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考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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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部深邃神秘、惊心动魄而又充满玄机的“天书”，真是一个任何时候听起来都毛骨悚然、发人深思的“天方夜谭”。其中所蕴涵的让党、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文化传统的角度，从党和国家体制、机制的角度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以便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防止林彪一类人物的出现和林彪出逃一类事件的发生。
按照“任何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观点，林彪出逃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对这个必然性的认识，与对同林彪出逃事件连为一体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并非可以说已经深刻了，全面了，彻底了，经验教训汲取得到家了。何况，围绕整个事件，还有一些不甚明了之处，而国内外又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乃至别有用心的歪曲和纯粹而恶意的胡编乱造，把水搅浑了，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准确判断。
应当承认，我们面临的是一段并不完全清晰的历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完全了解内情的社会，还有不少并不完全理智、完全清醒、完全深刻的受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是从弄清历史事件本身，还是从廓清历史疑团、迷雾，是从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从维护党、国家和领袖形象，是从揭露、批判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从对干部、群众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是从正确、全面、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还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知情权——都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本着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九一三”事件进一步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考察探讨。
科学无禁区，科学研究也无禁区。因为任何一位历史人物、任何一桩历史事件，不论其脸谱如何、过程如何、结局如何、性质如何，都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应当予以充分利用，而不应当简单回避和放弃，更不应当刻意掩饰。今天，在政治清明、民主进步、法制健全、社会理智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进一步深入探讨、剖析“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考证 第二章 机毁人亡
前言
林彪一家三口能登上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出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的幸运和成功，因为他们是在驻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在周恩来对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下达了封锁令，并且前有拦截、后有追击的情况下，得以脱身的。当飞机在恐怖的枪声中摇摇摆摆地冲向跑道，在刺耳的发动机声中慌慌张张地隐入茫茫夜空的时候，林彪、叶群、林立果肯定有一种死里逃生松一口气的感觉。
然而，在他们面前，希望只是那么一闪，便稍纵即逝了，他们怎么也逃不脱命运的安排。事情的最后结局是，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行了１小时５３分钟后，于１３日凌晨２时２５分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了。机上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内的９名乘员，全部丧生。
林彪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充满了仓皇、恐怖和惊险，也充满了侥幸、无奈和神秘。后世种种猜测，种种流言，种种未知之数，也自然而然地由此而生。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1）
（一）周恩来下令封锁２５６号专机，意在阻止林彪起飞
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１２日晚飞往山海关机场一事本身，并不具有多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也并没有引起从空军，到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再到林彪身边所有工作人员的特别注意。因为，林彪一家动用飞机，就像其他高级干部动用小轿车一样，太普通，太平常了。当时，由于毛泽东不坐飞机——早在１９５８年中央就有决定，出于安全原因禁止毛泽东乘坐飞机，这样，林彪就成了中央乘坐飞机的最高领导人。以前，林彪经常乘坐英制子爵号飞机。１９７０年，中国从巴基斯坦转手引进了４架英制三叉戟飞机，其中２５６号是里面最好的一架，经过对其机舱和有关设备进行改装、更换，就固定成了林彪的专机。此后，林彪、叶群包括其子女只要一动，就是２５６号专机伺候。原本调动专机有一套制度规定，但副统帅用飞机，还有谁敢说个“不”字呢？再加上林立果在空军，有众多的亲信，吴法宪还有著名的“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所谓请示报告，就成了形式，最多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打个招呼，备个案，有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特权，使规章制度变为形式，有时甚至连形式、程序都不要了，这就为林立果从事阴谋活动创造了便利。
正是基于如此情况，周恩来开始接到北戴河的报告，一开始无从判断，只是原则上讲“注意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待到北戴河几次报告，并且同叶群通话之后，他才判断出情况严重，说不定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林彪起飞前，周恩来并不知道林彪要逃往苏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恩来知道林彪只要一起飞，问题就有些复杂，甚至凶多吉少。因为１２日晚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副团长张宏打电话向张耀祠报告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主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９页）张耀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随即报告了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对林彪、对党内斗争形势了如指掌的周恩来深知，此时不论真假，他所要做的，是无论如何阻止林彪起飞。
精明过人的周恩来，采取的最果断、最关键的措施是：封锁２５６号专机。只要飞机不动，所谓林彪的逃跑就无法实现。
