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尽头-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沂嵌雷砸桓觯疾蝗鲜丁Ｒ膊荒芡耆庋担芊苫希幸桓鑫宜圃嗍兜娜恕Ｄ鞘歉鱿嗝灿⑼Φ哪凶樱淼哪昙停戏苫彼⒆盼仪啤Ｎ胰鲜端穑且淅镎也坏健Ｄ敲嫒菽吧写乓坏愕闶煜ぁＮ业募切圆淮恚裾庵智榭觯ザ啻忧霸谑裁闯『嫌胨泄幻嬷担⑶铱隙凰倒啊�
出关时又看见了他，和他一起的其他几个人，听口气像是某个援助机构的。但他并没有加入同伴的对话，目光游离，扫过我的时候，冲我笑了笑。
这是个没有多少诚意的笑容，像是从惨淡愁云里硬挤出来的，是下意识的打招呼性质的笑容。虽然整架飞机的人都是因为这场大灾难才来的，但那毕竟不是切肤之痛，只有他一个人满怀心事，忧虑之色形诸于外。
我走上去问他：“我们见过吗？”他愣了一下，停了一小会儿，像是心里转过了些念头，这才回答说：“哦不，你认错了吧。”随后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那个笑容，改口说：“哦，不好意思，是我认错了。”
他显而易见在隐瞒什么，但既然他这么讲，我耸耸肩，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上。
福岛机场简直就是个奥特曼的展览馆，到处都能见到大大小小的奥特曼模型和装饰画，因为这是奥特曼之父圆谷英二的故乡。我瞧着这些惯打怪兽的“超级英雄”，心里却想到了照片里的那些不明生物。那该算是怪兽吧？
我原以为梁应物会在机场接我，但却没有。有人举着写了“那多”的牌子，在出口等我。那是个年轻的女孩子，穿了一身深色的职业装，硬生生老气了三五岁，一张脸是僵着的，活像木偶剧里的演员。
我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她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给我，说：“那多先生吗？”
我说：“对，是我。”她说：“我是你在日期间的翻译。我会少许日语，但和我的英语水平一样糟糕。”原本梁应物能给我安排一个翻译，算是周到了，可到灾区采访心情已经够沉重，这样一个翻译这样一张脸，就算是好心情都能被破坏掉，更别说……希望我回中国以后不用抑郁到去看心理医生。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怎么称呼？”我夸了她一句，希望她能真心地笑一笑。
“我是中国人。我叫陈果。”我被噎着了，这个陈果从打扮到神情到动作，完全是日本人的感觉嘛。我尴尬地哈哈笑着，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仿佛完全没被冒犯到的样子，表情一如之前，带我去停车场取车。“我们这是去见梁应物吗？”走去的路上我问。陈果愣了一下，反问我：“梁应物？”我吃了一惊，问：“怎么，不是梁应物请你来接我的吗？”她摇摇头：“我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是中日交流协会请我来做你的翻译的。
我不知道谁是梁应物。”这答案全然在我的意料之外。我本心想着，到了日本，和梁应物接上头，许多疑问自然就有了解答。可是这陈果竟根本不知道梁应物是谁。要知道以现在的状况，除非梁应物主动与我联系，否则我是找不到他的。
我放慢脚步，试探性地在嘴里低声咕哝了句“X机构”。“啊，什么？”陈果问。“哦，我是说，那我住在哪里？还有我是来作震后采访的，关于采访……
中日交流协会有什么安排吗？”看起来陈果对X机构一无所知。但不管怎样，这事和中日交流协会肯定没关系，我是梁应物安排来的，这么说，是X机构通过中日交流协会雇了这个翻译。但为什么要隔这么一层呢，似乎没必要啊。不管怎样，我就安之若素，先作采访，相信很快就有人会找上门来的。
“采访……还要安排吗？”陈果问我，我感觉到她的语气里隐藏了一丝不屑。
我耸耸肩，说：“我是说，有没有具体的一些限制。”“我只是来为您当翻译兼司机的，关于采访的事情协会没怎么和我说，我想应该是没限制的吧。重灾区的一些道路还有辐射区里，自卫队设了卡哨，协会给办了张临时通行证，凭这个大多数地方都能去了。至于住的地方……”
说到这里她犹豫了一下，严肃的脸松动了，似笑非笑，有些怪异。“在相马市，那儿离核电站有五六十公里，是安全区，但同时是海啸的重灾区。就采访来说，不管是往南进入南相马市甚至核电站所在的大熊町，还是往北去宫城灾区采访，都不算远。但现在住的地方很紧张，宾馆都已经满了。”
