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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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仍遭情治单位监视，当时与陶百川时有互动，此外还有王新衡、王世杰。那时国民党方面已成立一个雷案善后五人小组，成员计有安全局长周中峰、警总副总司令王杰、“监委”酆景福、保安处长吴彰烱，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似为王新衡（蒋经国的留俄同学）。以上所提陶百川、王新衡也是她们父亲的老朋友了，1950年她们的父亲访问香港时，陶、王两人时亦滞港。

她们的父亲甫出狱后即遭受24小时严密监控，家人不堪其扰。记得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参与婚宴回来得早一点，夜里8点多钟返家休息，那晚他从后门进来，监视他的特务没有注意到，直到半夜过后，特务们急了，会同派出所警察来敲大门，半夜三更也惊醒了左邻右舍，雷美琳回忆说：“佣人老陈只好将父亲从熟睡中叫起来，特务验明无误，方始离去。”

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与民主运动人士交往不像以前方便了，出狱后虽与郭雨新的互动甚勤，但不再有入狱前那样的见面式的联系了，因为双方均遭严密监控。在她们的印象中，仅限于过年过节互赠礼物、传达书信等相互关怀之联络情事，且多半都是由女儿居中传达，在记忆中都是由郭宅的后门进出，以避监视者之耳目。

当时在松江路寓所与许信良的会晤是透过陈菊安排的。1978年10月，施明德与艾琳达的婚礼在中国大饭店举办，雷震应邀证婚。那晚的司仪是陈鼓应，事后他告诉女儿当晚党外精英全员到齐，他们对雷震一致推崇，情绪高昂。由于雷震与成舍我的友谊，雷震介绍了不少人去世界新专（现为世新大学）执教或就职，印象中有王晓波、张化民、胡虚一等，记忆中好像成舍我有求必应、照单全收。

她们的父亲晚年对政治环境的看法很乐观。

对于世界局势，他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在逐渐转变中；对于岛内的知识分子，他期许应将目光放远，抛弃明哲保身或随波逐流之想法。他回顾在军权统治、一党专政下，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从狭窄的国民党政治圈中跳出来，争取言论自由，展开反对党运动。

他所表现的胆识、气魄、风骨，在面临巨变的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亲口告诉女儿：“历史会还我清白，也将证明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对于台湾民主发展，他抱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旧时代的残尾，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启端，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因素出现。

雷震案对其家庭及对其子女一生的为人处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雷案发生后，其子女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打压，谋生不易，但由于她们的父亲一生宽厚待人，加以平生行谊获得普遍赞誉与同情，家人亦感同身受，子女们对父亲所作所为尊敬而爱戴，父亲从事民主运动期间，家人深受恐惧与煎熬。每当子女们想起以前的种种，总像从噩梦中醒来，而不会因年代的久远而遗忘。

她们回忆，1960年9月4日，雷震遭警备总部军特人员逮捕，在此项非法行动之前，好多父执辈的朋友，其中包括父亲的长官或旧属，都或明或暗地一再向父亲或家人提出过警示。雷美琳回忆说：“事实上在父亲出事前两年，有关逮捕父亲的风闻即不断传出，每逢父亲出门，母亲总是一再叮咛要注意行人车辆，安全第一。”“我们身为子女，看到较往常更显得忙碌的父亲，除了担忧之外，真的不知道要为他老人家做些什么。”

那一段时期（1958下半年至1960年9月）居家附近所显示的迹象和征候，早已使她们感到与往昔迥异。隔着竹篱笆的巷子里，总是有人透过隙缝向家里窥视。她家（新店广明路174号）就在巷口第一家，临街就是广明路，有家小杂货店就在巷口街边，她们出入都会经过这家小店，也经常照顾他们的生意，尤其是她的奶妈，是她将雷震的大小女儿带大的。奶妈是一位慈祥的妇人，几乎三天两头去买一些家里缺少的日用品，她告诉孙女们，店里现在每天都有生人来往徘徊，并向杂货店老板打听家里的情况；他们有时也直接问奶妈有关她们父亲的种种，“态度并不友善，似乎也没有什么顾忌”。

