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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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希望能够把钱投到这里，赚上一笔。
共和国这些年，人民手里有了点闲钱，但是这些闲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存银行的利息比购买国库券低，但是国库券的利息又比工业债券低，而山南省的股票收益，比工业债券又高出不少，投资山南省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投资非常有效的拉动了山南省的经济，该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民间情绪也都很稳定。但是山南省的工资和报酬远比国内高的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党和银行团直接起了冲突。银行团认为自己的收益合理合法，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银行团对于二十多年的奉献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大家普遍认为自己也该给自己赚点“按劳分配”的钱。
1953年底，在美国股东的催促下，又分了一次股红，这次的分红因为产业链的扩展，红利更高。山南集团增发了40亿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在全国范围内很快销售一空。这件事直接引发了矛盾的再次爆发。
对于共和国这样的新崛起国家来说，没有钱，没有基础建设。资金必须向这个方向倾斜，而不是被装进个人的腰包。左派是这样考量的。从政治上，这个考量并不离谱。
而银行团们愤怒的是，国家没有理由用这样的借口来剥夺他们的合法收入。银行团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没有银行团的精妙运作，国家现在蒸蒸日上的景象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错，他们的收入很高，他们拥有的未来是如此美妙。但是，如果说银行团赚到了一，国家最少赚到了十。银行团认为，中国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代，要么彻底采取完全国有资产的模式，要么彻底采取股份制模式。混合式的经济体制，已经到了行不通的时候。
马前卒为首的左派，对于管理共和国这样的庞然大物，是心虚的。现在的所谓共产主义理论，远没有那么扎实。苏联道路是绝对不能走，马前卒他们心知肚明。对于股份制体系如何建造，讨论而又讨论，现在也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现有思路里面，共和国既然是资本运营的体制，所有的资本、财富，都要有一个定价体系。对于资本，其所有权应该是以股份制的模式来体现的。而谁占有股份，这就是核心矛盾。
除去极左派之外，包括主席在内的左派同志也认为，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很好的。但是，左派同志们在经营资本的能力方面比不了银行团。银行团为国家经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大家的不满更大的是对银行团为代表的经营方，收入过高的不满。
土星共同体当年曾经依靠过贫下中农，因为以前的社会对这些人十分不公正。对于左派来说，历史环境给这些占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通过短短二十多年的革命扫荡一空。他们坚定地认为，现在的政策，决不是倾向于人民的。
银行团需要的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份子，而这些人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人却不能当作人民的代表。说实在的，单看出身，银行团的高层当中，70％和旧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中下层当中，出身平民的人员数量仅仅占有银行团中60％。这和中国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土星共同体本身就来自上层自救的革命党。陕西众的出现，最大效果是让旧上层更大规模的加入了土星共同体。共和国的工业体制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整个国家在1950年，就迈入了工业化体制。在制度方面，因为从1927年革命时代，陕西众就制定了工业化的基本方向，共和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已经达到了21世纪中国的水平。21世纪的问题，提前60年登场。或者说，工业化体制的本质矛盾，在工业化体制在全国确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出现了。
主席的伟大在于，他深邃的历史观，让他能够用超越时代的眼光看到未来。陕西众则拥有对未来的全面了解。马前卒为代表的左派和主席的联盟，是因为他们同样看到了资本运营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对此保持同样的观点。
资本运营和社会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运营直接导致了资本运营这件事情本身就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有社会活动，都成了资本运营的一个环节。不客气的说，资本运营让一切都被定价，再也没有神圣，在资本这个“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类的新秩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自从工业制度在中国确定的时代开始，除非出现极端错误的政策，或者出现大自然的巨大变化，否则大规模的饥荒和经济匮乏就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共和国的资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就是现在一定要确定的问题。
银行团也并不想和掌握着军队的党中央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掌握的资源并不足以打倒党。而且银行团现在风光八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陕西众当中的左派虽然支持主席，但是也支持银行团的存在。所以在这次斗争当中，银行团提出了“高额遗产税”的办法。并且在银行团的官方喉舌，《财经日报》上刊登了对于遗产征收高额税收的观点。遗产税的征收按照遗产额度进行征收。超过50万人民币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60％。而超过100万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80％。至于超过500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90％。至于现在全国知名的几位拥有上千万财产的名人，他们的财产如果被征遗产税，就会高达95％。
