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考证-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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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上可以看出，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调头往东，竭力回避叛逃的方向。”
康廷梓还认为，飞机航线的偏移问题也耐人寻味。按照常理，飞机坠毁地点应当在山海关到乌兰巴托或伊尔库茨克的航线上，但实际上，坠毁地点远远偏在了东边约１６０公里。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潘景寅搞不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已经偏移却不知道，只是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盲目往前飞；再就是有意为之，打定主意与飞机同归于尽。
关于是否不让林彪座机降落
这其实就是说林彪对外逃曾有过犹豫动摇，甚至一度萌生回心转意念头的问题，但最后是被“逼”跑的。
当晚，跑与不跑的主动权完全在林彪手中。他如果不下决心跑，是没有人能逼他跑的。如果他下决心从天上再返回降落，也一定能够降落。且不说周恩来通过地面塔台向飞机呼叫，说２５６号专机无论在哪里降落，他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就是不和周恩来说，悄不声响地在北京、广州、大连、山海关等机场降落，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林彪专机没有越境之前，中央压根没有下达“禁空令”，不存在“逼”他出逃的问题。
有人根据２５６号专机坠毁前曾由蒙苏边境折返，是向东南方向亦即中国方向飞，便得出林彪试图返回的结论，其实大谬不然。其一，向东南方向飞，是转弯选择地形，属迫降前的正常动作，因为飞机降落的规则是通场、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然后落地。其二，那时油料已经不多才迫降，如果返回中国，不是明摆着找死吗？其三，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２５６号专机企图由蒙古进入苏联国境前，曾与苏方联系，苏方警告说，不许入境，否则击落，这才使２５６号专机放弃降落伊尔库茨克的意图，改为就地迫降。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勉强。
不过，有两个情况却值得研究。一是前面提到的李文普最初交代的林彪在汽车上一度命令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阻止；二是２５６号专机出境前，在位于中蒙边境的贝尔庙上空转了一圈。仓皇逃命，按说应当抓紧时间，不顾一切地飞往苏联，为什么会转圈呢？转圈不会是选择降落，潘景寅很清楚那里没有机场，只能是越境前最后的思想斗争，只是不知道究竟是林彪还是潘景寅在进行思想斗争。（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２日空军参谋长梁璞谈话）
关于林立衡的报告及对林彪的态度
９月１２日晚林立衡几次向中央报告林彪那里准备出逃的情况，是有功的。这一点，中央一直是肯定的。她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身为那样一种地位，又是面对那样一种严重、凶险而又紧迫的情况，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林立衡的报告和对林彪的态度，她前后说法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一开始报告，林立衡用的是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挟持”这样的字眼。１９８１年年初“两案”审判结束时，林立衡给即将解散的全国“两案”办公室来信，说林彪是被叶群及林立果“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的。此前两年，她已经这么说。此后，她一直这么坚持。
早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林立衡知悉中央５７号文件将把林彪问题向全党公布，并对林彪事件定性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态：“文件对林彪等叛党叛国的批判和结论完全正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您的这一英明决策。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狗急跳墙，狼狈逃窜，自我爆炸，遭到历史的惩罚……”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８日，林立衡给周恩来写信：“林贼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林贼是一个伪装更加巧妙、手段更加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决定一辈子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直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仍收到林立衡给他的揭发林彪历来主张说假话、拍马屁和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言论和事实。
但是，到了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初，林立衡给江西程世清写证明材料时，便开始说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从此，她就一直这么坚持。
１９８８年春天，在林立衡的要求下，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见面时，林立衡再次谈了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罗点点问她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罗点点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林立衡还说：“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由于林彪一家林立衡是幸存者，又对林彪有较多了解，她应当提供更多的情况和材料。当然，前提必须是实事求是。这是最要害、最根本的，容不得半点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
关于256号三叉戟上的黑匣子（1）
１９８５年１月８日，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杨达洲发回一条电讯，他辗转听到一条有关林彪座机坠毁的消息。据时任蒙古党中央某局局长的那木斯莱的妻子称，她是汉学家，从头到尾参与中国飞机坠毁案。黑匣子的录音她听了，机上人员在激烈争吵，跟地面导航站之间也有争论。过几分钟吵一阵，还有射击声。她断定飞机上有林彪，但苏联人不相信，后来他们要走了黑匣子。但是，对此说法，新华社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认为完全是捕风捉影。
