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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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不清之大匠法门，允为老赵一赞。
欧阳修语译成白话，韵味会消减，大略为：
呜呼，说得真是大气啊！他的话说得多么简练！王者的兴起，天下是一定要归于一统的。可以招徕归附的，就招徕他们；不能招徕归附的，就讨伐他们；僭位窃取帝王称号的，定当扫荡一平而后作罢。我读周世宗的《征淮南诏》，怪他区区计较南唐以前的事，务要比较是非曲直作为托辞借口，气量多么狭小！但周世宗的英武有足可值得人赞赏的地方，也许是替他写诏书人的过错吧？
传说徐铉不死心，向老赵开讲李煜的才艺，说李煜的《秋月》诗如何如何美妙（可惜此诗今已不传）。老赵听后大笑道：“这个《秋月》不过是寒士诗，我是不作这种诗的。”徐铉不服气。说你不作这种诗，有能耐也作一首跟月亮有关的诗试试，看看可比俺家主人更棒。老赵笑笑道：
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听罢大惊。他从这两句诗里听出了“一代英主”的襟怀，不得不拜服。老赵解释说，这不过是年轻时在各地流浪，醉卧田间，偶然所作。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评这两句诗说：“大哉言乎，拨乱反正之心见于此诗矣！”但明胡应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两句诗实是“俚语偶中律耳，弹压徐鼎臣（铉），自是贵势，非以诗也”。（《诗薮》）二人所见不同，我是欣赏这两句诗的，感到就纯粹审美而言，也很壮丽，应该属于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评论的“雄浑”风格——“雄浑”在司空图那里居诗品第一。
又据《庚溪诗话》说，老赵微时，曾有客作《咏初日》诗，“语虽工而意浅陋”，老赵不喜欢，客人就请老赵来作。老赵应声曰：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按《庚溪诗话》的说法，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极，僭窃之国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于言，规模宏远矣”。
老赵虽然没有答应“缓兵”，但是对待徐铉等人与没有发兵之前一样，礼数周到，温文尔雅，很友好地将他们送回金陵。
这一年，大宋攻取润州，更名为镇江军。这应该是江苏镇江得名的由来。
捌 李煜之死
老赵一句“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令多少史家学者为之赞叹！他还曾屡次下诏给大将曹彬，即使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但天命在兹，历史的神秘余数引导着大宋的将军与士兵，南唐的终结已是冥冥注定。后主的亡国之痛，也因他富有才情的词句而凝结为凄美的永恒。
历史的神秘余数
赵匡胤送走了徐铉等人，金陵之围又开始了攻城的准备。
李煜知道徐铉等人请“缓兵”无效，只好继续招募民兵，同时下令南都太守柴克贞速去接管湖州，又邀朱令赟宁肯弃湖口，也要速来救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民兵。
南唐的“民兵制度”别有特色。
当初，先主李昪时，曾经有过“量田”，就是农田户口的调查，以此来规定庶民的赋税和杂役。当初规定：缴纳赋税达到两缗以上者，家出一卒，这些民兵组织起来有个番号，就叫“义师”。此规定意味着缴纳赋税达不到两缗者，不用服兵役。故能够服兵役的，应该是境况较优的人家。如果两缗以上人家又有分家，分出的家庭又达到两缗，则再出一卒，番号为“新生拟军”。民间有新置物产者也出一卒，番号为“新拟军”。又有三丁抽一卒的民兵，番号为“国军”，后改为“扳山军”。地方杂牌军，统由“物力户”也即有钱的大户人家为“将校”，负责日常管理。
中主李璟时代，曾鼓励郡民端午节划舟竞渡，官方给竞赛奖金，让各郡两两比赛，最后决出冠军和最后一名。优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这些人全部登记其名。到了后主李煜时代，这些“打标”的人物，全部调来成为民兵，番号为“凌波军”。
后主李煜时，又搜罗民间底层人物，如佣奴、赘婿之类，也组织起来，番号为“义勇军”。同时再告知有钱人家，让他们自备日用和军服、兵器，让他们招集无赖亡命之辈，番号为“自在军”。凡此种种，史称“民应之者益多”。到金陵被围后，李煜要张洎写了诏书，用蜡丸送往契丹求援。又写了好几篇战争动员令，送往境内各地，广招百姓，老弱不算，凡是能拿得起兵器的就来参军保家卫国，番号为“排门军”。
