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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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领导人，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
会议结束后，胡适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曾向他保证，“今后台湾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
此时的胡适似乎又沦为蒋家的弄臣。他力排众议，全力支持蒋连任，并将领导人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胡适并不领情，他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是可以连任一次的！”他争的是“宪政”发展。
因为胡适关键的临门一脚，让蒋介石再次坐稳“总统”大位，蒋因而对胡感铭五内，礼遇有加。相对于在美国的冷清，年入古稀的胡适在台湾受到追捧，飘飘然有与天接壤之快感，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也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
8 祝寿不忘争自由
1956年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胡适回台，他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蒋祝寿。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领导人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导人的力量。”他还说：“现在能办事的人的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
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领导人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第二天，胡适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蒋先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胡适的台湾之行，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台湾，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
二十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1956年蒋先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蒋先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蒋先生祝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蒋先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蒋先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胡适不知台湾真的没自由，只有他才是唯一有部分自由的人。”
9 《胡适与“国运”》公案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一、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院长的住宅。二、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不久，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他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以不了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1958年4月，胡适即将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之时，台湾突然出现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名为《胡适与“国运”》，四处散发。内容包括五篇文章：《胡适的领袖欲》、《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吴虞文录序》、《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从品德到学术，全面攻击胡适。警务处涉入调查后，很快搞清楚是台大教授徐子明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荣所印发。
经警方传唤，两位教授坦承所为，并愿负责。且辩称全书系“纯为学术研讨”，并无任何政治因素存在。为此，殷海光教授特别在《自由中国》发表《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一文，并指出：虽然“一切的人都可被批评，胡适是人，所以胡适也可被批评”，但这本小册子给他的印象却是：“一、人身攻击；二、毫无思路；三、缺乏常识；四、汉文欠通；五、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六、有主张而无解析；七、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的实现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所以他认定应为现实政治的副产物。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晓得。从后续发展来看，殷海光的推论却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本小册子后来干脆光明正大地冠上“徐子明等著”，交由学生书局正式出版。李焕荣更是再接再厉，又写出了续集，且照样刊行。
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言论箝制从严从紧，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人。若非背后有政治势力支持，若是胡适确实被国民党推心置腹地视为“我党中人”，则这本小册子如何还能流传下去？难怪日后有人解释，这根本就是蒋氏父子授意，给即将回台的胡适当头棒喝，要他回台后，最好不要跟《自由中国》合流！是耶非耶，当事者俱逝矣，无凭可据。倒是这本小册子，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成了时代的见证。
10 谏蒋遵守规则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到1960年蒋介石的领导人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领导人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有关规定，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
1959年，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如下意见：
第一，在明年的大会上，有关规定将受到真正的考验；
第二，为了台湾的前途，希望蒋先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
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领导人；
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有关规定，不做第三任领导人”，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曾向黄季陆谈了这些意见，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继任领导人），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
胡适对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我怕这又是1948年和1954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1960年2月召开的。会议前夕，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由于台湾有关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本地区的有关规定，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铺路，所以一些忧心时事的人认为，在此紧要关头，胡适应该对蒋介石有所诤谏。但是胡适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对外界发表谈话。
为此，记者对胡适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但遭到拒绝。记者认为这是他缄默并持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会议期间，胡适在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蒋先生再连任”。不过，他在接受《征信新闻》的采访时，却把这个话题改成“我坚决反对修改有关规定”了。
11 成立反对党的前因
蒋介石第三次连任以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违法舞弊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此，《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雷震邀请民社党、青年党和许多无党派报刊的发行人召开“选举改进座谈会”，向当局提出改革选举的十五点建议。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还提出应该在“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推动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进程。胡适曾是《自由中国》的名誉发行人，与雷震等人关系密切。胡颂平在其所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拜访胡适，请他出面担任新党领袖，均被胡适婉拒。
但是台湾学者张忠栋在研究雷震的日记后发现，胡适对成立反对党是赞成和支持的。他说：“这些日记数据显示胡适对反对党乐见其成，也显示雷震和反对党对胡适期盼的殷切。”
1960年7月初，胡适即将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以饯行为名，邀请胡适出席他们的“选举改进座谈会”。胡适在会上希望大家能以和平的方式、容忍的精神、严正的态度和长期的努力，使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走上正轨；并恳请大家以民间身份议政，对国民党政权起到制衡作用。
雷震在7月2日的日记中也说：“胡先生提到李万居文章上有‘容忍’二字，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精神。他感到我们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作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地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60年，六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七十三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规连任？然而，蒋介石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蒋介石当时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人敢反对，胡适就写信给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希望蒋不要选，而且不但不要选，最好退出国民党，因为他要选的话，各党各派都会拉拢他，所以要毁党造党，让国民党分裂，互相制衡。张群不敢转达，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做第三任领导人，“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蒋介石知道后很光火，在日记中把胡适痛骂一顿。这就是胡适，别人不敢讲的时候，他敢讲真话。
在蒋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后，他知道，两人的交情已到了尽头，于是胡适转而支持雷震组党与蒋介石抗衡。可以说，《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主要还在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组新党是蒋与胡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其实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的确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才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的对话，可以说是他们君臣关系破裂的标志。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这就是胡适七十一年生涯的悲惨结局。
12 从社论风波到雷震案
修改过的社论《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刊登于《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由于遭蒋介石近侍陶希圣删改，社论字体较该刊常用的字体还大，特别显眼。在台湾新闻史上，这是一篇标志新闻自由遭到十足践踏的可耻纪录，因为这是由《自由中国》、台湾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专制体制“合作”写出的社论。
这是台湾保安司令部以及其后的蒋介石干涉新闻、言论自由的胜利，也是《自由中国》在权力威逼之下向当权者低头的屈辱，胡适完全无法接受，打算辞职，被社长雷震劝阻未成。
由这个社论风波开始，《自由中国》的论述和国民党的论述的冲突，此后不绝如缕。雷震和蒋介石关系的生变，就此埋下火种，胡适也被卷入此巨大的风波中。
社论风波刚结束，又发生了胡适坚辞发行人名衔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