雷德全回忆，她的父亲通常午餐后，习惯小睡片刻，有一天他告诉她说，今天无法休息了，吃过饭后他要到台中开会，不想被特务跟踪；平常他在台北的活动不大考虑特务盯梢的问题，情势上也难以避免。她和大妹雷美莉商量，决定从邻居的大门出去，带着父亲绕过后山走到七张。

由于她家与隔壁冯家有小门相通，所以雷震顺利地回避了特务的监视，绕到了后面巷子，穿过文山中学的操场，花了两个小时，走荒径小道，才到七张。她们在七张车站送父亲搭上公路局的班车后，雷德全才和雷美莉踏着轻快的步子，从大路踱回家。经过杂货店时，那些特务们都傻了眼，竟然问她们什么时候出去的。“我和妹妹没有理会，只是开怀大笑，好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雷德全得意地说。

有一阵子，报章上常有军车肇事新闻发生，子女们又开始为父亲的安全忧虑了，“但绝不是我们的过虑或敏感，因为稍早以前有一个父亲的老友已提出预警，要父亲改变一下一贯固定的路线行径，因为他知道父亲平时行程的路线都是一样的”。

雷震吃过了饭，小睡一会儿之后，即走向新店公路局车站，总是在台大站下车，然后顺着新生南路走到和平东路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的老友所得到的预警是情治单位打算制造假车祸，以军车撞击他。雷震却不相信有这种恶劣的阴谋，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但妈妈、我和妹妹已决定每天陪他去社里上班，我们一齐乘车，一齐在路上行走，让父亲在中间。走了两天，他终于含泪答应我们不再在路上步行了。”他说，不愿意看到妻女为他受罪，或是忧心。

身为政治案件受难者家属的心路历程是坎坷的！

雷震系狱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反对党”与“叛台者”同义。1970年雷震出狱后，大环境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威权体制下高压依旧，身为雷案家属，均被列入管制之列，“我家里的电话均受到监听，外子在海军经历遭到限制，提前退伍，但昔日袍泽并未断了联络”，雷美琳说道。所以外子常警告他的同学说：“不要在电话上发牢骚，我家的电话是24小时录音的。”那一段时期，雷震了解她们遭受牵连的遭遇，便鼓励她们离开台湾，他说：“趁孩子还小，你们还年轻，为了下一代，你们应向外发展。”她们姊妹们在父亲的激励下积极办理了离台手续。

去台多年而心系老父，返台探亲却有着太多的不愉快经历。

1978年初，雷美琳在其父亲寄来的贺年卡中赫然发现一句：“何时回来看我？”当时她就潸然泪下，立即以电话通知最小的弟弟雷天洪，约他一同回台探望父亲。然而，两个儿子因中学课程甚紧，外子也因工作关系终究未能同行，“但他们都知道我念父情切，祝我有一个愉快的探亲行程”。

但这一趟返台探亲的行程，并不是十分顺利愉快。当飞机降落时，她和弟弟雷天洪兴奋之情难以形容，终于可以看到阔别五年的父亲了。“我们的高兴似乎太早了一点，当我们走向入境的窗口时，噩运就从那时开始。”

只见那位小姐接过她们的证件检查后，看了她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站起来匆匆向走廊上另外一道门走进去，不久后由门内走出一大群男男女女，男的着灰色条纹西装，女的则着一式窄裙，男士们带弟弟去一间房内检查，女士们则带领她和女儿去另一间屋内检查。

那是一种很详细的全身检查，衣服也要脱掉，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个个态度恶劣，她七岁的女儿哪里见过此类情景，吓得哭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与生气，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侮辱，连人的尊严都没有”。

但他们拿了行李出海关时，又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状况。那个年代美国的Ponds面霜和牙膏都算是珍品，苹果也是昂贵的，可是她带的这些物品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待遇，还是那一批人，继续在检查，他们竟然把牙膏盒打开，将牙膏挤些出来；把好好的Ponds面霜盖子扭开，用手指往里面搯着；一箱苹果中他们还会挑几个出来，用刀破成两半。

这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特务匪夷所思的行为，被她后面一位美国旅客看见了，立即抗议，并递给她一张名片，对她和雷天洪说：“如果你们要控诉他们，我会为你们作证人。”这些特务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严重伤害了自己同胞的尊严，自然也令台湾蒙羞。

