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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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此事关系民生。

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石重贵时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就是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能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的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事，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太祖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赵普回答说：“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

地方官盘剥百姓，在老赵那里是大恶。

在老赵的感召下，很多官员都有了爱民、重民倾向。譬如乾德五年四月，史上记录中说，四川的陵州有陵井，后蜀时曾置盐监，每年可以炼盐八十万斤，供给当地食用，很方便。后来井口坍塌，有毒气上升像烟雾，炼匠进入就会死掉。这样，盐井就很久没有再用。当地无盐，日子艰难。这时大宋刚刚平定后蜀，老赵派去的通判贾琏，开始建议开浚盐井，但是刺史认为开浚会犯“井龙”，所以役夫都不肯入井。贾琏于是亲自执锸，开始浚井。第二年疏理到泉脉，最后达到日产盐三千六百斤。

这样关心民生的官员，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





贪赃者处极刑


历史上注重民生的帝王不只是赵匡胤，三代不论，汉代以来，帝王对民生的关切是一种传统。期间除了某类聚敛成性的暴君之外，一般还都能在民生方向上有所戒惧。

民生问题，除了“不加赋”之外，当然还有敬授农时、兴修水利、荒年赈济等具体德政措施，但打击盘剥式贪腐，则是对民生的重要救助。

这方面，历代都有“重典”。

譬如后唐明宗李嗣源，他就不能容忍道义的败坏，尤其不能容忍贪污受贿，对贪赃者往往就要处以极刑。

明宗任上，留下了很多治贪记录。

邓州（今属河南南阳）节度使留后，被人告发“税外科配”。这个“税外科配”是历史上赃吏的惯用手法，简单说就是在官府摊派正项赋税之外，另立名目，临时加税。近代以来的“寻租”手法甚多，其中之一也是“税外科配”。这是历史上以官府名义巧取豪夺的惯技。这位代理节度使的“留后”于是从省部大员的地位被贬到小地方去做司马，连降多级。鼓动“留后”贪赃犯罪的掌书记，则被削夺了历来封任的职务职称，削职为民，发配远方。

亳州（今属安徽）有个剌史，因为贪赃，秽不可闻，李嗣源令他自尽。

汴州（今河南开封）有个仓库的管理主任，是国家功勋上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的亲戚，带头犯罪，形成了一个“仓鼠”团伙。大臣琢磨此人颇有地位，上奏请免一死。李嗣源说：“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王法不能偏私，岂可因为亲近而废！于是所有人都被正法。

有一个朝廷供奉官，在皇上身边，史称此人“性贪狡”，性情贪婪狡猾。他奉诏监管仓库粮仓之类。监管，本来就是要他注意下属不要以权谋私，但他竟从中受贿，最后被人告发，犯赃下狱。此人跟权贵们来往较多，很多权贵为他说情。但明宗根本不为所动，坚决要求依法处理。最后有一位大臣名叫张从宾，借着禀奏别的事，假装不经意地说到这位供奉官，曲折地为他求情。

张从宾领忠正节度使（治所在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此时正加官做着检校太保、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是个虚衔，但是朝廷最高荣誉官衔之一，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中的步军总司令。这位大员地位重隆，巧舌如簧，但被明宗看穿，回应他说：“非但尔言，苏秦说予，亦不得也！”

今天别说你来替那厮说情，就是苏秦来说我，也不可能！

苏秦，乃是战国时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史上著名雄辩人物。明宗引用苏秦典故说话，意思就是：这位供奉官贪赃枉法，只能严惩，谁来说情也没用。最后这位供奉官还是被正法。

大书《册府元龟》记载明宗李嗣源一事，颇有“天下意识”。

说后唐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有个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不公”。当时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令李商“赎铜”，缴纳赎金赎罪。案子到了李嗣源这里，他不同意，下了一份诏书。大意说：

李商赃罪的判决，是依据了历史上的法律条款，但这律条处罚过轻，讲起来，道理有未尽之处。“古人立法，意在惜人”，何况圣君相承，国家无事，人人都知道奉公守法，所以司法判决都很轻。但自从唐末“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我践祚以来，“惟期不滥，皆守无私”，就期待着官员们不滥用权力，都能够公正无私。这位李商，不去“养民”反而专门“润己”，掠夺人家私有的庄田，还鞭打本户主人；国家给州县印玺，只为了行遣公文，他却带着印玺下乡，直接以官府的名义从人家中“取物”。根据这类案情看，他当什么官？大理寺这个判决不对，改判：“夺历任官，杖杀。”削夺历来的职务（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正法，处以杖刑。