周恩来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部署是先后对吴法宪、李作鹏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命令吴法宪：２５６号飞机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进京。第二道是命令李作鹏：既然２５６号飞机有故障，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而且，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４个人联合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周恩来并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负责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１页）
周恩来关于４个人联合下命令才能放飞的命令，其实是把２５６号飞机控制在自己手中，又不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感到不被信任。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2）
（二）李作鹏篡改周恩来的命令，放跑了林彪
李作鹏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林彪的亲信。“文化大革命”中，李作鹏受冲击时，林彪说过这样的话：“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以后也不准反李作鹏。”林彪信任、器重李作鹏，李作鹏忠于、听命于林彪，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李作鹏在多大程度上知悉林彪“空中动”的内容，李作鹏篡改周恩来指示的动机何在？
周恩来１２日晚第一次向李作鹏询问山海关机场有无空军的一架飞机，李作鹏并未引起多大重视。当周恩来严肃地向他下达了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命令，脑子灵活、点子甚多的他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下来，他既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又不想、也不敢对林彪绝对不利，于是采取了“耍滑头”的策略，放跑了林彪。
２３时０５分，李作鹏直接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询问下午是否来了一架飞机，几点落地的，走没走。值班员李万香把李作鹏来电话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场站站长潘浩。潘浩当时认为，可能是哪位首长要用飞机，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２３时３５分，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值班员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这一次，李作鹏首先询问了值班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２５６号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１３日０时０６分，李作鹏又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来电话，再一次通知：“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像李作鹏这样级别的首长，直接把电话打给一个机场的值班员，而且不止一次，自然非同寻常，也自然会引起机场领导的特别重视。就在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后，机场的几位领导感到，有关２５６号飞机的情况复杂，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处置。
０时１０分左右，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等来到航行调度室，鉴于李作鹏三次来电话，而此时三叉戟飞机已经要了加油车，情况紧急，必须再给李作鹏打个电话，问明情况。电话上，李作鹏把已经通知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潘浩问李作鹏：“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实际上没有来得及加油——作者注）。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飞机如果强行起飞，可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一听，感到为难，因为以前从没有因事直接请示过周总理的先例。但他不好再说什么，想到飞机能不能起飞，关键在于飞行员，他已经知道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空军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于是便问李作鹏：“中央首长的指示，是不是给××师潘副政委传达？”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站长放下电话，已是０时２０分。他和场站政委急忙去找潘景寅。而０时１８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已经驶进机场。潘站长等迅速跑到潘景寅的房间，潘景寅已经不在了，他们又立即回头向停机坪跑去，但还未等跑到，飞机已经发动了。（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８３～２８６页）
０时２８分，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向李作鹏打来紧急电话：“飞机已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调度室回答：“快到跑道了。”李作鹏反倒轻松地说了一句：“就这样吧！”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3）
李作鹏的几次电话是大有文章的。他将“四人联合下达命令才能放飞”篡改为“其中一人下达命令才能放飞”，是否估计到其中有一人会下达放飞的命令呢？他讲如果飞机强行起飞“可直接报告周总理”，显然是既故意拖延时间，又把责任推到周恩来身上。他在得知飞机正在加油、眼看要强行起飞的情况后，并没有下令采取阻拦的其他措施，而要阻拦，还是完全来得及的。
参谋出身的李作鹏，当然知道传达命令的程序和严肃性。事后，他指示秘书要山海关机场修改电话记录，遭到拒绝。他心中有鬼，在秘书抄清的电话记录中，把０时０６分那次通话中的“四个首长其中一个指示放飞才放飞”，亲笔改为“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放飞，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改毕，他叫秘书重抄一份，由他签字，上报周恩来，并交代给他另抄一份留存。（肖思科：《超级审判》上册，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李作鹏所做的手脚，客观上导致了林彪的登机出逃及机毁人亡。根据事后掌握的材料，李作鹏并不知悉林立果的暗杀阴谋，也不知悉林彪１３日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更不知悉林彪要逃往苏联。但是，他知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部分内容，知道毛泽东已经把矛头对准了林彪，判断出林彪遇到了严重麻烦。他肯定是同情林彪的，不想为难林彪，而想巧妙而策略地对林彪网开一面。这如同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原本想挽救林彪，结果却事与愿违，促成了林彪行动的提前、决心的下定、方向的改变和大难的临头。这些都是当事人所始料未及的。
（三）２５６号专机因叶群、林立果的催促而油未加成，
机组人员未上齐就强行起飞，结果自己亲手埋葬了自己
据林彪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林彪离开北戴河９６号楼的时间是晚上１１时５０分左右。据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目击者称，林彪的红旗牌轿车驶进机场的时间是０时１８分，靠近２５６号专机，开始登机的时间是０时２２分。这就是说，从北戴河９６号楼到机场约４０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路况并不特别的好，林彪的轿车行驶了３０分钟左右，已经是高速疾驶，２５６号机组有３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