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定位。反言之，正是由于不能在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寻到统治权力的文化所展现的那种崇高和宏伟，因而他们常常会落入一种大失所望的伤感之中，产生一种格外多愁善感的矛盾心态。通过分析后殖民地环境带给人们的思想和身份困惑，这部小说传达出作家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精神家园的探求。
姬兰·德赛的叙述温情而又幽默。她采用了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把逼真的叙事艺术和严正的观察能力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饰的历史的存在。小说的时间、空间不断变换，无论是描述英格兰的寄宿公寓、卡林朋的废弃平房还是挤满移民的纽约地下室；无论是刻画喜马拉雅山脉的季风，还是曼哈顿贫民窟中的一只老鼠，作者都一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德赛擅长描述客观环境，以此激发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比如在庆幸自己能拿到去美国的签证时，比朱看到公园里“有一处草坪，因污水的浇灌而郁郁丛生，散发着恶臭，在黄昏的余晖中闪闪发亮”。
姬兰·德赛出生于印度，十五岁时离开印度，在英国呆了一年，其后一直生活在美国。在书中，读者不难发现美丽的印度风光，比如卡林朋的美丽风景。身处异乡、倍感孤独的比朱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家乡，以此排解心底的落寞：“村庄掩映在一片银色的草丛中，那些草比人还高，在风中摇曳，发出刷刷的响声……”
要承载如此广泛的内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小说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吉安投身于政治的原因略显突兀；结构略显松散，时空的不断变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故事的流动性。瑕不掩瑜，姬兰·德赛成功地将印度、纽约两地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将个人的生活与公众事件结合在一起，将当代社会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融会到这部小说中。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带来了什么？作者在解答这些问题的同时，给读者留下了思索的空间。这部小说为我们解读和探询后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定位提供了新的思路。人类应该用一种更宽容、更多元化的视野看世界，倡导一种开放式的同时不放弃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化姿态。以这样的姿态汇入全球化时代的潮流，既可使本土文化汲取时代精神而恢复活力，又可与西方文化之间形成非对抗的互主体性的张力。这也是我们探讨在当今全球化潮流时从这部小说中所得到的借鉴与启发。
（邹咏梅：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部英语教研室邮编：250014）
借古讽今话战争
薛玉凤
2006年4月17日，普利策奖理事会公布了本年度普利策奖获奖名单，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女作家杰拉尔丁·布鲁克斯的《马奇》获得普利策小说奖。《马奇》以美国内战为背景，描写了19世纪美国文学名著《小妇人》中不在场的父亲马奇内战前后二十年的生活状况。在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难以自拔的今天，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马奇》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
《马奇》与《小妇人》
布鲁克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她曾经是《华尔街日报》的战地记者，驻扎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中东。她著有两部非小说作品：《国外通信》和《欲望的九个组成部分》；两部小说，《奇妙之年》与《马奇》。
布鲁克斯的处女作《奇妙之年》问世之后获得巨大成功，很快成为畅销书。尽管如此，得知自己获得普利策大奖的那一刻，女作家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像遭了雷击一样”目瞪口呆。布鲁克斯的丈夫托尼1995年曾经获得普利策“国内报道奖”。
《马奇》是历史、传记与小说的完美结合。在小说的后记中，布鲁克斯对19世纪康科德著名的奥尔科特一家深表敬意。首先，《马奇》的框架结构来自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小妇人》一开始，圣诞前夕的马奇家四姐妹在讨论自己想要得到的圣诞礼物。她们的父亲马奇先生在遥远的南方战场做随军牧师。后来马奇太太突然接到电报，称马奇先生病重，要她速到华盛顿医院。故事结尾，圣诞节那天，马奇先生奇迹般地出现在家里。小说着重叙述马奇离家期间四姐妹的成长故事，而马奇的故事并未提及，这就给了布鲁克斯想像的空间。《马奇》共分两大部分，每部分开始作者都分别引用《小妇人》中关于父亲不在家的话语及医院来电，以明确它与《小妇人》的联系。
另外，《马奇》的主人公马奇先生是以奥尔科特的父亲布朗森·奥尔科特为原型塑造的。《小妇人》中四姐妹的原型是作者及其姐妹，布鲁克斯从中获得灵感，以奥尔科特的父亲布朗森为原型来展开故事。为此，她查找了大量当时的刊物以及布朗森的书信和传记。布朗森是个有名的激进超验主义哲学家、废奴主义者、教育家，是超验主义哲学的领袖爱默生与梭罗的好友。马奇的许多生活言行直接取自布朗森的经历。但马奇并不是布朗森的翻版，他们之间起码有两点明显不同：布朗森从来没有当过牧师，更没有当过随军牧师。布朗森没有参加过内战，内战爆发时，他已经六十一岁。
小说开始于内战爆发后不久的1861年10月21日，北军刚刚经过一场惨败，伤亡惨重，正处于混乱不堪的撤退之中。马奇的叙述从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家信开始，在给他的“小妇人”的信中，他欢快地描述那场反对奴隶制的伟大战争，描写迥异于家乡的南方自然风景，但是在给读者的叙述中，却道出了他无法在信件中描述的战争的本来面目：南、北方军人残酷的种族主义行为，自己无力阻止的暴力、苦难和死亡，以及与格蕾丝的邂逅。
马奇的故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马奇初识格蕾丝，初次见识奴隶制的惨无人道。第二、马奇的婚姻、家庭生活。第三、内战爆发后马奇参加北方联军，成了随军牧师，不久又成了学校教师。第四、身负重伤的马奇被送入北军在华盛顿的医院疗伤，与在这里当护士的格蕾丝再次相遇。马奇的妻子玛米到华盛顿探望马奇，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丈夫的“谎言”，夫妻关系面临极大的考验。
故事结尾，马奇回到康科德的家中，受到女儿们的热烈欢迎，但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马奇，这段战争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婚姻，摧毁了他的信念，使他由一个聪明、自信的牧师变成了一个负罪感深重的男子。尽管如此，马奇还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与战争
马奇是个满怀理想的牧师，他信奉上帝，反对暴力；他崇尚自由平等，同情黑奴，支持废奴事业。然而，他的理想在战争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质疑。
马奇的理想主义倾向表现在其生活中的各个阶段。小说一开始，马奇触景生情，回忆二十年前自己作为一个康涅狄格小贩到弗吉尼亚的一个庄园，被庄园主克莱门特的财富及其贵族气质所吸引。在庄园逗留期间，马奇结识年轻漂亮并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奴格蕾丝。
内战前的南方，教黑奴识字是违法的，要接受严厉的惩罚。但年轻的马奇与格蕾丝看着聪颖好学的小普鲁登斯，还是决定冒险私下教她认字，结果两周后被主人发现，格蕾丝为此被剥光衣服，惨遭主人的毒打。心如刀绞的马奇终于认清了道貌岸然的奴隶主的真实面目。之后，马奇又见识了黑奴像牲畜一样被拍卖的场景，从那天开始，他确信教堂的布道坛是谴责奴隶制的理想场所。这段经历与马奇后来成为牧师及随军牧师不无关系。
在家庭生活方面，马奇可谓非常幸运。二十二岁时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米，两人闪电般地相爱结婚，并有了四个可爱的女儿，马奇喜欢称她们为“小妇人”。马奇与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