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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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契丹做出了兴兵来援石敬瑭的规划。
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但战役的进展匪夷所思。
“围困”晋阳城
张敬达中军大营设在晋安（今属太原，在太原西南五十里），又筑起长长的围城包围了河东藩镇的治所晋阳。从晋阳城楼远远望去，只见后唐挟往日余威，旌旗连绵，军容严整，兵士们一律黑色服饰，一片片，一团团，如焦墨山石。但张敬达却不过偶尔攻一下城，更多时间则采用“围困”的持久战战略，大兵轻易不动。
石敬瑭知道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大事件来临了！
他安排最能打仗的人，都押衙刘知远出任马军、步军总指挥。
刘知远此际展示了他的恢宏格局。
此人带兵“用法无私，抚之如一”，完全按军法调度，不分亲疏远近，对待士兵一律平等，史称“人无二心”。用兵到这地步，在五代乱世，很罕见。
石敬瑭亲自坐到城头，眼看着箭矢、礌石在身边飞来滚去，也不肯离去。
刘知远看出他对守城不放心，就对他说：“我观张敬达之辈，筑起这些高垒深沟，无非想做持久打算，实在说：此辈无他奇策。故明公不必担忧。明公只需要选派使者，走僻静小路，经略城外之事。守城这事，很容易，我刘知远一人就可以办到。”
石敬瑭听后很感动，像当年李存勖“拊其背而壮之”一样，他也拉着刘知远的手，拍着他的肩背赞赏了他。
刘知远的判断很准确。取晋阳，难；但一旦契丹来援，再战，更难。这就用得上“兵贵神速”一条古训，但张敬达实在是太过从容了。站在时光的后面，简直无法想象他到底怎么想——为何要做旷日持久的战略规划？我去打这场仗都不会这么玩！实在不明所以。
且说后唐末帝李从珂，也知道与石敬瑭的一场大战将决定各自的政治前途，于是特意派出端明殿学士吕琦到河东行营来犒军。
当时正任副司令的大将杨光远对吕琦说：“请先生回去附带奏知圣上，请圣上不要昼夜操劳此事。贼兵若是没有援兵，我等用不了多少天就可以平定河东；如果这姓石的要是勾结契丹来犯，就放他进来，一战就破了他！”
杨光远这一番话并非没有来源。若干年前，定州（今属河北）藩帅王都叛乱，也曾勾引契丹来援，后唐名将王晏球平叛，干脆将契丹放进来，然后一块包了饺子，抓获契丹首领剔隐以下大小酋长七百多人。定州大捷，曾让契丹一蹶不振。但此一时彼一时，耶律德光不是剔隐，石敬瑭加刘知远也不是王都，晋阳更不是定州！战役主角和场地变换，还作此想，就是成语说的“胶柱鼓瑟”。由此可见，杨光远放弃北部关隘之防，试图历史故实重演，也实在是个难以入流的将才。
但这一番豪言壮语让李从珂听了很是欣慰。不过他也同时听说石敬瑭正在勾结契丹南下，知道形势与定州大捷时不同，就屡次督促张敬达、杨光远急攻晋阳。倒霉的是，这个晋阳在刘知远的守卫下，根本就没有攻下来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张敬达自己的行营，围困晋阳的长连城多为土木结构，每次加深沟垒，都会遇到风雨天气，一场大雨，就把工事泡成了泥汤。长连城无法合拢。围兵自己也处于危险中。如果城中出动一支骁骑，后唐兵将无险可守。
但晋阳守兵也很保守，契丹未到之前，基本不做佯动，就是固守。此际，晋阳城也处于危机中。因为连日大雨也在浸泡城中的粮草，各种战略储备也多遭遇了霉变。
双方自夏季六月开始，僵持近三个月后，契丹来援，历史出现变数。
耶律德光初战告捷
契丹主耶律德光趁初秋草肥之际，亲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代州（今山西忻州代县）向南进发，史称“旌旗不绝五十余里”。代州、忻州，此时还都属于后唐所有，两地守军见契丹兵来，并不邀击，契丹也不攻城，双方就像有了约定：我让路，你走人。这也是五代十国时期藩镇自保的案例——那时，能效忠于中央朝廷的藩镇少之又少。假如代州、忻州的守军能与张敬达的行营取得默契，待契丹兵过，南北夹击，那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但契丹似乎咂摸透了这些藩帅的脾气，居然敢越过敌城，直接来援——他并不害怕代州、忻州二城守军背后来袭。二城固然不敢，但更真实的动机是不愿。
