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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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就力促台湾当局推行家庭计划，希望把人口密度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的台湾妇女受孕率控制住，但是蒋氏父子看法却相反，认为应该鼓励生育。
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技术官僚们便向两蒋力陈，人口压力不仅危及全面就业和人均所得的提升，还可能成为社会动乱之源。这个议题却引起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辩论，蒋经国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藏在他背后的是蒋介石。
蒋经国从马克思主义背景为出发点发表讲话，他力主拥有更多的劳动人口时，力量就会更强大。国民党党内的大保守派和军方人士对他这个观点大有同感，也强烈反对家庭计划。相形之下，以蒋梦麟为首的整个技术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计划，但都属于少数，居于劣势。
老蒋是决策的关键，他初时站在儿子一边，因为他以孙总理门徒自居，当然也支持孙中山先生这方面的观点，因此很自然地与蒋梦麟站在了对立面。
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演讲民族主义时，就析论了中外人口数量问题，阐明了近百年来列强人口增加远比中国迅速，照此推测，一百年后，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而并吞中国，甚至被他族所消化灭种。所以孙中山主张增加中国人口，以免长期遭受列强人口增多的压迫，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
但就是这个食古不化的过时的教条思想，让蒋氏父子无法接受节育观念，更让蒋梦麟等人吃足了苦头。
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但因百废待举，又有内忧外患，故未制定人口政策。到长期抗战时期，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才开始积极研议人口政策。1941年秋，由行政院社会部组织一个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多人为委员，拟定人口政策纲领草案，由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提出《民族保育政策纲领》，并由1945年5月5日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纲领》共二十一条，
其主要内容：在人口数量方面，主张合理有条件的增加；在人口质量方面，主张消极抑制遗传缺陷分子之生育，积极鼓励身心健全男女之繁衍，革新社会环境，改进生养教育，普及体育，推广医药卫生，以期国民体格之增进；在人口分布方面，主张调剂人地比率，改善各地区的职业分配，辅导人口迁徙，并扶植边区人口。《纲领》通过后，曾由社会部草拟实施办法，经行政院核准。
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派遣军、公、教人员来台接收，并将48万在台日人遣回日本，其中平民32万人，其他为军人。1947年3月，内政部成立人口局，研拟了一个《人口政策纲领草案》，嗣以时局逆转，此前拟定的《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未能实施，后来研议中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也没有了下文。
1949年，由于大陆局势逆转，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当时约有百万军民随同移入台湾，对于台湾往后的各项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但是准备“反攻大陆”的政策优先，兵源要获得保障，“节育”显然没有必要。
3 节育运动之争
作为同样姓蒋的同宗与同乡，蒋梦麟与蒋介石有着极为不寻常的关系。据说，蒋梦麟曾开蒋介石的玩笑说，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马路消息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蒋梦麟是蒋介石特请来整顿全国教育的。20世纪20年代末，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买卖文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
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称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了滥设大学及以教育为名而牟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蒋介石在教育上也十分支持蒋梦麟，只是面对节育，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却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呼吁和支持节育，但仍然无济于事。反对派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上，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
“台湾何须节育，‘反攻大陆’后，有的是广大天地足够发展！”这是保守派最振振有词的一句话。
上述“反共教条”，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在预备军官考试前都会重出江湖，纠缠役男，明知毫无学理根据，大学男生只能寻章摘句挑被指定的教科书中的“奇言”来苦中作乐，平日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全被撇到一边，否则“答错”试题只有去当大头兵的份了。
冷战时期的台湾人口政策明显处于观望和酝酿期，也可以说是停滞期。当时政事、社会、舆论界、民意代表等夙具盛名的领导阶层，仍普遍对于节育存有敏感而视之为一项禁忌，不愿碰触，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家庭计划尚无发展空间。
当时，专家与民意代表之间辩论人口问题转趋激烈。无论台北的议事机构，或台湾法律主管部门，甚至于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都不时有热烈的争论。有人要求台湾行政当局正视现实，早日制定人口政策；有人从传统伦理观念、道德、宗教、“国父遗教”、防务需要、民族发展等种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蒋梦麟面对的是以两蒋为后盾的所谓的“卫道之士”及“爱台者”。
当时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因为节育会影响兵源，会影响“反攻大陆”，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没人敢反对。这就是国民党反对节育的最大理由。
