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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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等。然后问他：“你到契丹去请援，你可知道契丹军什么时候会到晋阳？”
王得中说：“我只受命去送杨衮，没有别的使命。”
有人对王得中说：“契丹可是答应你发兵来了！你不说实情，万一契丹军很快到达，你可就危在旦夕啦！”
王得中的回答是一篇大实话，他说：“吾食刘氏俸禄，又有老母在围城中，若以实情告之，周人必发兵据险以拒契丹。如此，家国两亡，吾独生何益！不如杀身以全家国，所得多矣！”
契丹骑兵数千人，很快出现在忻州、代州之间，作为北汉遥远的声援。
柴荣发现无法收买王得中，最后还是杀了他。
战场形势渐渐有了变化，开始向不利于周师的态势转移。
河东行营都部署符彦卿奏请增加兵力，柴荣派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增援。契丹的散兵游骑不时出现在忻州城下，符彦卿与诸将列阵以待。大将史彦超带二十骑为前锋，遇到契丹，当即驰入阵内血战。李筠引兵跟进，一战，杀契丹二千人。史彦超恃勇轻进，穷追败寇，渐渐离开大军，契丹援军赶来，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李筠仅仅幸免于死。在契丹的反击中，周兵死伤甚众。符彦卿退保忻州，后来又引兵退还晋阳城外中军大营。
符彦卿一路等于败归。
大兵久围晋阳。多次从国内征调军卒民夫，东自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县），西及蒲（今山西永济）、陕（今河南三门峡），来攻晋阳，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攻克。又有连绵不断的淫雨，征调而来的士兵大多生病，似有疫情蔓延。史彦超战死，符彦卿又退兵。
这一局面很像当年张敬达征讨石敬瑭。
大帝柴荣感到胜算不大，经过几个昼夜的思考，决计退兵。
公元954年六月，世宗拔营。
老将药元福对世宗说：“进军易，退军难啊！”
世宗道：“朕将这个断后的事全部交给你！”
药元福于是整顿将士排成谨严的战术队形，殿后，缓缓而退。北汉果然出兵追踪。药元福将其击退，保护了中军安全撤退。
但是大军回还还是太仓促，李谷千辛万苦征集而来的数十万（石、束）刍粮在城下，无法携带，全部焚弃。而军中有流言四起，相互惊扰，甚至有相互剽掠的事出现。军需辎重损失无法计算。最后所得到的北汉州郡刺史也都弃城逃跑。代州桑珪等人想跟从周师南退，又担心诬杀郑处谦事受军法处分；但已经背叛北汉，又不能再次投降北汉，于是据城自守。最后被北汉攻克。
经过小半年的战争，又回到了半年前的地缘态势。
居河东北汉不血食
周师虽退，声威大震，此外在撤退中，还将北汉臣民十余万人迁往河南，削弱了北汉政权的兵源和赋税来源，使它的战争动员能力大大下降。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征北汉，也学习柴荣的做法，迁徙北汉太原附近诸州郡十来万人到南部诸州，再一次削弱了北汉的赋税来源，等于从经济上打击了北汉，这才为宋太宗赵光义最终平定北汉预先做了铺垫。历史上来看，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两次迁徙北汉居民，都是在为赵光义“打工”。
北汉主刘崇因此而忧愤成疾，将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儿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承钧。又挨了小半年，到了冬底下，刘崇病重，不久去世。刘承钧代理国政。
刘承钧派出使者向契丹报丧。契丹派人来“册立”刘承钧为皇帝。刘承钧每次向契丹主上表，都自称“男”。契丹回他的诏书，称他“儿皇帝”。
赵匡胤建构大宋后，曾经派遣使者对刘承钧说：“君家与周氏世仇，应该不屈。但我大宋与你并无世仇啊！为何困扰河东一方之民？你要小心：契丹很多诈谋，最终是不可以依靠的。君若有志于中国，可以下太行来一决胜负。”
北汉主刘承钧也派遣了使者回复道：“为我谢赵君。我刘家本来不是‘叛人’，现在之所以区区守此河东一方之地，实在是因为惧怕我汉氏祖宗不血食也。河东土地兵甲，不足当中国之十分之一，哪里敢深入中原作战？君如果真的愿意决胜负，当过团柏谷（今属山西太古）来，我愿背城与您一战。”
