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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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茂听了之后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可不是那种喜欢瞎客气的人。”
两人刚坐下，马前卒就打手机过来，国家主席大人要在下午视察最新的高速铁路网的工作，所以中午来铁道部蹭饭吃。幸好铁道部也算是半军事化机构，安全保卫工作可谓森严，所以马前卒主席的莅临没有过多惊扰铁道部员工的午餐。
年轻人面对国家主席的时候，表现也颇为得体。所以等年轻人非常得体的率先从饭桌上告退之后，沈茂赞道：“鲍笑痴的手下，很有可取之处么！”
“法家制度就是追求效率，这种青年可谓时代的产物。”马前卒做了这样的评价。
“听起来好像你对这位青年有些不满意啊。”沈茂有些奇怪。
马前卒拿起餐后的咖啡喝了一口，“你不照样不满意？”无视沈茂稍稍露出的愕然神色。马前卒接着说道：“制度严谨、务实，加上去封建化成效卓著。这样的青年自然是应运而生。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所有制度都是在保障长官意志能够彻底的，不变样的执行下去。不过呢，看看秦朝，一旦出了乱子，赵佗就敢自立为王。只要断了一个层面，下面就立刻封建化起来。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说，这些又是拜了去封建化极为彻底的功劳。真的是个讽刺。”
“那么马主席有何高见？”沈茂问道。
“儒家的好处就是，防止随机性。即使中间断了一层，下面会主动向上层靠拢。不过儒家的本质是宗法封建，想靠他们建立制度，那是万万不行的。把一个家大业大的江山交给他们守成，他们能做得。一旦遇到危机，儒家立刻就抓瞎了。”马前卒用一种纯粹叙事的口气陈述着。
“你的意思是转法家为儒家？”沈茂也用同样叙事性的口气问道。
“好像也没有别的好选择了。”马前卒有些自言自语的答道。
两位老朋友，老同志这样平淡的讨论，单看表情，仅仅是很普通的讨论。但两人已经在交流着对未来政治的看法。并且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绝大多数时候，高层并不需要进行什么长篇大论的交谈，简短的话语就已经足够。
简单的话语就已经能够决定中国的命运，单单这件事就足以证明，陕西众无疑是中国绝对的特权阶层。
马主席参观了高速铁路网的工程计划之后，偷偷问沈茂：“铁道部有没有打算作宣传片？”沈茂知道马主席问的是什么，凡是鼓动资本投资的，这宣传片肯定要精益求精。马主席参观完了铁道部数控中心的大厅之后才问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数控中心庞大的监控系统给马主席太大的刺激了。
液晶屏幕是共和国电子工业重点发展的项目之一，铁道部现在不缺钱，所以采购了很大一批。数百台大大小小的监控屏幕组成了令人眩目的图形和数据海洋，这代表着整个中国铁道系统的运行情况。整个监控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声称，足以监视到两分钟内全国各条铁路上奔行的任何一辆火车。在一个更加机密的小房间里面，是军列监控。这是一个伟大的铁路系统，而且伴随着海量资金的投入，它注定会更加伟大。
“军队的意思是，不想让拍摄这个房间。持这种观点的，都是些年轻的军人。我得说，来过这里参观之后，那些小伙子被吓住了。”沈茂稍微有些自得的说道。
如果没有被吓住，那反而会让马前卒奇怪。铁路系统现阶段最不满意的，是客货分离工程的缓慢。当然了，比起世界其他国家，共和国的工程速度绝对谈不上缓慢，但是就铁路系统自己的感觉而言。实在是过于缓慢了。
沈茂现在的工作就是负责镇压所有的不平之鸣。沈茂也有点奇怪，第一代铁道兵当中，大批人还在第一线，为何这些当年干那些热火朝天的体力工作毫无怨言的同志，现在居然会放纵下面的年轻人提出不满。铁道工程兵的装备改良速度，是有目共睹的。共和国的每年的大型工程设备，铁道工程兵最少拿到了10％，以至于共和国机械化部队曾经自嘲的说，他们仅仅在跟着铁道兵后面拾破烂。
“军队到底持什么态度？”马前卒问。
“顾璐他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管这个。仗都打成这样，顾璐正在和李纵云较劲呢。”沈茂答道。
“那我作主了，铁路系统的宣传片赶紧拍摄，现在抓紧把钱花出去。”马前卒主席对此的态度很明确。
听了这个决定，沈茂很想告诉马主席，作为国家主席，做这等决定违背了“明确职权”的制度规定。思索了片刻，沈茂却只是邀请马前卒和自己一起吃个晚饭。马前卒同意了沈茂的邀请。
晚饭是在国务院的餐厅进行的，因为弄了个包间，还要额外支付10％的服务费，除此之外，两位政治局常委员的晚饭，与普通工作人员的并无区别。
“老马，我这两年在想一件事。关于党的万能干部的问题。”沈茂很严肃的说道。
“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开国时期的老家伙们除了文武之分，其他划分都相当模糊。”马前卒对此却不是太有兴趣。
