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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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得不错，但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石敬瑭的巨大罪恶不是引“强邻来援”，而是割地。虽然石敬瑭之前，契丹已经参与到中原的政治中来，并且几度进兵后唐，抢掠杀戮，但那时的中原毕竟没有割地。石敬瑭割地之后，启开了契丹的贪心，给中原带来的灾祸数百年。因为有割地，所以，石敬瑭的所有“仁慈恭俭”都黯然失色，他的国祚家族也落得悲惨结局。史家所言“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实在是沉痛教训。
大儒胡安国评论石敬瑭说：
石敬瑭之罪在不帮助闵帝李从厚。即使闵帝失国，也应当尊奉许王李从益。如果能将夺国弒君之恶归于李从珂，并且举义兵而讨伐，这样就“名实皆正，则其德美矣”，名誉和实务都是正道，道德也很完美了。但他却急于近利，后来又称臣契丹，割弃国土，以父事之。他所得到国家权力两代人都没有保住（第二代石重贵被契丹俘虏），但祸患却至于无穷。所以说：“以功利谋国而不本于礼义，未有不旋中其祸也！”以功利之心而不本于礼义，来谋划建国，没有不很快就得到祸害的！
历史经验告诉后人，国家首脑可以犯各种错误，但结构性的错误一次也不能犯。割让国土，就是结构性错误。石敬瑭就是犯了结构性错误的国家首脑，他被人一直骂到今天，并不冤。
陆 十万横磨剑
景延广一言丧邦，“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
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史称“晋出帝”。他是后晋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石重贵即位后，将石敬瑭时的年号天福改为开运。
“晋出帝”这个“出”字是一个“谥号”，也即人死后，根据他的品行、能力、业绩用最简洁的一两个汉字给予“盖棺定论”。如刘彻的“汉武帝”、赵祯的“宋仁宗”，“武”“仁”就是谥号。帝王谥号一般要有臣下经由研究讨论后奉上。但“晋出帝”这个“出”却不是出自他的臣下，而是多年后，大宋史臣欧阳修给他的“私谥”。
欧氏《新五代史》卷九《晋本纪》，开篇就说：“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
翻译过来，这段话的意思是：
出帝石重贵的父亲石敬儒，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兄长，曾经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骑将，很早就死了。石敬瑭以兄长的儿子石重贵为自己的儿子。石敬瑭有六个儿子，五个都死得很早，留下的一个石重睿则很幼小，所以石重贵得以被立为后晋皇帝。
“出帝”的原典在此。但即使是“私谥”也应该有来源，一般都要从传为周公所作的《谥法》中选字。但翻检今日流传的《谥法》不见有“出”字。所以，这个谥法，事实上是欧阳修自我作古，给出的“欧氏人物评价”。
这样说的根据是，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前，不见有人称石重贵为“出帝”。譬如《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开篇就说：“少帝，名重贵，高祖之从子也。……”
这里称石重贵“少帝”也不是“出帝”。
历史上有个北魏，最后一个皇帝名元修，在权力争夺中失败，弃国逃跑，国家也被分裂为东魏、西魏，故史称“出帝”。欧阳修在“私谥”石重贵为“出帝”时，可能会拿元修来比照。因为石重贵最后虽然不是弃国逃跑，但也同样丢了国家后晋，被契丹俘虏。因此，“出”应该有“出格”“出奔”“出境”的贬义含义。但后来大宋的徽钦二宗为帝也很“出格”，还没有来得及“出奔”就“出境”，被金人掳去，读史到此，往往一叹。