书信往来有玄机。刘承钧不称老赵“陛下”“宋主”，而称“赵君”，就是不承认大宋为“正朔”。但赵匡胤闻听此言，却心生同情。北汉从后汉而来，而后汉据守北境，捍御契丹，于中国有大功；最后被郭威所灭，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道理上，灭人家后汉之国，那是说不过去的。郭威更不该答应迎立刘崇的儿子刘赟，而后又杀了刘赟。这让刘崇如何忍得了杀子之痛？故刘崇起兵太原，延后汉一线血脉，有其正当性。
老赵对后汉、北汉的来龙去脉，有感触，史称“上哀其言”，皇上对刘承钧的回复很同情。
老赵对使者说：“为我告诉刘承钧，本朝开尔一路以为生。”
老赵称刘承钧之姓名，连“君”（先生）这样的客气词也不用；更称“北汉”为“路”，也有深意，他不承认刘氏所据太原诸州为“国”，只能是一“路”。“路”是个行政单位，在宋代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这封回信也算是对刘承钧称老赵为“赵君”的一个“回敬”。
老赵说话算话，终刘承钧一世，没有大规模地向北汉用兵。却也正好借此机会平定了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以及荆湖巴蜀诸地。直到开宝元年（968），刘承钧死，老赵才对北汉有过一次足够规模的攻伐。
后汉被后周荡灭，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刘崇观察天下形势后，据河东十二州称王，仍称国号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以示“大汉统绪”。北汉僻居河东一隅，地瘠民贫，约略只有二十万人口不到，但刘崇结辽为援，每有战事，即联合辽兵行动，虽然屡次失败，但屡仆屡起，甚至还两次主动进攻后周，郭威没有扫平它，柴荣没有铲除它，赵匡胤也没有攻灭它，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采用围汉打援战略，先击溃辽军援兵，而后下太原，灭北汉。
北汉如此羸弱，却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如此难于弭定，成为“五代十国”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有心人开始探讨这一历史案例。
薛居正《旧五代史》将刘崇列入《僭伪列传》，记录刘崇死后，用语相当刻薄，他说：“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遗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刘崇占据着后汉亡国之后的河东之地，窃用伪王国之称号，太能看出他的不自量力了。现在刘崇这个首恶已经死了，遗留的孽种刘承钧等人还在，但已经势力狭小、民力凋残，不亡国还等什么！
刘崇死于954年，《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赵匡胤逝于976年，北汉亡于979年。《旧五代史》成书时，赵匡胤、北汉都还在。但北汉这时候，正成为大宋帝国的“敌国”，薛居正此言显然带有“敌我情绪”。
二百多年后，大宋帝国的朱熹先生对刘崇做出了不同类型的评价。
《朱子语类》记载，有弟子问朱熹：“太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刘氏独独难取，这是为啥啊？如果说北汉兵强吧，根本不是，看它的政事所为，也多有败亡之势，但就是拿它不下！不知何故如此？”
朱熹回答：“北汉，本来就是他家的社稷江山。郭威乘其君主幼弱而夺之，灭了人家隐帝刘承祐；刘崇于是据有河东。所以后来郭氏、柴氏得到天下，成立后周，刘氏必然不服。所以宋太祖给北汉书信，婉言相劝，告诉他们大宋与北汉并无雠隙；但刘氏答信说：‘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这就是他们刘氏坚守北汉的理由，可谓理直气壮，道理被理顺了，所以难取。”
“血食”，指宰杀牲畜祭祀先祖，祖先得以“血食”，证明有后人祭祀，于国而言，就是社稷尚在。祭祀先祖，在古代为一绝大事业。“不血食”，就是无人祭祀祖先，意谓国破家亡。
朱熹这个意见，解释了北汉之所以长久存在，除了“结辽”战略外的另一个理由。“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有此一语，北汉，就王国（北汉不是帝国）社稷言，有其正当性。这也是它能够动员起全国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力资源来对抗南来威胁的“气势”所在。
