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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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到了一九六四年，我被作为『阶级敌人』受到公开批判。『文革』期间，又关了整整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邓小平为我出狱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中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注１０：《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

就像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一封致毛的信使自己至死不得翻身那样，班禅的一份报告也使自己做了毛泽东的十年囚徒。

班禅一案又殃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这个中共高层人物中毛最早的战友被批为搞「投降主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因而他根据班禅报告中的意见主持制订的关于藏族问题的政策文件也就统统作废了。李维汉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并在以后被撤职，还由于他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与毛意见相左。六二年三月前后，周恩来曾数次批评对待知识份子的过左行为，宣布中国的知识份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那是不对的。」（注１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李便于五月间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联盟是中国的第一个联盟。这是毛泽东绝对不接受的。毛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中把知识份子与地主、富农的子弟相提并论，说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份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注１２：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样，负责中共对知识份子和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被批、被免职也就是必然的了。

抓虱子不嫌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整了另外两位重要干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习仲勋和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件事倒不是毛本人发的难，兴风作浪的是他宠爱的打手康生。

三十年代时曾有民谣：「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刘于一九三六年战死，因为死得早，人们对他了解不多。刘的弟媳于五六年开始执笔写小说《刘志丹》，书中有个人物「罗炎」，了解故事背景的人很容易想到那是高岗的化身。说来也巧，这部本来不一定引人注目的小说开始在《工人日报》连载时，中共正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正在大讲其阶级斗争。并没有看过这小说的康生听到了早年曾与高岗共事的阎红彦反对出版的意见，便如同嗅觉灵敏的馋猫闻到了鱼腥味，一边向毛报告，一边下令《工人日报》停登，责令报社写检查。这个专爱兴风作浪的康生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曾说过：「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现在高已被捕自杀，他又以阎的意见作为依据将《刘志丹》判为「反党小说」。

毛泽东也没看这个小说，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却念了康生递给他的一个条子：「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因为康生的这个意见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正合拍，于是他又借题发挥说：「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与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一九五九年初，小说作者曾将《刘志丹》初稿校样请习仲勋审查，因为习是陕北红军、党组织的元老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老陕北干部仅他和高岗、贾拓夫三人）。既然写《刘志丹》的是反革命，支持作者的习仲勋、贾拓夫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毛泽东当场宣布彭德怀、习仲动、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个人「罪恶实在太大了」，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

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一件大案，中央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组长便是康生。康以整人为乐，「因此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注１３：《中国青年》一九七九年四月号，习仲勋的文章。）究竟有多少人受害？小说作者李建彤在《现代文字狱》中披露：「挨打、关押、逼死的总有上万人。」其中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特别令人不齿的是，连刘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击对象。二十年前中共为刘志丹举行公葬仪式时，毛曾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夫人年轻守寡，守了二十六年，竟成了半个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陕北农村长期劳动去了。

一九五○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一部书就可以了。」如今诗写成了，却因为小说《刘志丹》反党，他的诗也成了「反党长诗」。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当时，在此案中打击的至多只是下放劳动而已，到了文革那就真正成了迫害：贾拓夫被囚禁，不久就被折磨死去；习仲勋蹲了八年牢；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七年；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六年。另一位刘志丹当年的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农村，每人每月仅得五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相继病饿而死。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收集素材时，两位为她带路的老百姓也遭了殃，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寻了死。最荒唐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几家饭店，逮捕了十几个人，整死了五、六个。

习仲勋是周恩来最重要的日常助手，整掉他是否有警告周的意思，那只能猜测而没有佐证。但有一条是可以提一提的，李维汉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可是中共统战工作一向由周恩来负责，因此李其实也只是周的副手。把李、习搞掉，周是应当有唇亡齿寒之感的。但是周除了对习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之外，实在也没有法子救他。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负责对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交往。他于二月间向中央提交一个报告，主张对外应采取和缓（非激进）的方针，援外亦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现在毛泽东批他搞「修正主义」，他便靠边成了闲人，以后被撤了职。