石敬瑭临终传位
且说石敬瑭喜欢唯一的亲生幼子石重睿，据说这个亲子长相特别像老爸，故石敬瑭临终之际，有传位给亲子而不是侄子的安排。他似乎忘记了当初耶律德光曾经挑选过石重贵“监国”的故实。现在让亲子继位，可能未必符合耶律德光的心意，但石敬瑭似乎有意要在最后的日子里“爷们”一把。
石敬瑭病重，已经不能说话，特意手书召见资深大臣冯道，让小孩子石重睿来拜见他，又让宦官抱起小石重睿给冯道。冯道抱着小石重睿时，石敬瑭脸上露出了微笑。左右虽然没有听到石敬瑭的传位诏令，但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托付冯道看顾未来的继承人。
历史记录在这里再一次出现歧义。
石敬瑭拟传位给石重睿，这是《资治通鉴》的说法。
《旧五代史》留下一个说法是：石敬瑭留有“遗制”，传位给石重贵。
《资治通鉴·考异》引用《汉高祖实录》（此处的“汉高祖”指后汉刘知远）留下了另一有意味的说法。说石敬瑭病重不起之际，召集近臣嘱咐他们说：“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窃而处之久矣。寡人既谢，当归许王，寡人之愿也。”
现在（后）晋这个天下，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天下。寡人窃取而为己有很久了。现在寡人就要死了，应该将天下送归许王李从益。这是寡人的心愿。
李从益是李嗣源之子，在石敬瑭进入洛阳之后，李从益与李嗣源的王淑妃躲过一劫。石敬瑭进入洛阳后，找到他，以郇国（今属山西临猗县）三千户封给他作为“食邑”，李从益也被改封为郇国公，和王淑妃都居住在洛阳，让他来奉养后唐的祭祀。这也是石敬瑭的一个德政：灭人之国，不灭人之后。
种种迹象表明，石敬瑭待李从益不薄。但如果说要将后晋这个“天下”奉还给他，正如司马光修史至此，谨慎给出的四字史论：“此说难信。”
现在可以选择《资治通鉴》的说法，石敬瑭要传位给亲生幼子石重睿。
但这个临终遗愿遭遇了冯道与景延广的修正。
他俩不同意传位给石重睿。理由是：“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国家正在多难之秋，应该拥立一位年纪略大，有政治经验的君主。所以，他俩找到了被封为齐王的石重贵为帝。
刘知远已动野心
冯道当时已经做到宰相之职，是后晋最高行政长官。景延广官拜天平（今属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禁军精锐侍卫亲军中的骑兵、步兵高级统帅官，相当于国防军副总司令）。俩人又以景延广为实力强悍。所以这次拥立石重贵，景延广很得意，认为推举国家元首为第一功勋，就有了跋扈心态。他甚至以一个武夫的身份管辖文事：他擅自下令，禁止京师士庶聚会议论国家大事。此举可见此人确有专断习气。
石重贵、景延广、冯道，组成了后晋第二代领导班子的三驾马车。但这三驾马车得罪了两个重要人物，最后导致国家灭亡。
第一个得罪的人物是刘知远。
当初，石敬瑭病重时，曾经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这相当于要托孤，拜刘知远为顾命大臣。但正在做齐王的石重贵把圣旨压下不发。显然，石重贵知道刘知远的出现对他不利。这件事居然被刘知远知道，从此对石重贵心怀怨恨。石重贵后来做了皇上，刘知远内心里结的这个梁子是解不开了。
刘知远有脾气。甚至对石敬瑭有不满的时候，也要发作。
石敬瑭打下后晋天下，封官许愿，封了一批朝廷命官，光宰相就好几位，其中就有刘知远。这本来是晋爵的喜事，但刘知远却拒绝接受任命。使者几次颁诏，他都上表辞去不受。原来石敬瑭同时还封赏了自己的妹夫杜重威。刘知远认为自己有“佐命”之功，辅佐石敬瑭创业开国之功，而杜重威算什么？不就一个外戚吗？嘁！史称刘知远耻与杜重威“同制”，不想跟他接受一个制令“并加同平章事”。一直到石敬瑭派出特使连威胁带安慰，他才勉强接受了“同平章事”这个宰相官衔。
面对石敬瑭尚且如此，石重贵，刘知远又怎么会服气呢？何况当初还有那么一段过节？刘知远不服这位新任皇帝。