根据蒋政权的年度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80％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20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粮食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账；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资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400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1/4。每平方千米的耕地，要挤1230人。受良好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离台，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
翻开台湾人口史，台湾光复之后，人口加速度增长，除了1939—1940年的大量难民潮移入之外，台籍日本兵自海外复员回来后人口就大幅增加。据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人口增加速度达最高峰，同一年的粗出生率为46。6‰，粗死亡率为9。9‰，翌年起逐渐下降，再到自然增加率降到2。1‰。
台湾地区人口数，在1946年底为609万人，1949年增为740万人（且不包括现役军人在内），粗出生率因战后婴儿潮年年增高，达42‰以上。在台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鉴于台湾地区人口增加速度太快，曾发行以提倡安全期为方法的家庭计划的小册子《幸福家庭》100万本。
唯因当时舆论反应不佳，有人上书两蒋，诬蔑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这项计划于是就停止了。
1954年以后，台湾地区由于人口压力日趋沉重，引起社会大众及媒体的关注与讨论。加上1955年稻米因天旱而减产，终于引起民意代表对政府应否确定人口政策与节育的广泛探讨。当时的省政府主席严家淦对此一问题审慎地答复称：“限制生育或准予堕胎一事，正反意见纷陈，未敢遽下判断；而且此事系全台政策，应报请高层核办。”
严家淦私下是赞成节育的，但是依照当时法令，并无有关限制生育的规定，省政府恐怕暂时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如果由人民团体自动地推行所谓“家庭计划”，在法律上亦无不妥之处。这可以说是台北行政当局一把手首次对人口政策及家庭计划问题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但是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确保兵源，于1955年12月指示台湾行政当局及台北市政府尽快准备举行人口普查。台北市政府于是在1956年9月16日举行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户口普查。1956年10月31日台北市政府公布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台闽地区共查得9874454人，除外国人3113人、金马地区56349人及其他人口506793人（无户籍军人、服义务兵役的充员战士、驻外人员及其眷属）外，居住台湾省的常住人口计有9308199人。
再就台湾省籍人数、外省籍人数及上面的人口总数予以比较，人口漏记、未登记等情形，并不如外界想象之甚。因此，户籍登记的人口统计尚可信赖。但户口普查的结果，发现从1946年至1956年的十年间，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4‰，可在十六年之内，使人口增加一倍。
台湾在1950年时，由于战后婴儿潮，加上当时政治情势以“反攻大陆”为主，鼓励生育，当时的总生育率曾经高达7人，也就是平均一位妇女一生生产7胎。根据1965年联合国人口评鉴，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率是世界第一。
若仅以调查标准时间以前的一年内计算，人口自然增加率约35‰。若按此增长率推算，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数可在二十年后便要增加一倍，比蒋梦麟原来估计二十四年后增加一倍还要快得多。台湾的人口问题已确实越来越严重了。
4 为节育运动的开展而努力
蒋梦麟早在1951年就发表了《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土地问题与人口》两文。中国的古训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后他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问题，并邀请美国人口专家赴台演讲。
台湾家庭计划的实施来自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之大力推动。农复会成立于1948年，前身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成立的依据为美国《援华法案》之《中美合作复兴中国农村》专条六。成立之初，中国方面由蒋介石任命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瀚三位委员，美国总统则任命两位委员，委员们选举蒋梦麟先生为主任委员，农复会的组织
与工作方针由中美五位委员共同商议决定，所录用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农复会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台湾农村复兴工作。
早在1950年12月，农复会美籍委员贝克博士应邀参加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九次座谈会，发表“人口与生产的平衡”演讲，指出台湾的人口增长过于迅速，应即采取无痛苦的节制生育法予以控制，这比历史上借天灾人祸以减少人口的方法要好，同时呼吁国民党政府应尽早准备实施。
然而，座谈会主席朱家骅却在开会致词及结束讲话中，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方法落后，因此改良农业、发展工业、开垦土地等，方是正确的解决方法。
朱家骅是曾亲聆孙中山教诲的国民党先进，他的异议成为此后许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由来反对蒋梦麟推行节育政策的先声，而蒋氏父子的态度又是朱家骅最大的靠山，蒋梦麟这场硬仗难打，不言自明。
所以贝克虽是美国人，有美援做靠山，但是演讲所获得的反应，竟然是反对多于赞成。有人表示异议，亦有人觉得贝克对台湾的人口预测，其据以立论的资料准确性有问题。
由于朱家骅的异议壮了许多保守人士的胆，众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理由，反对台湾当局施行人口政策，这让改革派人心惶惶，溃不成军，大多噤若寒蝉，怕被扣上“共产党同路人”的红帽子，一不小心就被拉去枪毙。
但是有人不怕，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