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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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采访柏莎·斯帕福德，据报道，她“正向土耳其人兜售美国廉价小汽车和保温瓶，并宣称是上帝而非贝尔福将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还是一座缺乏奢侈品的大城市。但在1930年，耶路撒冷出现了首座世界级的饭店。宏伟的大卫王饭店以带有亚述、“圣经风格”和穆斯林装饰及其“身着白色马裤、头戴红色塔布什帽的高大苏丹服务生”而闻名，因得到富有的埃及犹太人和英国犹太金融家弗兰克·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i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亲）的支持，该饭店迅速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时尚中心。一位美国旅行家将大卫王饭店错认为重新修复的所罗门圣殿。拉吉卜·纳沙希比每天都在那儿理发。这座饭店使耶路撒冷成为黎巴嫩和埃及的衰落阿拉伯皇族富人们的奢侈胜地。外约旦的国家元首阿卜杜拉在大卫王饭店定期逗留——期间，饭店负责照顾他的骆驼和马匹。1934年10月，丘吉尔携妻子及他的朋友莫因勋爵（后来成了巴勒斯坦冲突的牺牲品）在此暂住。穆夫提不甘示弱，雇用犹太承包商，在古代玛米拉旧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饭店——皇宫饭店。
当一名曾做过护士的美国犹太妇女在耶路撒冷开设的首家美容院开张时，农民们伫立凝视，希望橱窗里的模特开口说话。城内最好的书店位于雅法门附近，由布洛斯·赛义德（Boulos Said，智者爱德华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经营；最好的高级服装定制中心则属于库尔特·梅（Kurt May）夫妇，他们是逃离希特勒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的典型代表——“梅”这个名字以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文的形式被刻写在门上——库尔特·梅这家店里所有的纺织品都从德国进口，很快就吸引了犹太商人、英国地方长官的阔太太及约旦阿卜杜拉的王妃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及其随从曾经买空了整个商店。梅夫妇是比复国主义者更有文化的德国人——库尔特曾在一战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梅夫妇居住在店铺楼上，他们的女儿米里亚姆出生时，他们将她交给一位阿拉伯奶妈哺乳；在她长大后，他们禁止她和隔壁“没有足够教养的”波兰犹太人玩耍。耶路撒冷很小，所以春天来临时，米里亚姆的父亲经常会带她出城，步行去鲜花盛开的犹地亚采摘仙客来。每周五晚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际时间：当极端正统犹太人进行祈祷之时，梅夫妇通常正在大卫王饭店跳着舞。
英国人似乎把巴勒斯坦当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陆军准将安格斯·迈科内尔（Angus McNeil）建立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猎协会”，用一群猎犬追逐狐狸和胡狼。支持复国主义的顾客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如果不是最近的马球比赛或赛马大会的话，所有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射杀鸭子的。还有一个年轻军官驾驶着私人飞机飞进了城里。
在贵族制度繁文缛节的熏陶下，英国公立学校的男生都陶醉于耶路撒冷的等级体系，特别是政府大厦的宴会上必要的社交礼仪。约翰·钱塞勒的助手哈里·卢克（Henry Luke）爵士还记得，在政府大厦，宴会主人是怎样欢迎各位高级专员、大拉比、大法官、市长和族长们的：“专员阁下，法官阁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阁下，神父大人，教长大人，市长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这座兴旺发达的新耶路撒冷，到1931年已有十三万两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这证明英国的统治和复国主义移民确实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并增加了阿拉伯移民：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叙利亚或黎巴嫩人口增速的两倍。＇4＇十年内，耶路撒冷吸引了两万一千名新阿拉伯人和两万名新犹太人。这段时间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的家族王朝，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哲学家的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写道，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还“适应了英国人引进的社会秩序，并且与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属于同样的绅士社会，英国军官私下里比较喜欢与这些人接触，而不喜欢与俄国犹太暴发户来往”。
大家族的生活极其奢华：哈齐姆·努赛贝的父亲拥有两处“宫殿式的宅邸，每处都有二十到三十个房间”。父辈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子孙们则进入谢赫贾拉的圣乔治公立学校，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萨里的叔叔哈齐姆·努赛贝回忆道：“观察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大贵族是很有趣的。夏季，他们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色丝质长衫，脚穿系着丝带的锃亮皮鞋。”哈齐姆的兄弟安瓦尔·努赛贝经常乘坐耀眼的别克汽车（这座城市里的第一辆）漫游耶路撒冷。