大儒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到此故实，夸赞李嗣源说：“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读这一篇诏书，明宗李嗣源可以说是得到处理政务轻重平衡的中庸之道了。





太祖一朝贪赃记录


中庸之道，长期以来得到误解，中庸，不是中间之路（尽管它包含着中间之路，也即中道的含义）而是“中”（音众）于“日用伦常”（“庸”之本义）的平衡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词是“平衡”而不是“中间”。儒学论“权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接近“中庸之道”的理念。所谓“权道”就是不离大经大法的应对变化之道。唐以前，用法较轻；但唐末之后，官员之中“廉耻者少”，这就需要对刑法量刑的轻重有新的应对变化。这就是“权”。如此，才能达到邦国管理的平衡，也即实现中庸之道。

顾炎武的十五字点评，是思想含金量极高的大智慧说法，用来评价李嗣源，允公允能；用来理解“权道”和“中庸之道”，言简意赅。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始，就继承了李嗣源这种治贪政策。

宋初，郡县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恶习，贪赃枉法，欺诈良民，让赵匡胤痛下辣手，严惩贪墨之罪。宋开宝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员，受赃七十万，按传统律法不当死；当时老赵刚刚平定南汉，闻听此事，拨乱反正，特意下诏将其正法。后来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礼制，要颁发特赦令。老赵规定：大赦天下，但十恶罪、劫杀罪、官吏受赃罪，不赦。

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奉诏到商河县查验田亩，田亩多少直接关系到租税多少，但一村一乡田亩总数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报田亩，以备日后少交租税，但有少报就有多报，因此不公。商河县令李瑶收受贿赂，申文纬没有调查到这个事实，结果被人起诉告发。老赵知道后下令：杖杀李瑶，申文纬除籍为民。维护士庶利益时，老赵不手软。

给事中常准，在大名府为括田使，丈量田亩检查漏赋时，有诈取不公行为，地方农民上访，直到宫阙，老赵大怒，直接罢免了常准的两个官职，原来授他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县令程迪，则决杖流放到海岛。并诏令他县，官员括田按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虚报以加重百姓租税。

有一兵部郎中监秦州税务官名曹匪躬，还有一海陵、盐城两监屯田副使名张蔼，这俩货属于军队建制下的官员，居然命人带了紧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谋取私利。赵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杀头，张霭除籍为民。军人还想做生意？在赵匡胤时代，是绝不允许的。

薛勋，是国家粮库总管，掌管常盈仓（周转漕运粮食的仓库），漕运来粮，他盘剥最为严重。史称“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税（粮食），使用大斗盘剥。此事惹恼赵匡胤，下诏免除了他的职务，发配到远方做苦力，跟他一块使用大斗进的仓吏杀头。官吏欺侮剥削老百姓，只要叫老赵捉住，基本就是剥夺政治权利，流放或杀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本纪》统计（这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统计），两宋三百一十九年总约一百四十宗贪污案，其中大部分贪赃者被正法或流放。

这里是太祖赵匡胤一朝的贪赃记录，总二十二桩：

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

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

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知制诰高锡坐受藩镇赂，贬莱州司马。

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

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

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

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

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

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

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

左拾遗刘祺坐受赂，黥面、杖配沙门岛。

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并坐赃弃市。

吴越王奏内客省使丁德裕贪狠，贬房州刺史。

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

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即加贬绌。





不赦犯赃之罪


大宋帝国渐渐抛弃了五代恶习，国家建设走向正规，各地出现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范人物。“循吏”的出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郡县治，天下治。在乱世之中，“循吏”的出现难度极大，完全依赖于圣贤书教诲下的个人觉悟，因为得不到鼓励。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励的可能，更有制度性监督，故圣贤教诲就会在这样的气氛条件下得到更多的辗转张扬。所以，“循吏”多起来，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称宋代之所以得到“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