她们在重新整理行李的时候，一位海关人员走过来对她说：“雷小姐！我感到抱歉，但我要告诉妳，他们并不是属于海关的人员。”她当即向他致谢，表示理解。但二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她的女儿受了那次惊吓，再也没有想到要回去看看。她没有想到，更不会理解，以她当年七岁的年纪，竟也会遭遇到政治犯家属的对待。

自1974年底离开台湾，三年后第一次回台即遭受了那样的屈辱，连七岁的小孩也没有放过。的确是令人感慨万千。亲情、友情，何处是归程？

1978年11月，她又接到父亲因病住院执行手术的消息，当即会同弟弟雷天洪驱车南下，与洛杉矶两个妹妹同赴台北探视，再次受到了年初飞回台北时的不公正待遇，粗暴的翻箱倒柜或检查依旧。但在说词上稍为客气了点，也是男女分别检查，她们姐弟4人，分在两个房间内。

当她问检查人员：“全机约400人，为什么只检查我们4人？”特务回答也妙：“每班飞机抽查4人，两位外籍旅客，两位台湾人，以示公允。”面对这批上行下效的小人物，她也再懒得问下去，只对弟弟雷天洪说：“那才怪了！我们两个拿台湾旅行证件，美莉、美梅拿美国护照，怎么这样巧！”

1979年3月初，她的父亲手术后病危，她们姐弟分别从旧金山、洛杉矶赶回台北，下机后，检查依旧，只是这次她没有带皮包，随身证件机票放在大衣的口袋里，检查她的那位女士问她：“雷小姐，你的皮包呢？”她没好气地回她一句：“规定女人一定要带皮包？”这时飞机上乘客已走了一大半，那位女士随即又加上一句话：“小姐，老实告诉你，你的皮包内有重要文件，已托头等舱的乘客朋友带出去了。”雷美琳顿时为之语塞，愣在当场。事实上因这次旅程仓促，为求简便，她在装箱时候随手将那只较大的皮包放进去了。

以上是雷美琳在1978年至1979年间三次回台时的机场奇遇，即可反映出当时的高压气氛及台湾情治人员的水平。

2001年2月26日，雷震的子女雷德宁、雷德全拜会陈水扁，陈水扁立刻作出回应，指示有关单位成立项目小组来处理。第二天，陈水扁前往历史档案馆视察，并公开挑出两份雷震案的档案宣读，这是雷震案的官方档案首度正式公开。

受命调查的有关方面立即组成“雷震先生现存资料调查项目小组”，随后访谈49位军方相关人员，清查约108000余卷档案资料，搜集到雷震部分日记复印件、回忆录与雷震案的公文。有关方面于5月18日以3个月时间完成调查，移交历史档案馆，14卷档案，1500多页的数据于6月8日完成移转作业。

历史档案馆成立编辑小组，编选了3册雷震档案，第一册是《“国防部”档案选辑》，第二册是《雷震狱中手稿》，第三册是辅以其他重要的官方档案，如“监院”调查过程、雷震于狱中的会客报告与言行纪录等。

雷震的文稿包含日记、回忆录与书函，都不是原稿，且大都是断简残篇，原因是这些文稿经狱政管理人员审查，认为有重大不当的言论，加以照相翻拍，遭查扣的数据部分还留下红色的眉批，也正因为遭到查扣，才得幸免被焚。

在过去公布的雷震史料中，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并没有明显的批评，但在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的文稿中，却显示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有强烈的不满。历史学家陈仪深指出，这部分的资料的确与过去对雷震的印象有所不同。

雷震在狱中多次写信给蒋介石，提出取消造成“个人偶像”的无意义的幼稚举动，指自己入狱是国民党干涉司法所造成，许多制度都是因人而设，不应是永久制度。

雷震对蒋经国也有严苛的批评。他向蒋介石提出，未经台湾有关主管部门通过的防务会议，置于领导人之下，下面则是特务机构，负责人则是蒋经国，负政治责任的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竟不能过问情报机关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又如“青年救国团”以蒋介石为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