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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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无论住在城市的居民还是从农村涌入河内、海防的人们，都迫不急待地想逃往南方。这种情况非常出色的帮助了“平”小组的活动，所以他们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成为普通公民，表面上从事日常的民事活动，我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把供给“平”小组的武器和设备隐藏到北方还不受越盟控制的地区，下一步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越南人对中国的来源已久的仇恨心理，制造更大的动乱，以便削弱隐匿于中国共产党羽翼下日渐丰满的越盟的影响。
在美国新闻处处长乔治·赫绅尔的密切合作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些对越盟军队和河内政府进行心理战的新战役，即加深越南人担心中国在越盟统治下实行占领的心理。对于越南人记忆犹新的1945年中国国民党部队在入越受降时的残暴行为，许多包括越盟的人员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时以中国国民党卢汉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一方面军进驻越南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断然以波茨坦公告为理由拒绝了在河内总督府悬挂法国国旗，因而导致了中国军队与法军及支持法国的东京民兵发生了武力冲突。好战的陈修和将军警告法军驻北越司令萨朗：“……（如果）法越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官和士兵肯定会站在越南方面同你们作战。”经陈的授意，中国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命令一三○师“清除”在海防登陆的法军。由于大部分东京民兵在那次战役中站到法军一边，所以一三○师的在击败法军远东舰队之后迅速对海防南面的建安、建水、涂山等地进行了血洗扫荡。他们每到一个村庄便把男人全部杀光，把女人集中到一起进行强奸，然后对她们施行活埋、火烧、剖腹等残酷的报复。这种有失人道的行为使许多越南人对中国存下了恐惧心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1946年交防法军，更激起越南人有似被出卖了的怨恨。
基于这个心理基础，我们根据一个偶然事件精心编造出来一个悚人听闻的谣言。
那个偶然事件发生在1959年7月7日吴庭艳刚刚从美国返回西贡的当天，那时，法军已经从东京湾地区的天主教省份发艳和南定撤走，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到河内和海防，要求得到枪炮以便挺身出来与越盟作战：他们对法军撇开不管的做法心里充满了气愤。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美国军官阻止了女民兵要用手榴弹袭击守卫仓库的法国部队的计划。女民兵说，她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经过安排，由海防的中国商人为她们提供了食物。然而，其中一个中国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民兵用掺入饭食的药物麻醉，给她们戴上沉重的镣铐送入设在他家楼房内的秘密地下防空洞里，对她们轮流施以强奸和蹂躏。获得这个情报之后，“平”小组海防分部立即派人到河内与我接洽，于是一个新的黑色心理战计划形成了。
9月23日，我和八名携带武器的“平”小组成员由河内到海防之时已经入夜，在一位争取过来的越盟警察的带领下，我们迅速赶到南朝门，包围了那个中国商人的住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平”小组就轻易地解除了那个中国商人两个保镖的手枪，把他们同中国商人一起捆了起来。由于中国商人不会讲法语和越语，审讯由懂得汉语的越盟警察来进行。那个肥胖的、已经开始谢顶的中国商人在被匕首割下半只耳朵之后，马上指出了设在佛像后面的暗道出口并交出了钥匙。
我们进入了地下防空洞的通道，打开沉重的铁门，来到潮湿的、散发着霉臭的关押女民兵的地方。
那是一间用大石块砌成四壁的洞室，墙壁上长着青苔，地面有一些积水；不知什么原因在一边两墙之间安装着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铁管，三名只穿着裤衩的女民兵跪在地下，双手被缚在铁管上，身上有一些便溺。当她们被从铁管上解下来的时候，她们的双臂都已经不能够活动了，因为除了对她们施行强奸和蹂躏时以外中国商人一直把她们那样缚在铁管上，实际上已经使她们的手臂变成了残废；另外两个女民兵的遭遇更为凄惨，中国商人为了防止她们逃跑，竟然割断了她们的脚筋。
侥幸的是，尽管她们蓬头垢面，削瘦孱弱，受尽各种折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她们说，除了中国商人的强奸之外，她们还要遭受两个保镖的摧残，而她们几乎是在饥饿中度过了两个多月，因为中国商人每天只给她们一锅稀饭和一小桶冷水。
