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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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真假，它就是一种民间情绪宣泄。

在现代语境中，“谣言”也不一定是谎言。它是未经证实，但公众深感兴趣的事件在传播渠道中的流行。它就是一种真假难辨的信息。

西方有人专门研究“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结果之一。它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投射。人们的仇视性和分裂性冲动，由于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故选择了“谣言”。

决定谣言的公式是：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事件越是重要而且越是模糊，谣言所能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现在可以看到：与陈桥兵变相关的三个谣言，符合这个定义：它们都太重要了！也都太模糊了！在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千年之前，这三个谣言所能生成的能量，可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难于想象的。

陈桥兵变之历史讲述，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阴谋推戴”。

这里的“阴谋”，与“谣言”一样，在较早的汉语语境中，并无贬义，其基本语义不过是说“暗中聚谋”而已。

“阴谋”被赋予贬义，是汉语流变的结果。

近代以来，“阴谋论”史学见解中，往往乐于将帝王践祚视为诡计上位，似乎“阴谋论”者人人皆知帝王一伙儿耍尽心机，愚弄下民；只有当时的士庶不知。我看多了这类见解，不免生疑。我不认为现代人会比古代人更聪明。古代人看不明白帝王诡计上位，现代人就看明白了？

近世以来，书写历史，揣度古人“肮脏心理”成风，似乎古来君臣将相个个都是“阴谋家”，个个都有“黑色智慧”，个个都是“权谋”中人，诸如此类。我看不得这类无中生有的毁谤。除非有证据，除非有可靠的逻辑，否则不要“编故事”，那是“诬古”、是“谤贤”！窃以为，那种动不动就讲“阴谋论”的手法没啥思想含金量，也没有啥趣味，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点翻来覆去嚼蜡一般讲述“人性恶”“帝王专制”的套路话语，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这类玩意儿，不仅不益于世道人心，也未必就是“历史真实”，不过是自家晦暗，悬想古人也晦暗的一种“投射”。

我实不屑于揣摩测度这类俗不可耐的“故事”（不是“故实”）。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

我现在的意见是：所谓“阴谋推戴”，上位的帝王往往并不知情，多是军人哗变、自发演绎的风景。其中，可能有“主谋”，但更多时刻，是将士“聚谋”，一趁而起。从大历史视角看，此类兵变自有脉络可寻，但就历史现场，当时当下而言，实在是一个偶然事件。

本书前面讲述的大大小小十几场“阴谋拥戴”可以为证。

熟悉近代史黎元洪被士兵“强迫”拥戴为湖北总督的故实，就会理解中唐以来诸帝王被拥戴的偶然力量。

被严复评价为：道德“天下可信”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团级）黎元洪，是不赞同武昌起义的，兵火中，他藏身友人家中。据朱树烈《回忆辛亥首义》记载，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人武昌起事后，要找一个头头来率领他们。一伙人想到了黎元洪。但此时黎元洪怕事，早已藏起来了。他们费尽力气找到黎元洪藏身处，但老黎仍拒绝出见。

蔡于是向黎所在房间严肃说道：“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

黎元洪不得已出来后，革命党人拽过一匹棕色马，不等黎元洪答话，“即拥黎上马”。一路上黎元洪看到乱象，连说“汝辈事太闹大了！”但大众根本不听他说，一直“拥黎至阅马场咨议局”。

回忆录中还留下了黎元洪当时的妆束肖像：“黎身穿灰色长夹袍，黄皮马靴，赤面黑须，神色庄严。”但直到他被推举为“都督”后，仍在犹豫，甚至主张“都督”一职应由刚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某某某来担任，直到一次会议上，有革命党人朱树烈举起刀来告诉黎元洪，如果你再不答应做都督，我宁肯自杀！有此相逼，黎元洪不得已，才算郑重答应下来。

黎元洪事迹自有各类文章介绍，寻常可见，我无须啰唆；但简单叙述此事，是想做一类比。革命党人多为黎元洪的“学生”（部下），却多次“拥逼”黎元洪就位，正是“权反在下”的近代写照。





一个“偶然”力量


“拥逼”黎元洪，与千年之前，皇甫晖“拥逼”赵在礼，何其相似乃尔！

中晚唐以来一直迄于陈桥兵变，此类事屡见不鲜。

我想说的是，就像黎元洪“被”拥戴一样，赵匡胤也是“被”拥戴的。

老赵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犹如黎元洪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一样。

黎元洪有多么无辜，赵匡胤就有多么无辜。

中晚唐以来“被”拥戴的首领同样无辜。

由兵变而拥戴，史不绝书。积蓄了多少“因”，此刻有了一个“偶然的力量”，于是，历史开始——拐弯。

一般来说，被拥戴者也很难事先谋划。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推着走。当然，我知道：在那个偶然力量积聚的时刻，他们，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是最合适的被拥戴人选；也有可能存在隐隐的践祚期待，或某种暗示。但如此泼天大事一桩桩，史料中很难找到事先谋划的记录。“阴谋论”认为是被拥戴者“阴谋”策划的结果，大不可信。

我愿意把话说得“武断”一点：“偶然力量”是“阴谋推戴”的主要力量。

说到“偶然力量”，我愿意说说我的历史观。

我相信“耦合”（coupling）力量决定文明之展开。

所谓“耦合”，是借用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简言之，耦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譬如，一个电路部分到另一个电路部分的能量传递，就是一种耦合。有多种耦合方式，各有不同。但大致是说一种“合力”导致某种结果。开灯，灯亮了，看上去是按下开关的结果，但事实上经由了无数“合力”才导致灯亮，如果线路没有参与“按下开关”的动作，灯就不会亮；如果发电机没有工作，开关按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变压器没有转换电压，灯也不会亮起来；等等。循此思路，可以找到一万种以上的“耦合”事件在参与“灯亮”的结果。