真心为朝廷甘效死力的将士，很少。
耶律德光到达晋阳城附近，将兵马布列在汾水之北一个叫虎北口的地方，尔后，派出精干从张敬达的围城缺口驰入城中，与石敬瑭联系说：“我今天就打算攻打贼兵，你看好不好？”
石敬瑭为求万全，赶紧派人驰奔出城告诉契丹主说：“南军力量甚为雄厚，不可轻视！且等到明日议论后，再战不迟。”
石敬瑭是太担心不能破敌的后果了。
但他派出的使者还未到达契丹行营，契丹援兵已同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有了接触。双方一战，即呈胶着状态。
石敬瑭见状，唯恐援军有失，急派大将刘知远率军出城，与契丹援兵两下夹击后唐骑兵。
此时后唐兵在晋阳西北角以步兵列阵，契丹派出轻骑兵三千人，一律不着铠甲，直奔后唐军阵。后唐兵看到契丹兵并无什么阵势，兵力也单薄，为了抢功，于是呐喊反扑。契丹兵旋即败退。后唐兵争相驱赶，一直到汾水之滨，契丹兵徒步涉水而去。数万后唐兵涉水向北追击。忽然，契丹伏兵起，上万装备精良、士气正旺的骑兵，自东北方向鼓噪而至，他们挥舞着草原弯刀冲击后唐追兵，混乱中，后唐兵被截为两段。跑在前面的后唐步兵大多被契丹擒杀，南面的骑兵急忙引退，一路奔逃，跑回张敬达所在的晋安大营。路上还遭遇了刘知远的袭击，被掳去一千余人。
唐兵大败，契丹兵则放开兵马乘乱屠杀方圆数十里的散兵。后唐步兵死亡近万人。张敬达等急忙收拾残兵，从四面包围中撤离，退保晋安。
契丹获胜，但知道晋安势众，一时未必攻克，于是在耶律德光率领下，返回晋阳北边的虎北口，与后唐兵暂时脱离接触。
张敬达设下的四面围城，只剩下南面一道。这天晚上，石敬瑭从容地走出北门，去拜会契丹主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握住石敬瑭的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石敬瑭问道：“皇帝远道而来，士马疲倦，却在急切中与南军作战而取得大胜，这是怎么回事啊？”
显然，这是石敬瑭在用特殊的方式恭维耶律德光，但他所说也确是实情。契丹主闻言特别开心，正好向这位未来的“儿皇帝”炫耀自家德能。
他回答道：“一开始，我从北边过来，以为唐兵必要切断雁门（今属山西忻州，在太原北三百六十里）间的各条通路，并埋伏精兵在险要之地，那样，哈，我就不能顺利前行啦！但我使人侦察，发现既没有断路也没有伏险！这样，我才得以长驱深入，并知道大事必成。兵马相接之后，我方气势锐盛，彼方见有援兵，内心必然沮丧，如果不能乘此急速攻击，旷日持久之后，谁胜谁负可就难料啦！这就是我速战而胜的道理——这是不能用通常的劳逸道理来衡量的。”
史称石敬瑭听后表示“叹服”。
但考察此役，耶律德光之胜，实缘于张敬达用兵之昏，整体看来并无特别出彩之处。石敬瑭之“叹服”，讨好的成分较大。
石敬瑭进位
石敬瑭拍完耶律德光马屁，随即与契丹合兵一处，南行，迅即绕过晋安大寨，在南端截住张敬达退路。围兵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围阵中设置了带铃铛的绳索，又有大批吠犬，这样张敬达的后唐兵再想南撤，那是休想啦。
就全国形势考察，石敬瑭事实上处于危机中。几个月来，借着“后唐—河东”之战，各地出现了“拥石”“倒石”和“观石”三派。其中“观石”一派以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代表，他们正在笼络各地力量，一方面似乎还属于后唐，但根本不听节制，且屡屡向契丹暗送秋波。这意味着赵氏父子在与石敬瑭“争宠”，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讨好契丹罢了。这也就意味着石敬瑭地位并不牢固，即使战争取胜，也难卜未来命运。
耶律德光认为应该早日“册立”石敬瑭为中原之主，以此消除各方觊觎之心。中原逐鹿，是因为鹿无主人，一旦鹿主已定，天下可望稍安。
契丹主始终在惦记石敬瑭给出的那三个回报。只有在天下稍安的环境下，他才有希望得到那三个回报。
一天，在晋安南一个叫柳林的地方，契丹主约见石敬瑭并对他说：“我从三千里外来帮你解除危难，必有大功。我观察你，器宇容貌、见识气量，都是一等一的人物，真是中原国主的材料啊！我想扶立你做中原天子。”