听了中国商人的暴行，“平”小组成员激愤异常，竟将中国商人和他的两个保镖当即打死了。
我们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把五名女民兵带回河内，告诉她们那个中国商人是中国部队的特务，并据此散布出我们精心编造出的谣言，说中国在东京湾地区的一个团对越南控制的一个村庄采取了行动，中国人强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
经过考虑，这个谣言由在河内的越南心理战连的士兵穿上便服去散布。那个连的士兵一言不发地接受指示，穿上便服去执行任务，但是没有回来，他们叛逃到越盟那里去了。
几周之后，东京湾的人们谈起了中国师在越盟控制地区的不轨行为。经过调查，原来那就是先前散布的谣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增添了中国士兵如何把剥光衣服的越南姑娘倒挂在树枝上当靶子打、中国人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皮或把年仅七岁的越南女孩子轮奸至死，以至把被俘的东京女民兵活生生烧死等血淋淋的捏造的内容。
这种意外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性，“平”小组成员分别将五名女民兵带到难民中去，让他们看女民兵已经伤残的手臂和脚。结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间很快地动摇了，就连越盟内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吴庭艳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和山区的人们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离开了家园，大批汇入难民的行列。而本来就处于惊慌失措状态的法国侨民竞相搭乘法国专门接运他们的飞机逃往南方。
这次心理战的成功使兰斯代尔上校第一步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于是“平”小组的活动立即转入第二个阶段：拟造越盟的传单和尽可能破坏更多的在北越的设施。
在阿伦德尔上尉的协助下，“平”小组搞出了一张以越盟抵抗委员会为名的传单。
除了谈别的事情以外，这份传单还要求乘波兰和俄国轮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员躲到押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袭和潜艇的攻击，传单还要他们准备御寒衣服——御寒衣服这项是为了配合一个口头的谣言，说越盟人员是被送到中国去当修筑铁路的劳工。并且，经过改造的谣言又加入了对女越盟人员的恐吓，说根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秘密援助协议，越盟挑选五十万十岁至二十五风岁之间年轻标致的女人分批送中国，而中国则派遣二十五万军队帮助越盟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占领。
与此同时，另一份捏造签名的传单引起了更大的恐慌，那是第二个准军事小组散发的，小组的代号为“家”（即阮文伟上校）。那份捏造越盟签名的传单指示东京地区的人们在10月初越盟接管河内地区时应该如何行事、谈到的项目包括财产、货币改革和接管后给予工人三天假期等等。传单散发后的第二天，到难民登记处要求离开的人增加了两倍（多数是原准备留下的法侨和华侨商人），两天以后，越盟货币（盾）下跌了一半。
越盟通过广播斥责这些传单：这些传单看上去非常象真的，甚至绝大多数一般越盟成员也认为广播中的斥责肯定是法国人更弄的诡计。
在河内进行心理战袭击还带来了其他后果。
“平”小组争取了河内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作它的成员，以便使任何被捕的小组成员可以从狱中得到释放。他协助“平”小组成功地进行了破坏有轨电车线和污染储油的工作。
争取这位名叫武统善的越盟高级治安官员的工作，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河内支行阿皮尔·杜松先生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1954年10月初的一天黄昏，我与“平”小组的一个成员冒雨来到阿皮尔·杜松先生位于费利克斯·富乐尔街三十七号的寓所，一栋法式的、窗上装有铁栅的灰色三层楼房。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操着一口纯正法语的越南秃顶老头。当我递上阿皮尔·杜松先生的名片，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了法国谍报人员雅克·塔利丹少校。交谈中，阿皮尔·杜松先生告诉我们，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接到指示把法军在河内的谍报网转交给中央情报局使用。由于10月9日法国最后一批部队将撤离河内，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没时间作具体安排，只是把谍报网成员的档案和联络暗号及密码交给了我们。