这是银行团能够做出的让步。在这个提法在全国引发一片震惊的时候，银行团静静等待着左派的回应。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左派执掌的《人民日报》的回应。在文章当中，对现代资本所有权问题一概不提，而是再次对封建制度下的文化来了一次全面地抨击。与之相应的，政府机构的喉舌，《光明日报》则发表了范中出和毛雄辉的署名文章，《关于历代“国富民穷”的反思》，文章当中重点评论了宋和明是如何在民间并不穷困的情况下灭亡的。文章认为，基层百姓是拥护政府的，所以政府的财富要更加倾向于提高基层民众的生活与经济水平。政府的穷困，意味着非政府力量的崛起，而这就是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吵着吵着，时间就到了1955年春节，河南省委书记沈茂家也开始热闹起来。沈茂的夫人在计划生育开始之前又生了两个男孩，现在这两个男孩归属于沈茂家最大派系的领导人，以及最受家里长辈宠爱的是沈茂的长女沈容指挥。小丫头现在18岁了，下管弟弟，上管老爹。沈茂在陕西众当中算是年龄较大的，今年55岁。如果是中国传统家庭，他现在早就该抱孙子了。但是在陕西众当中，沈茂还算是不错的。除去李纵云这等两个老婆，八个孩子，四个孙子和外孙，纯粹属于妖孽级别的家伙。沈茂的孩子还算不小了。沈茂最小的儿子都有12岁，而一年前，沈茂还专程跑去北京，参加了鲍笑痴长子的满月酒。
茅笑痴可以说是一个很幸运又很不幸的同志，他附身的男子年纪在陕西众当中最小。1927年才17岁。结果茅笑痴在1936年娶了一个陕西众公认为所有夫人当中最漂亮的老婆。但是呢，陕西中的审美观点和中国传统审美观完全不同，传统审美观当中，其实蛮注意生育安全问题。茅笑痴的老婆1940年怀孕，1941 年不幸难产去世。大人小孩都没有能够救下。这让鲍笑痴意气消沉了好一段。
但是鲍笑痴天生就有桃花运，他夫人的妹妹长大了。陕西众的评价是“胜过其姐”。而小妹妹对姐夫早就心有所属，于是鲍笑痴没能顶住美人的诱惑，再次做了前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的女婿。两人1945年结婚，1946年，一次不幸的难产，母子同赴黄泉。鲍笑痴伤心欲绝。如果不过是鲍笑痴是文官体系出身，恐怕他调兵扫平医院妇产科的事情都能做出来。
到了1950年，鲍笑痴两个老婆的堂妹正是成年，这个小堂妹自小在拜访堂姐的时候认识了鲍笑痴，对鲍笑痴那种温柔十分感动。按照她和闺蜜的私下交谈，她在 10岁左右就认为非鲍笑痴不嫁。两位堂姐先后身亡，给小妹妹扫平了障碍，小妹妹一待成年立刻对鲍笑痴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小妹妹的长相在陕西众的评价中可谓“惊为天人”。放在2009年，一旦上街那就是万众青睐的绝对美女。鲍笑痴这次倒是推三阻四，双方拉锯战两年，结果还是以鲍笑痴的妥协为终结。鲍笑痴又当了前泰山的弟弟的女婿。
这个例子，让陕西众总算是明白了“媵嫁”的原因，在当年医学不发达，女性生育经常遇到危险的时候，“媵嫁”保证了婚姻的可靠性。
拜访鲍笑痴并不是仅仅去取笑他，或者祝福孩子的未来。陕西众需要鲍笑痴提供山南省第一手的资料，以在今后的政治选择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过度消费”。即使对于中国这样新兴的国家也是如此。人民财富积累速度过慢，任何消费都可能造成 “过度消费”。1937年的时候，沈茂曾经赠送给侄女沈凝一套文具，几个笔记本，一块手表。这在21世纪甚至连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都算不上。而在1937 年，这就顶得上一个中等家庭的全部财产。理解到这个事实之后，才可以全面的去考虑银行团积累财富的速度和力度之大。以及可以想象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对这样的财富积累速度的妒忌与不满。
共和国195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195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7200亿人民币。1954年共和国人口达到了6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00人民币。纵向比较的话，共和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财政部统计表明，共和国在今后的十年内，可预期的发展速度将不低于10。乐观估计，甚至可以达到15％。
横向比较的话，1954年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按照美元计算，达到了360亿美元的水平。此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是320亿美元，意大利是330亿美元，法国是500亿美元，德国是510亿美元，英国是710亿美元，美国是4000亿美元。共和国银行团在政治局内部会议上自己都承认，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的确稍低，或者说的确比较低。就算是采用相对合理的汇率，也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10：1的比例，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过是达到英国的水平。但是共和国人口比其他各国多得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差得远。
1955年的共和国，人民还是不能消费，国家必须埋下头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资本市场启动所带来的暴利，也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沈茂的春节就十分繁忙，访客络绎不绝，所有人都对中央最终会有什么举动呈现出观望姿态。这让沈茂十分不满。
不仅仅是沈茂，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十分不满。早在1951年，省委书记们沉默的表态，中央的内部斗争立刻就偃旗息鼓。到了1955年，省委书记们没发话，下面的人就开始对中央的态度这么重视。这些人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春节过后，全国各省需要资金的大型国有企业统统开了会，讨论上市问题。这个消息春雷一样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山南省的筹资计划已经完成，没有能够买到股票或者债券的人民顿足捶胸，现在全国过各省都开始了自己的股票上市计划，人民终于不缺股票可以购买了。
此时，沈凝突然前来拜访沈茂。
叔侄两人坐下后，寒暄几句，就直入主题。沈凝今年33岁，1947年沈凝脱产在北京政法大学读完了本科进修班，然后回到武汉钢铁集团任职。因为最早响应了独生子女政策，沈凝只要了一个女儿，就不想继续生育孩子了。所以提干优先。1950年已经是正厅级干部。这次拜访沈茂，主要是想让叔叔给她出一个主意。是继续在武汉干下去，还是去北京工作。
沈凝的丈夫是在北京上学时候同期进修的武汉本地干部，夫妻两人对只要一个女儿很满意。但是她的丈夫家就相当的不满意。当然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沈凝位高权重，更别说沈凝背后的沈茂，更是她婆婆家得罪不起的人物。
“你回北京干什么？”沈茂有点不理解。
“我在北京的几个同学，说财政部正在组建新的国税部门，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干部。我和我家那个都符合标准，所以我想着和他一起去国税。”沈凝答道。
“你怕你们两个万一有一个人被刷下来，那么你们谁都去不了北京？”沈茂问。
“三叔，你总是这么聪明。和您说话一点都不累。”沈凝挤到了沈茂身边，一面撒娇一面说。
“是，你不累。你让我帮你运作，我可就累死了。”沈茂无奈的答道。
“不是啦，三叔。你也知道，有避嫌条例，我和他没办法一起去北京同一部门。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