“是要住灾民安置点吗，这样对我的采访来说反倒有利。”我说。“安置点也都满了。你住的地方，到了就知道了。”陈果卖了个关子。以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她并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难不成我住的地方，这么说不出口吗？她开了一辆挺新的丰田车来，不知是协会提供的还是她租或买来的。能读东北大学的人，通常都家底殷实，而且她是在东北大学读医，那是出了名的高学费。
核电站周围二十公里划了禁区，我们更特意避开，绕了个圈往相马市开，别说二十公里，三十公里范围都没踏入，留点儿余量总没坏处。这次赴日采访，我当然不可能不进辐射区的，但在那之前，得先搞到防护服。
在公路上开，几乎觉察不出这是个刚经历了大地震的地区。我就没看见一幢被震塌的房子，只有一些路面的裂缝提醒我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这是下午，路上的车不多，有些冷清。我想这是地震和核泄漏造成的原因，不过陈果说，正常时候，也未见得有多拥挤的车流。
开了半个多小时，她停下来排队加油。前面十几辆车，一辆接一辆排得整整齐齐。我看油表，明明还有大半箱的油，不明白为什么要耽误这个时间。陈果告诉我，现在限油，每车每天只能加十升油。我开始嗅到灾难的气味了。
加完油开了不久，我们就上了条可以看见海的公路。视野里开始出现一大片一大片泥灰色的断垣残壁，那是大海啸的痕迹。在二○○四年的那场印度洋大海啸之前，我还觉得海啸远没有大地震来得可怕，想想不过是水嘛，会游泳就行了。嗬，看看这些九级地震都不会倒的房子，现在几乎被海水推平，都成了露天的垃圾场。
路上我和陈果闲聊，问地震和海啸的时候，她在干什么。“我可不想被采访。”她说。我觉得她的语气带着七分认真，把我卡着了，几乎难以继续对话。我心里有些恼火，她这态度换个脾气差的会觉得被冒犯，只是今后几天如果没了这个翻译，靠自己那半吊子日语水平，采访可有点儿悬。这是她的说话风格，得习惯，我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不是采访，就是随便聊聊。”我说。“地震和海啸时我在学校里。”我以为她的发言就到此为止，真是毫无营养。不料她停了停，说：“地震来的时候，我恍惚了一下，然后就发觉自己坐在地上了。我还没意识到地震了，但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动，所有的东西。它们好像都要活过来。”
我听得头皮一炸，她没有再多说什么，但这已经足够。我想，我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篇新闻的标题——一切都活过来了。
在那之后，陈果沉默着开车。我想地震对她一定造成了阴影，也就不去追问，反正之前说好了只闲聊不采访的。
但坐在陈果旁边，气氛很容易就会变得尴尬。她仿佛有一种天赋，能让身边的人进入僵直状态。
于是我又找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比如她来日本多久啦，哪里人啊之类的。她的回答总是简短到干涩。
“我是福建人。”她把车停下，说，“我们到了。”陈果跳下车和看门的老人说话。而我则盯着门牌发呆。怪不得她先前那一副表情，这门牌上有我能看得懂的汉字，日文里许多汉字的含义和中文不同，比如“手纸”的意思是“信”，但这几个字，就算全不通日语的人，也不会搞错含义。
“友和精神科病院”。在住宿如此紧张的灾区，仍能为我安排房间，原来不是X机构出了国门依然手眼通天，而是要我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难以接受的安排，但我对此倒是真无所谓。一个居所而已，当记者这么多年，再艰苦的条件都经历过。陈果把车开到院内停好，我们刚下车，一个中年人就小跑着过来。他给我们两个递了名片，是这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叫山下雄治。他带我们大概走了一圈，说希望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能住得习惯，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我说这里看起来很舒服，只希望护士医生都能认得我，把我和住院病人区别对待就行。山下雄治大笑，说一定。当然，这些都是由陈果翻译的。