回到住所，我将那份法国谍报员的档案逐一加以分析，着重阅读了有关河内警察局高级治安员武统善的材料。武统善当时四十二岁，其祖父武鸿卿系“亲华派”（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越南国民党前主席；武统善于1947年参加过越南联合政府，其后一直在治安部门工作，并同时兼任法国谍报人员。
然而，当我同“平”小组成员找到武统善的时候，他的样子几乎使我彻底灰心丧气了。
我们是在新亚大酒家对面的一个丫头唱馆里见到那位前法国谍报人员的。他当时正躺在一个单间的竹床上，法国女孩子给他做着按摩，床下的一个铜制水盆里有两块蓝白色条纹布。显然，他在那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正品尝着一般越南人不可想像的滋味。
见到我拿出联络用的黄铜牌，他有点惊讶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杜松先生要我们来找你。”我用法语对他说。“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单独谈话。”
他略微思索一下，把那个法国女孩子打发出去。
“很抱歉，我不得不到这里来打扰你。”我坐在竹床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以不无嘲讽的语气说。“因为我认为越盟的官员在这个时候应该呆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不会出现在这种难堪的场合。”
老实说，从见到武统善开始，我就开始对雅克·塔利丹少校领导的谍报人员的能力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我无论如何在这位越盟的高级治安官员身上也找不出最起码的确认的依据；面前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越南官僚的样子，这使我非常失望。自从到了越南，我见到过许多很真诚的爱国者，但同时也遇到不少带有法国式贵族派头的越南人，他们与其说在同法国人进行一场战争，倒不如说在同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更为确切。
“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工作。”武统善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这样说。“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与法国人合作得很好，可是他们现在要走我，我感到十分遗憾。”
这是我进入越南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越南人，而且还是一名越盟高级官员如此明确地表示他对法国人的友好态度；几个月来，在越南到处似乎充满了仇恨法国人的情绪，甚至连保大皇帝阮永瑞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他对法国人的不满。
“如果共产党中国占领了越南，”他接着说，“那么它就会对整个东南亚发动侵略，而它的侨民就会起来响应。越南是越南人的，谁也不要想得到它！”他用手做了一个决心的手势，“每一个越南人都应该起来抵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妇女和儿童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他看起来慷慨激昂，说个不停。
“你大概在担心自己不能再到这里来抽鸦片嫖女人了吧。”我心里暗想，但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我还是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他积极提出要逃出越盟，参加对越盟作战；我向他解释，他留在越盟内部同样非常重要，他仍可以象以前一样工作并接受更高的报酬，只是暗中从事破坏活动。对这一些，他很勉强地接受了。
10月中旬，“平”小组的四名成员在企图进入河内印刷厂去破坏那里的现代化印刷设备时被早已占领印刷厂的越盟治安人员抓获，送到河内警察局。那几名成员关了几小时之后，就被武统善放了出来。在此以后的几十天里，武统善还数次放过被捕的“平”小组及反对越盟的人员。
进入11月份，我接到兰斯代尔上校的指示，准备把“平”小组撤回南方，我们日夜守卫在屋子里，开始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文件和其他物品，并且给全体组员分发了自动武器和手榴弹，以预防在完成任务之后分散返回南方的途中遇到的特殊情况。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最后一刻，武统善忽然私自决定亲自帮助我们去散发剩余的传单。结果，警察发现他，在早晨没有行人的河内街道上追踪他的汽车，最后向他开枪，捉住了他。他是唯一被捕的“平”小组成员，作为法国特务被关进了监狱。
其他“平”小组成员顺利地如期返回西贡。
11月6日，我乘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