张聂耳的《风云“九一三”》一书中说，“飞机上没有黑匣子，黑匣子是后来才有的……”这不对。尽管黑匣子在当时还是极为稀有的，但三叉戟飞机上已经安装了黑匣子。澳洲记者彼德·汉纳姆１９９３年获准采访苏联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时，曾询问林彪座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回答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孙一先在自己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的书中也说：“至于更能进一步揭开２５６号坠毁之谜的飞机黑匣子，尚在俄罗斯当局手中。坠机死难者的遗体，包括身首异处的林彪、叶群的尸体，还有那些机上的遗物，俄罗斯和蒙古当局没有丝毫理由再继续扣压，应当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４页）终有一天，黑匣子的解密能为研究林彪出逃提供新的材料，解开这个最大的谜底。
也许，果如克格勃将军所说，黑匣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据康廷梓讲，黑匣子是语音黑匣子，只能记录爆炸到半小时前的情况，以前的自动抹掉。但究竟黑匣子能否说明问题，前提是对黑匣子有个正式的结论。
十四、关于外国某些当事人的不同说法
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到他去世，还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２５页）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蒙古拉哈玛大娘，对记者这样谈到当时的情景：那是个可怕的夜晚。凌晨，一阵嗡嗡声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吠。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５９页）
当年蒙古外交部次长、参与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永栋，３０年后打破沉默，对日本记者谈了林彪坠机的一些情况。他说：飞机一进入蒙古国境，为了躲避雷达，即实行低空飞行，但我国从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轰隆声响，我国是循声而追踪的。失事后，我们知道是中国军机，因为机内枪械散乱，死者多穿军服。“对于坠机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并未遭到外界攻击，亦未有机器故障的迹象。也有说法指系燃料用尽，抑或过于低空飞行而与地面撞击摩擦等等，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因为引擎、仪表等均十分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场是宽广的草原地带，地上留有长达８００公尺的滑行痕迹，而令人揣测该机系拟准备降落，但是因为土质过软，途中机体陷落、机翼折断而引起爆炸起火。总之飞机失事并不是如外间所传的原因，系因降落着陆失败所致。”（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２日台湾《中国时报》转引自力平《周恩来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００页）
关于256号三叉戟上的黑匣子（2）
苏联高级外交官罗高寿发表了飞机坠毁前发生了严重情况的见解。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７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法国《世界报》的如下报道：
罗高寿谈林彪出逃飞机坠毁事件
〔法国《世界报》４月１５日报道〕林彪事件：罗高寿证实中国的说法。
一位前苏联的高级外交官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官方对共产主义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林彪事件的说法。罗高寿明确地说，背叛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在一架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坠毁在蒙古靠近温都尔汗的荒原上的一架飞机里被人发现的。俄罗斯新任驻北京大使罗高寿当时正在乌兰巴托的苏联大使馆任职。他说，苏联驻蒙古使馆那时全然不知道林彪政变未遂后想到苏联避难的计划。
由于苏联人曾说无法验明在事故现场发现的“五号”尸体的身份，人们对中国关于林彪事件的说法一直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蒙古领导人使这种怀疑重新复活了。因此提出了好几种假设，其中一种认为林彪是在北京或疗养地北戴河被暗杀的，载着他的亲信们逃走的“三叉戟”飞机就是从北戴河起飞的。
据罗高寿说，飞机在坠毁前发生了严重情况，“在机舱内有一些弹洞”。是搭机人与机组人员交过火吗？克格勃的档案也许会提供解开这个谜的新钥匙。
罗大使说，莫斯科会对那时在苏联见到林彪感到困惑。大使这样说就排除了关于林彪反毛得到苏联支持的说法，“他当时已走到了绝路，出逃是一个表示绝望的行动。”
按照常理，当事人的说法是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应当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看待。但是，对于同一件事，当事人说法迥异、各执己见的情况也不鲜见。
拿破仑的死因、希特勒的尸骨葬地、肯尼迪的遇刺真相，诸如此类的历史谜案，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并为之伤神的课题。林彪的出逃与机毁人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２５６号专机上是否有弹洞就是如此。它的某些疑团，需要众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当事人拿出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辨析，从而得出科学的、可靠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当然，由于这一事件的特殊归宿和死无对证，某些情节如果不说是千古之谜的话，至少是值得长期研究探讨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１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林彪的仓皇出逃及机毁人亡，自然是林彪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毛泽东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党的悲剧！一个执政党，信奉什么样的哲学，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构筑什么样的体制，运用什么样的机制，遵从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准则，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启动什么样的程序选择和确立党的接班人，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历史的惨重教训可供借鉴。今天，对林彪出逃事件进行扎扎实实的考证，引人注目的恐怕不是事件本身的神秘性和可读性，而是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必然性和提供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林彪、叶群、林立果式的人物再生，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为了铲除曾经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容易滋生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土壤，不妨继续科学而深入地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