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分成好几个院落，我猜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开居住的。山下把我们领到一个由两幢直角相连的二层楼房组成的院落，我的住处在一楼。我们跟着他走进去，穿过一个有许多人的大厅——我想那都是病人。他们有男有女，穿着便服，或坐着看书，或来回走动，或两三人聊天，见我们穿堂而过，也并不盯着看，和正常人无异。穿着白服的医生则就在旁边看着，神态也都很放松。
“不要担心。”山下说，“这里住着的病人，都是恢复得很好的，差不多快能出院了，应该不会打扰到你。”
房间有十二三平方米大小，放了单人床、床头柜、写字台和衣橱之后，还有不少空间，比国内的类似病房要宽敞许多，还带了个卫生间。原本是有网络的，但现在网都断了，不知什么时候恢复。如果我需要把稿件传回国内，可以去山下的办公室打印出来，然后发传真。打电话则稍方便些，每一幢楼都会保证有一部电话是畅通的，这幢楼的电话在入口处服务台。当然也可以打手机，但信号很糟糕，时时会断，因为附近的基站还处于半瘫痪状态，大多数则还停着电。陈果说宫城那边情况更差。
山下交代过基本情况就离开了，陈果问我接下来的安排，是今天就出去采访，还是等明天。现在还没到五点钟，从记者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是该抓紧时间立刻出门采访，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让陈果先回去，明天一早来接我。
这不是我要偷懒，而是在这种通信不畅的环境下，我该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梁应物找上门来。
只要我今天不出门，晚上十点之前，必然会有他的消息。要我猜的话，他会直接登门。
陈果走后，我跑去大厅坐了会儿，包括一个五六十岁大婶在内的几个人试着和我说话，见我用中文回答就悻悻地走开了。快六点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回房去，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矮个男人经过我时，向我点点头，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了声“你好”。在我吃惊的时候，他已经自顾自地走掉了。
回了房，六点三十分，有人敲门。我跑去把门打开，却是送饭来的护士小姐。托盘上是份牛肉烩饭，超级香。护士小姐说了好长一段，满脸抱歉，我勉强听懂个大概，说因为核辐射的原因，这些天都不会有鱼，蔬菜也非常紧张。我说没关系，有肉就行了，这是真心话。
七点三十分，护士小姐来把餐具收走，然后一直到十点，并没有其他人来。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心里的笃定慢慢消失，电脑里的那些照片早已翻来覆去地看了许多遍，再看下去，怕是要看出幻觉来。
好吧，睡觉，作好半夜三更被吵起来的准备吧。我在夜里突然醒了一次，但并没有人站在床头。我有种预感，他不会来了。
今夜不会来，明天不会来，后天也未必会来。事情，已经变得和我料想的不同。一定发生了什么，就在从他发出那封邀请邮件到我下飞机的这三天里。
次日早八点三十分，陈果的车准时停在门口。“去哪里？”她问我。“当然是仙台。”我说。国内媒体对日本的灾后报道，在地域上有两个中心，一是福岛核电站，二就是宫城县仙台市。前者是因为核事故，后者则是地震海啸的重灾区。其实来到这里，我更想采访其他重灾区，仙台的报道已经足够多了。但不论如何，仙台这个点总是要先踩过的。
深入灾区采访，所见所闻所感实在太多，人之真性情，在这样的巨变撞击中，最能体现，而日本的民族性，就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展开：那种克制与坚忍，还有让一个中国人心中百味杂陈的纪律性，这让这个民族在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时，近乎是沉默的，复杂而混浊的沉默。
这是一个研究日本的最好时机，但我却没有过多深入其中，大多数的采访对象，是在仙台留学或打工的中国留学生研修生。我写的是新闻，对象是中国民众，对国内老百姓来说，日本伤亡有多惨，只要知道一个数字和几个形容词就行，再多附送几张照片，就足够满意。可是在日本的华人安不安全，需要怎样的帮助，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因为同一条血脉的缘故，不管做出多大的版面，都会认认真真地看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