“职责划分或许就是矛盾的一大来源，更别说咱们这些人，更是万能干部的典范。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沈茂问。
“专业化固然是方向，但是一味强调专业化，结果未必很好。现在推动共和国发展的，不该是我们，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马前卒缓缓地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一方面希望高效率，一方面又期待国家体制能够更和谐。但是党并非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就算是现在，你能说，党代表了工农的利益？或者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或者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其实都不是，现在的党，仅仅代表着我们的意志。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强势的领导者推行自己的意志，运营国家。各个阶层，都从这样的运营当中收到利益。但是各个阶层迟早都会发现，党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它绝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党仅仅是资本运营本身的实体化，党仅仅是资本运营自我进化的一个载体。”
“此言甚善。”沈茂笑道。
马前卒脸上却只有自嘲的笑容，“沈茂，这也不过是各方面博弈的结果，党现在必须以一种理论运营的模式来执行政策，这样，各大势力才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成为了某个阶层的代表，那就注定会伤害其他阶层的利益。这样的模式，代价就是党的所有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伤害了各阶层的利益。如果党的执行能力有了问题，那么就是倾覆的命运。这样的模式也仅仅是在中国能够行得通，换了别的国家，早就要出大事的。”
沈茂对此倒是不太担心，他喝了口饮料，这才好整以暇的说道：“换个乐观的角度来看，所谓政党制度的终极，不就是这样么。一个超越了所有的政治团体的政党，只依照正确的理论来行事。当年的政党理论，不就是如此期待的么。或者，我们应该让毛主席领导中宣部好好的进行宣传一番。”
“如果这个制度没有被人民所理解，没有能够在完善之前，我们就挂了，我很担心后人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制度，对于个人资质要求太高，哪怕是后辈们的实力在我们之上，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号召力。所以，如何建设一个能够让这个体制良好运营的模式，是个关键问题。”马前卒对这个问题看来有些悲观。
“怕什么呢，怕也没用。有时候，我倒认为，一方面坚持现在的体制，另一方面，让人民一起参与国家政策的讨论，或许也不坏。”沈茂看着马前卒有些不屑的目光，继续解释道，“不是实际参与，而是让人民有一种正在参与的感觉就好了。我们时间不多了，趁着这二十年完成这个工作，等我们死后，人民至少会有些觉悟吧。”
“你这话一听就是资本主义那套，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绝对没有错。”
马前卒突然搬出这样的老生常谈，让沈茂有些奇怪。对此，沈茂不得不出来反驳了，“老马，现在的中国与阶级统治毫无关系，陕西众已经打破了游戏规则。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在游戏之外的存在了。只要陕西众还在，那么现在的国家制度就不是某个阶级的统治，而是某群人、某个政党的统治。这是我最满意，也是我最恐慌的地方。
不管共和国的高层如何为了中国的未来而恐慌，在世界各国当中，因为共和国而恐慌的国家总是有的。例如以色列。
以色列作为国家而言，与共和国关系倒也平平。中国在现今的世界上处于一个非常奇妙的地位，首先，欧美各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是穷困的。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强大之处，并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一贯印象。想消除一百年所积累起来的偏见，绝非容易事。自认为是欧洲国家的以色列自然也是如此。