尽管这是期望中的风景，石敬瑭还是假意推辞逊让，不做这个天子。但将吏们又反复劝他，晓以利害，必进大位，才可以天下安定。于是石敬瑭答应了出任中原皇帝的请求。柳林乃是偏僻小镇，一应准备不够使用。契丹主只做了三件事，就完成了石敬瑭进位的大事——
制作一份册封石敬瑭为中原皇帝的文书；
在柳林搭筑坛台搞个祭天的仪式；
脱下自己的衣服冠冕在坛子上亲自授给石敬瑭。
这活儿就算干完了。
这一年，是公元936年，远在洛阳夹马营的小小赵匡胤已经十岁。
石敬瑭出任中原皇帝的国号为“晋”。史称“后晋”。这是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十一月的事，但石敬瑭跟李从珂翻脸，认为他属于“闰出”，不是“正朔”，故上溯李嗣源的年号长兴，认为这年应该是“长兴七年”。现在石敬瑭做了皇上，按规定应该“改正朔”，于是将“（后）唐长兴七年”改为“（后）晋天福元年”。尽管这时后唐皇帝李从珂还在位子上，但历史已经认为“清泰”是个过去时了——连《资治通鉴》记载此事，也认这年为“天福元年”。但司马光先生走得更远，改朝换代，计算“正朔”，竟恪守史上争议很多、并不“科学”的“王正月”之说，将十一个月之前的一月就开始称之为“天福元年”。这也就是说：十一个月之前，还没有“后晋”“天福”什么事呢，《资治通鉴》已经把它讲述为“天福元年”的故实了。司马光先生弄历史，秉春秋笔法，常有圣贤之论，但在这类地方，未免引发后人诟病。
就在这一天，石敬瑭做了后晋开国皇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签署文件，颁发敕文，昭告天下：从此以后，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个州，属于契丹国土。
至于自称契丹“儿皇帝”，每年运输钱帛三十万之类，按照规定去办就是。
耶律德光，得到了他想得到的。
而近在咫尺的后唐统帅张敬达，则在危局中一筹莫展。
龙敏之计
他还真叫刘知远说着了，实在没啥本事。晋安营中，尚有士卒五万，马匹万余，这应该是一支实力受损不大的部队。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史家胡三省看到这里都替张敬达捉急，不禁在字缝间下一注脚道：“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若张敬达等能于围落未合之际，勉谕将士，竭力致死决战，胜负未可知也！”此说深得我心。窃以为：两方胶着之际，胜负未卜，必须放出胜负手！如不放胜负手，只有取败一途。与五年后的“阳城大捷”比较，后唐这几位统帅，远不如后晋时的李守贞、药元福。人家就是在契丹的围困中放出胜负手，一战告捷。读史至此，真恨不能替古人去打这一仗！
张敬达在一次不算太大规模的战役之后，已被夺气，认输了。他在晋安寨中，四面“考察”，哪里也不是他的出路——北面就是晋阳城，东面是山地，西面也是山地，只要大兵一动，即会遭遇契丹与河东的截击，往南，就更甭想啦！于是，他趁围军还没有部署停当之际，不是集结敢死兵力突击决战，而是派出使者向后唐朝廷“告败”。末帝李从珂只得到这个最后的信息，从此与前线音讯两绝——张敬达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李从珂陷入一生从未有过的恐怖中。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调动全国各藩镇大兵紧急救援晋安寨。
他甚至在万难中决计亲征——尽管他已经怕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诸军自凤翔起事以来，将悍兵骄，只求自保，没有几人愿意听从节制，李从珂能够调遣的后唐官军几乎如同乌合之众。率军主将害怕属下哗变闹事，居然不敢使用军法约束。李从珂被骄兵悍将起哄拥戴而得称帝，最终也被骄兵悍将不为所用而失天下。这类军政循环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二百多年间屡屡上演，这是“赵匡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