这类名号总有十三等，都派遣到边境各个要塞登城把守。直到一年后，金陵城破，这些杂牌军人才得以回家务农。
南唐士庶对捍御王朝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说到底，南唐不是一个无道邦国。
但赵宋要比李唐强大得多；曹彬要比唐将强大得多；中原气势要比江南气势强大得多。李唐虽然兵多将广，人心无二，但气数已尽。“气数”，这个东西不是“因果”，不是“规律”。它由无数的偶然性组合而成，各种偶然性聚变为一种奇异莫测的气场，昭示了某种进入惯性轨道的趋势，不可变更。
一般以为“气数”“天命”这类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思想，但是考察现代历史哲学，就会发现，自新康德主义以来，没有什么人愿意讲述“客观”的“规律”史学，相反，人多信任神创论或偶然力量。
符号学家、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结构主义选读》讨论“历史的话语”时，就明确说：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史学家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结构就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倡举由人、处置由神”（可以想一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中国式说法，二者何其相近）。而在评价大史学家米歇莱时，巴特说：他在严密组织起来的概念和形态的对比中，“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
另一个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讨论“历史规律”时，更认为往事构成的历史，不存在所谓“规律”，因为历史“不可逆”，更“不可再现”。他提出了“神秘的余数”这个概念。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可能存在着“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而所谓“规律”“因果”这类讲述往事的概念，经由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余数，也就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规律”；而“因果”也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往事不可逆，故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一定在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就是“神秘的余数”。
气数、天命、天道等等，就是历史的神秘余数，不可穷尽。李煜的南唐富庶程度不亚于中原大宋，文明程度不让于中原大宋，将士兵卒不少于中原大宋，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大宋抗衡的气势。这不是“历史规律”和“历史因果”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无论诉诸何种解释或分析，总有解释不清、分析不清的存在。历史规律或因果，在分析中，不可整除；一定会有余数。这些余数就像π一样无限不循环，没有规律。历史是一个无理数。
更神秘的是，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在南唐这一边。
朱令赟援助金陵
陆游《南唐书》载：“王师采石矶，作浮桥成，长驱渡江，遂至金陵。每岁，大江春夏暴涨，谓之‘黄花水’，及宋师至，而水皆缩小，国人异之。”此事仿佛“天助”。
朱令赟来援金陵也同样神奇得很。
大将朱令赟几乎带着悲壮的使命感，从湖口（今属江西九江）率大军赴金陵，号称十五万众（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他需要沿江东浮八百多里，经皖口、池州、铜陵、芜湖，而后到采石矶。过了采石矶，才有希望到达金陵城下。而这一路上，宋师早已安排好了“打援”的部队。朱令赟大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慷慨。他把巨大的木材捆绑在一起建造水筏，长百余丈；他乘坐的主力战舰能够容纳千人。他已经做好战役准备，浮江而下直趋采石矶，焚浮桥，将宋师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分别击破曹彬、潘美。此前一直在涨潮，等到他准备东下时，江水开始下降，大型战舰一时不能通过。