不过这世界是非常现实的，共和国的商品，共和国的军队——特别是海军与空军，已经顽固的向着中东渗透。比起美国来，共和国初见规模的远程投放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弱势，但是对于以色列，已经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威压。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令以色列和美国充分感受到共和国的力量。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完全是为了存活而战。一旦让埃及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色列的灭亡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此，美国派出了特使基辛格博士前来斡旋。与基辛格同来的，还有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老头子一直试图获得共和国的国籍。在这方面，他失望了。共和国早在 1939年就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共和国国籍无疑是地球上最难获得的国籍，凡世界各国所国内公认的各种标准，特别是出生地即国籍拥有权的标准，共和国并不承认。只有父母双方都是共和国公民，而且在1939年前在中国定居的中国人，才能够获得共和国国籍。外国血统始终是中国重点防范对象，在1939年，全世界真心诚意想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屈指可数，共和国对这些人并不敢冒。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很多“亲华派”，他们的入籍申请无一例外的被拒绝了。
不仅如此，共和国的入境审批当中，“是否有移民倾向”，从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审批内容。共和国不愿意其入境的家伙，一律被扣上“有移民倾向”的帽子，然后根据共和国严厉的法令，他们不得进入共和国境内。司徒雷登也算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老头子，为此他专门请了美国律师研究了共和国的《国籍法》，并且把官司打上了共和国的法庭。
美国律师人认为，按照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并且向当地政府申报过出生证明，其父母都在中国“企、事业单位”从业20年以上。根据《国籍法》相关规定，司徒雷登在1940年前，向共和国递交过入籍申请书，是有权力获得共和国国籍的。
共和国法院界认为，根据共和国的《宗教法》，司徒雷登父母所在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属于非法传教组织，早在1941年就被勒令解散。该组织不属于“中国企、事业单位”，所以司徒雷登不符合共和国的《国籍法》允许入籍的条件。
于是双方的法律攻防战直接转向了共和国的《宗教法》，美国律师团很想开拓共和国的市场，司徒雷登本人又是燕京大学这所中国曾经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校长，哪怕是为了这个原因，美国方面也期望能够在法律上有所突破。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令美国律师界感兴趣的问题，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共产党政权”，但共和国的司法界本身居然能够“符合法律”的普遍概念，允许纷争通过司法制度来解决，这件事本身也让美国律师团希望能够把这个官司持续下去。打这场官司耗费很多，美国律师团看好这场官司的效应，与这个效应相比，这场官司本身消耗的费用反而不是问题了。
当然，基辛格之所以与司徒雷登同来，绝非为了司徒雷登老头子的国籍问题。他想借助的是老头子在中国的人脉，作为一名特使，包括基辛格本人对自己的使命也并不太抱有期待。让共和国放弃支持埃及，从基辛格本人来看，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美国愿意为以色列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彻底封锁埃及与外界的物资交流。而这样的代价无疑是过于沉重的。
所以，接待基辛格博士的共和国代表太宗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理由让共和国在1961年10月突然中断到1961年12月就将到期的合法合同——的时候，基辛格甚至一度失去了谈判专家应有的敏感。察觉这个问题的，倒是司徒雷登本人。
一同列席会的司徒雷登老头子开口问道：“那么共和国方面有在1961年12月之后继续和埃及延续军事合作协议的计划么？”
“就我的权限范围内所得到的情况，是没有。”太宗回答了这个问题。
听了这个回答之后，基辛格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希望。作为特使，基辛格是有着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