冯道，在石敬瑭时代，也曾出于讨好圣上的原因，一力推举籍籍无名的节度使杜重威做都指挥使，且做随驾御营使，活动在皇上身边，以此来排挤刘知远。而这个杜重威仗恃着国戚身份，到处搜刮钱财，弄得民众四散逃亡。但他出来经过街市，竟无耻地对左右说：“人们到处造谣，说我把百姓都驱赶光了。你看，为何市场上还有这么多人呢？嗯？”刘知远于是瞧不起这位尸位素餐的国戚杜重威，并因为他的作为看到了后晋的运数。他也因此对冯道没有好印象，内心也实在不服这位当朝宰相。
景延广一力推举石重贵，也让刘知远恨屋及乌。后晋建国之初，石敬瑭即任命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马军总司令），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步军总司令）。俩人官衔差不多，按军中威望，景延广远不如刘知远。但现在景延广居然借着推举之功，在朝中发号施令了！刘知远更不服这位新任的马步都虞候。
刘知远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他卑微的时候，曾是晋阳李姓人家的招赘女婿。有一次他在放牧马匹时，践踏了驻地僧人的田地，结果被僧人抓住打了板子。但刘知远后来到了晋阳之后，先把那个僧人找来，赐座，安慰并赠送东西给他。这样就争取到了晋阳乃至河东、中原的人心。这做法可能有“抄袭”韩信胯下受辱而后封赏泼皮的意思，但毕竟体现了一种不俗的格局。
现在“后石敬瑭时代”的三驾马车人人跟他有芥蒂，这事就不好玩了。刘知远乃是未来后汉的开国君主，王夫之许他为五代以来，“有志略”而近于“豪杰者”，石敬瑭辈都在刘知远的算中，何况石重贵！刘知远，是后晋得罪不起的人物。宦海本来就有风波，乱世宦海风险尤甚，刘知远一旦动了“豪杰”心机，当代天下已经没有对手。但他在推进自己的野心时，并不张扬。他守住天下第一雄藩河东，慢慢演绎自己的“天下”。这样，后面的故实就有了比小说设计都惊心动魄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节。
如此，后晋实在是不得不亡。
称“孙”不称“臣”
三驾马车得罪的第二个人物是耶律德光。
史称石重贵“少而谨厚”，年轻时很谨慎厚重。但他不善读书，石敬瑭曾找到当时的博士专门教他读圣贤书《礼记》，一个阶段以后，他还是不能理解《礼记》的大义。读着读着就烦了，最后对这位博士老师说：“此非我家事也！”读儒学经典，不是我们老石家的事！那老石家的事是什么呢？骑射。史称石重贵“善骑射”。所以这位沙陀族的后裔还是沙陀人习惯，打打杀杀有一套，读书治理天下是不在行的。
当初石敬瑭叛变后唐，进军洛阳，要留人镇守太原，耶律德光选择了石重贵，石敬瑭于是拜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后晋的北京就是晋阳，今山西太原）留守，知河东节度使。从此石重贵取得了政治资本。他似乎应该据此感谢耶律德光，但在景延广的怂恿下，他跟耶律德光翻脸了。
后晋改变了对契丹称臣的惯例。
按照石敬瑭时的约定，石重贵即位，不仅应该向契丹称臣，还要奉契丹为“祖皇帝”，因为石敬瑭称契丹为“父”，他则自然应该称契丹为“祖”，自称则是“孙”。但在向契丹“告哀”起草表章时，景延广主张不搞什么表章了，就写个信，通知一下契丹，新任皇帝即位了，并且信中称“孙”不称“臣”。
石重贵要大臣讨论。
李崧不同意，奏道：“现在我们屈身于契丹，是为了江山社稷，社稷为大，这没有什么可耻的！陛下如果一定这样做，他日必落个亲身披了甲胄去同契丹打仗的结果，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但景延广坚持己见，力争不能称“臣”。
冯道则在其间含糊不明，也不表态。
最后出帝接受了景延广意见，给契丹送去的也不是“表章”而是“通知”。契丹接到“通知”后大怒，派使者来质问到底怎么回事，并且责备道：“石重贵即位，为何不先来禀告，自己骤然称帝？”
景延广坚持对等原则，继续用不那么友好的话语回复了耶律德光。
现在想想，可以理解：称“儿”称“孙”，不过是表示一下“辈分”，可以是私人之间的长幼关系；但称“臣”可就不一样了，那是表示“臣属”，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涉及国家尊严。石重贵、景延广显然对石敬瑭时代这个约定不满，因此决计不再“称臣”。
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