学界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制度决定论”。我对这个说法持有不确定的怀疑。在我的阅读史和我的理性结构中，我知道：“耦合”的力量是一种整全性质的力量。进入历史哲学演绎、进入历史经验归纳，就可以得出一个虽然粗糙但足以自洽的结论性意见：“决定文明展开”的是各种力量的耦合。

耦合的种种变量难于预测。“制度”实在不过是各种变量力量之一，它远远不能“决定”文明之展开，也远远不能决定历史之方向。

我愿意重复说：历史之展开，不存在单一推动力。“制度”不能“独自决定”历史之展开，“文化”也不能，“经济”也不能，“圣贤”也不能……推动历史展开的恒是它们“耦合”的“合力”。历史哲学之讲述，心下宜先存此念，方有望免予胶柱鼓瑟。理性有限，不宜于夸大某类单一力量。

各种单一的力量（制度、文化、经济、圣贤、偶然力量等）不过是耦合中无数“电路组件”之一，或种种“输入”“输出”的作用力之一。取消其他“电路组件”，或其他作用力，单一的“电路组件”无能达致能量量度，灯不会亮。

文明的展开，亦然。

但在诸合力之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种力的比较优势力量，则“偶然力量”为最。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一点，整个世界史都会改写；费迪南德大公不在萨拉热窝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就会改写；罗马尼亚共和国广场上如果没有人发出“梯米苏拉”和“呸呸”“嘘嘘”声，东欧的历史也会不同。耦合力量难于设计，偶然力量也同样难于设计。埃及艳后的鼻子不是罗马帝国设计的结果；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战策划者设计的结果；罗马尼亚广场的嘘声甚至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敌设计的结果。

这些偶然力量，成为“耦合”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

思想者可以也应该就己所长的方向独立讲述，譬如，可独立讲述制度的重要或经济、文化、军事、圣贤、偶然力量之重要，等等；但是应该明了：你不能逾越理性有限性，将你的独立方向讲述为“唯一”的“决定力量”。“唯一力量”“决定”历史进程或文明展开的说法，是问题重重的。

这就是我的基本历史观。

基于这个历史观，陈桥兵变中的“阴谋推戴”，在我看来，就是整个“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历史事件。





“权反在下，下凌上替”


“偶然力量”，与“权反在下”有关。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言：唐代后期至大宋建立约二百年间，华夏政局局面是：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

王室政权失去责任大纲，造成权力反而在下不在上的局面，于是，以下犯上，上位变迁，国家祸乱接踵而至。五代以来，不仅藩镇大员看不起朝廷，就是普通军士也往往凭武力胁迫主帅。从古以来，僭伪祸乱最疯狂的，没有超过五代的。

我极赞赏这一史见。“权反在下，下凌上替”乃是唐五代间种种“阴谋推戴”的真实写照。从公元756年开始，到公元960年为止，两百年间，中原地区上演了N多次这类“阴谋推戴”的故事。

我来择要陈列一下这类故实——

公元756年，著名的“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叛军破潼关，唐玄宗西逃至马嵬驿。李亨被玄宗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平卢节度使，总理平叛大计。李亨为将士百姓所留，不与玄宗西逃，而是取道北上。就在这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被拥戴”即位，史称肃宗。唐玄宗则被遥尊为“太上皇”。

公元783年，泾原（今甘肃泾川北）节度使奉命带领将士五千人，赴关东与反抗朝廷的节度使作战。士兵冒雨路过京城长安，希望得到皇上赏赐。但那时朝廷正在过“苦日子”，长安城里米珠薪桂，斗米钱五百。唐德宗未给将士星点赏赐。京兆尹在城外犒军，也不过是一顿素菜糙饭，不见荤腥。泾原士兵光火。认为拼死作战受这待遇，一口腌臜气不吐不快，于是抢了长安城，吓跑了唐德宗。叛军索性迎同平章事、太尉朱泚为主，史称“泾卒之变”。朱泚在胆战心惊中“被拥戴”，做了短命的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次年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

本书中记录的“权反在下”事件，已经看到的就有：

公元926年，后唐无赖军士皇甫晖劫持军将、小校不成，最后又劫持赵在礼。赵在礼“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公元926年，后唐李嗣源“被拥戴”为帝。

公元934年，后唐李从珂“被拥戴”为帝。

公元951年，后周郭威“被拥戴”为帝。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拥戴”为帝。

我不厌其烦列出这些“阴谋拥戴”的故实，就是想考出“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之僭乱现象，正是“权反在下”的结果。事发偶然，事实上不存在首领的“预谋”。我知道熟练操习“辩证法”的朋友会来说：“偶然”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我认为这类说法没有思想含金量——“被拥戴”的历史现场由“偶然”的力量忽然介入而起，是最直截的逻辑起点，继续往前推，连“必然”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连“必然”都一定有一个起因，那样，就要最后推到创世纪或宇宙大爆炸。这类文字游戏，对我，没有吸引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对我，是一种忌讳。

此话表过，再看军士们为何乐于“阴谋拥戴”。

还是赵翼说得好：

……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

将士们为何愿意冒着风险玩阴谋拥戴这个活儿呢？自有它的缘故。因为拥立藩镇大将，则被拥立者心存感激，但又心存畏惧。只好隔三差五十天半个月的不断地大兴犒赏。被拥戴者视这些将士如“骄子”，即使“骄子”触犯法规，也不敢过问。如果拥立新的天子，那就获利更大，将校能得到升迁，军士也能得到赏赐，还能恣意剽掠抢劫。

所以拥立新主成为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