一九六二年时，毛泽东尚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整个党对抗，他对付不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下的严密的党组织，也就无法掀起一场以刘、邓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设想倒掉周恩来。他的攻击只到邓小恢、陈云为止，便转而去准备文化革命了。严格来说，毛当时是转而寻求倒刘少奇之道，而非准备文化革命，因为迟至一九六五年，他仍然没能找到倒刘的途径，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清君侧」，清除彭真等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被发明时，毛仍然不知道如何打倒刘。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的出现是他意外的收获。这已超出本书的议题了。这里要说清的只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时，他已经企图打倒刘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的种子，早在六二年就已经播种下了。为阐明这一点，特引述毛泽东本人的几段话如下。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同一位外国领导人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四页。）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对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这四年。」（注１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第二三八页。）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解释为何要搞文化革命时也提到六二年，说那时「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刘、邓在一九六二年是否有推翻毛的企图是不难弄清的。毛对卡谈话时，刘、邓已经倒台，可以用来安在刘头上的罪名已全部用上了，可是没有一条可以同「推翻」毛扯上关系。正因为拿不出罪证，第二年他才通过康生搞出了一个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其实毛并不见得真认为别人要推翻他，他只是自己退居二线后发现失策，想重新抓权，可是师出无名，不好明说。而刘、邓鉴于几年大灾大难的教训，尽管对毛依然敬畏三分，却也不甘拱手请毛主宰一切。从刘少奇的角度来看，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几亿人的命运再交给毛去折腾。文革中毛控制国家后的灾难也证明，刘抓权不放是有道理的。毛搞不了文的便动武的，搞不了合法的便来非法的。文革中的「夺权」就源出于此。至于毛说刘要「推翻」他，别人相不相信他倒是不很介意的。

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无人有意推翻毛是事实，很多人对毛不满却也是事实。譬如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青浦县搞调查，记录了一个农民的牢骚：「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之后，有人指出，说这话的是个「坏人」，他的话不能代表农民的意见，但陈云还是把这话写进了《调查纪要》。

由于毛泽东总说「成绩是九个指头」，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便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注１６：黑雁男著《十年动乱》第四十八页。）（按：杜勒斯是当时因癌症死去不久的美国前国务卿）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一九六一年九月说：「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又说：「少奇同志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这里中央显然主要是指毛。（注１７：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对广东省高级知识份子的报告。见首都红代会斗争陶铸筹备处」印发的材料。）在六二年三月的一次报告中，陶铸干脆就说：「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哪个人走。」（注１８：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见同上材料。）

一九六一年底，身为山西人的彭真在与山西干部的谈话中，也「挑衅地提出『三面红旗是红旗？是灰旗？是白旗？』的问题，并五次叫嚣『人民公社要垮台』」。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彭真对毛不满，那么当时他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领导一批干部查阅五八年至六一年毛和中央批发的全部文件，这件事是足以说明问题的。参与此事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目前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另一位则真截了当地说：「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注１９：以上均见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北京日报》。）

点名批评毛泽东到这种程度的不多，一般人只是委婉地说几句而已。譬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大跃进中是一员积极份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斗彭德怀，他更是一员大将。但他毕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当刘、邓与毛歧见逐渐加深之后，他就不那么死心塌地追随毛了。六二年，他先后在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四川有些问题，为什么别的省也有这些问题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妈养的嘛！」「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为什么不检查呢？主要是为了体贴毛主席的苦衷。」（注２０：见重庆大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编印的《打倒李井泉》一书。）

更多的是不点毛的名，只是对毛坚持高举的「三面红旗」予以抨击。如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廖鲁言在一九六二年说过：「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对不对？对了，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没有一个搞得好的。」（注２１：引自北京农业大学和农业部一九六七年刊印的批判廖鲁言的材料。）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说过这样的话：「三面红旗不红，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红不下去了。」（注２２：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广东《野战报》。）

贵州省委书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