“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就是不忍心看着刘氏之社稷江山被人霸道强取，因此可以有足以动员士庶“捍卫社稷”的精神资源。它易于在军民之中推演所谓“慷慨”之气。对于战争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向度。
我赞同朱熹这个视角。“捍卫社稷”是人伦大义，是正价值，具有独立方向，不得以“割据”之意浅视北汉。
伍 柴荣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
柴荣铁腕执政
柴荣因为违背朝臣众议坚持亲征，最终击败北汉契丹联军，又以凌厉手段将战场败退的将军正法，威信大为提升。文武大臣无人再敢小觑这位大周新君。
从此以后，朝廷政事无论大小，都要柴荣来亲自决定，百官都不过从皇上那里直接接受成命而已。
有一位河南府的法官名叫高锡，他觉得皇上总揽朝纲等于皇上在干朝臣干的活儿，根据历来“君相共治”的传统，他认为皇上与宰辅应该有分工，于是徒步走进皇城，在朝堂上设置的“招谏匦”也即意见箱里投入了自己给世宗的建议书。建议书说：
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四海之广大，军政日常事务之繁多，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不可能独自治理，一定要选择贤人任用他们。现在陛下虽然一人亲自处理军政事务，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到可以兼负百官之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偏颇多疑，对朝廷群臣没有一个信任的！与其如此，还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者为宰辅；能爱护百姓、善于处理民事纠纷者为州郡守令；能增加财富、丰衣足食者，让他掌管国家财政；能推究实情、遵守法纪的人掌管刑法监狱；如此，陛下只须垂衣拱手在朝堂，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行赏罚之事，天下何愁不能治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而代替臣子职务，枉屈高贵地位亲理低贱事务，这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
这位高锡法官所论，确得传统圣贤治理之要。历史上君权、相权存在或明或隐的“博弈”，但在圣贤治理法则中，一般将行政权付诸宰辅，君主可以有否决。但君主的诏令，政事堂有“封驳”权。这类“博弈”构成了帝制时代有限的权力制衡模式。邦国正常状态下，高锡的意见是对政治文明的有意义推演。但后周柴荣时代不是邦国的正常状态。这个时期，“权反在下”的现象，虽然经由后汉隐帝对大臣史弘肇、杨邠、王章的诛戮，郭威对王峻、王殷的诛戮，柴荣对何徽、樊爱能的诛戮，得到程度不等的改观，但是天下依旧藩镇林立。而自大唐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坐大、视君主如傀儡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变化。按照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此际，就应该在军政权力方向上，暂行铁腕，以期矫枉。柴荣不是仰慕虚荣的人物，他看到五代以来问题所在，因此，宁肯承当骂名，也不愿意因为对责任的放弃，而失去可能的治理机缘。
权力，在柴荣这里具有公器的性质。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他选择了责任，而放弃了虚荣。对高锡的意见，他没有接纳。史称“帝不从”。
这位高锡是个言行不一的人物。
一直到大宋帝国时期，他还在做官，而且官职做到左拾遗、知制诰，这是朝廷重要的谏官和秘书官。他在太祖赵匡胤时代，还专门上言，说廷臣中有人因为行赂而获得举荐做官，请以后允许近亲、奴婢、邻里对这类事检举揭发，给以重赏。他自己却因为行贿、受贿而最后丢官。
大宋乾德初，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载在幕府中。高锡的兄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就找石熙载行贿，要为兄弟高铣谋个出身。但高铣文辞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