宋将王明军屯独树口（今属安徽安庆），闻听朱令赟整军而来，多少有些心慌，急忙派遣他的儿子乘快马将情报送到汴梁，并请求朝廷赶紧增造大船三百，来袭击朱令赟。赵匡胤复诏道：“你这个主意不是应急之策。朱令赟早晚到了金陵，宋师之围就完了！”于是给他密令，要他在江渚洲岛之间，多多竖立一些高大的木头，排列起来就像帆樯的样子。这样，朱令赟看到，就会怀疑有伏兵，可以迟滞他的行动。
果然，朱令赟远远看到“帆樯林立”时，就开始逗遛，他需要细作前去侦察。恰好江水浅涸，不利旗舰之行。他这一缓，就给宋师留出了时间。等他摸清情况，再度东下时，宋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朱令赟待潮水上涨，乘巨舰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浩荡而来。
到达皖口（今属安徽安庆）时，宋师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开始聚兵打援。他的任务就是截断西面援军，要曹彬放心围城。刘遇乃是后周郭威时期善战的老将。他与朱部一时遇合，难分胜负。朱令赟早有准备，看好风向，令士卒放起火来，直烧刘遇大军。刘遇不敌，正打算退守，不料忽然变了风向，南风转北风，大火反而向朱师烧去。朱师不战自溃。朱令赟全然没有料到风向会变！除了天意，他无法解释。这一场败仗意味着南唐期盼的援军再也不可能到达金陵城下。朱令赟一时陷入绝望，不禁万念皆灰。当大火烧到旗舰时，他在惶恐中镇定地走向了船头大火。刘遇反败为胜，生擒湖口战将多人，斩杀无数，缴获兵仗数以万计。史称“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刘遇，性格淳朴、谨慎，待士有礼，善骑射，宋太宗赵光义时，镇守滑州。有一天早上起来，正对客人说话，忽然感到脚下的旧疮疼痛。门下医生对他说：“这是有火毒。火毒不去，故痛不止。”刘遇当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时，过了十多天，脚疮痊愈。也是奇人一个。
赵匡胤“按剑”对徐铉
徐铉等人回到金陵后，李煜想想不成，再一次派遣他们出使汴梁，务乞宋兵“缓师”。按规定，南唐来使，大宋要有人去接待，迎接、陪伴、送客。但宋廷皆知徐铉口才了得，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以免遭到羞辱。有人告诉宰相，宰相也找不到合适人才，就来请示老赵。老赵让人将宦官中不识字的十个人报上来，然后用笔点了其中一人说：“此人可。”
廷臣都很惊愕，负责接待的侍者都不知道老赵啥意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派这个不识字的宦官前往接待。
一路上，宴请、陪坐、同行，徐铉是词锋如云，高谈阔论，旁观者听了都“骇愕”，就等着这个不识字的宦官答对。不料，这位宦官啥也答不上，史称“徒唯唯”而已，就是哼啊哈的，答应着而已。徐铉也不测此人深浅，跟此人聊了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最后的结果是“倦而默矣”，累坏了，懒得说话了。
公元975年的冬天，距离上一次徐铉出使之后一个多月，徐铉再一次与太祖赵匡胤在便殿对话。
徐铉几乎是在哀求老赵说：“李煜事大之礼一直非常恭敬；但现在是真的身体有病，不能前来汴梁，并非拒诏。请求大朝缓兵，以此成全一方之命。”说话的言辞甚为恳切。
老赵开始与他谈论天命、一统。但徐铉越说越严肃起来，他带着书生之见，以为李煜没有得罪大朝之处，老赵没理，应该“缓师”。最后惹恼了老赵。史称赵匡胤“按剑”对徐铉道：
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这才明白：现在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论武力”。当他忽然懂得这个道理时，所有的口才、智能，都已经不敷使用。于是惶恐而退。
老赵又来诘责高人周惟简。周惟简看这阵势，就更害怕了，名士之风顿失。他对赵匡胤道：“臣本居山野，没有仕进之意，是李煜强遣臣来此地。臣素闻终南山多产灵药，他日愿意到终南山栖隐。”
赵匡胤听他这样说，也很感动，史称“怜而许之”。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厚厚的赏赐，放还金陵。
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
宋师对金陵的包围，按照部署，潘美独当北面。围城部署完成后，曹彬按军规派使者将围城图呈给汴梁。赵匡胤对使者指着图上的潘美大寨说：“这里应深挖壕堑，警戒江南军来夜袭。你马上告诉曹彬，要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