许多阿拉伯中产阶级、穆斯林和正统犹太人为托管政府工作。他们居住在位于谢赫贾拉、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的前奥斯曼人区的粉红色石头别墅中。这里属于耶路撒冷的郊区，阿莫司·奥兹将其形容为“一座阴霾的城市，充满着十字架、塔里特（犹太披肩）、众多清真寺和神秘事物”，还充斥了“修士和修女、法官和宣礼吏、显贵、戴面纱的女人和蒙斗篷的教士”。在拜访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时，奥兹赞美了“八字胡的男人、珠光宝气的妇女”和“体态优美、双手涂红指甲、留着优雅发型和身着运动休闲裙子的迷人少女”。
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e Antonius），一个在美学上“拥有剑桥大学教授般洞察力的叙利亚爱国者”，每年都举办“各种奢华的聚会、午宴、晚宴和招待会”，他有一个“迷人漂亮”又令人无法抗拒的妻子凯蒂，凯蒂是一个拥有埃及多家报社的黎巴嫩经营者女儿。＇5＇他们在谢赫贾拉的别墅（现已归穆夫提所有）藏书一万两千册，成为阿拉伯贵族、英国精英、名人贵客的社交总部，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沙龙。“漂亮的女人、美味的食物、机智的对话，每一个到场的人都身处耶路撒冷最好的聚会，”纳萨尔丁·纳沙希比记得，“宴会上总是充满愉快而邪恶的氛围。”据说，安东尼乌斯的婚姻生活是开放的，凯蒂是众人皆知的轻浮女子，喜欢身着制服的英国人。“她既玩世不恭，又对一切充满好奇，”一个耶路撒冷老人回忆道，“她会捏造流言蜚语，并将人们对号入座。”安东尼乌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他曾参加当地一位社会名流举办的带有伴舞乐队的聚会，那次聚会上，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举行换妻派对，其他宾客对此十分震惊：他会邀请十对夫妇，但每人都只能带不是配偶的异性前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英国人对复国主义的热情逐渐冷却，因此和犹太人渐行渐远。英国人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他抱怨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每个犹太社区都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哈维亚（Rehavia），世俗德国教授和英国官员之家，是最令人满意的居住区，文明、平静又富有欧洲韵味；布哈拉区则中亚风情十足；哈希德派的米歇雷姆（Mea Shearin）破旧不堪、贫困交加，使人想起17世纪的波兰；阿莫司·奥兹回忆说，齐科隆·锡安（Kerem Avraham）兴奋于“少有的阿什肯纳兹菜肴香味，其中夹杂着罗宋汤、大蒜和洋葱以及酸白菜的味道”；塔尔皮奥特（Talpiot）是“一座柏林花园郊区的耶路撒冷翻版”；奥兹自己的房子在克列姆·亚伯拉罕，位于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老房子附近，它像极了俄国建筑，“属于契诃夫的风格”。
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捐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还有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和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在托管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懒散王子”的人讨论着政治并阐述着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然而，在成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后，他的好逸恶劳就不得不收敛了。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拥有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
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鲁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6＇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帮忙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将军“炮筒”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牲一样，整堆人也不值一个英国人。”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虽然穆夫提正处于名声极其显赫的时期，但他仍努力去主导广大阿拉伯人的看法，包括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如乔治·安东尼乌斯、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基要主义者。许多阿拉伯人厌恶穆夫提，但大多数人越来越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可以阻止犹太人复国。1933年11月，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他不完全支持侄子穆夫提——领导了耶路撒冷的游行示威。示威引发了骚乱，三十名阿拉伯人丧生。第二年，穆萨·卡齐姆去世，阿拉伯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人们为穆萨·卡齐姆哀恸哭号，”后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qayri）写道，“哈吉·阿明（穆夫提）则使许多人伤心悲痛。”在托管的第二个十年里，超过二十五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个数字是前十年的两倍之多。阿拉伯人，无论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深厚的耶路撒冷精英，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此时都已明白英国人从未叫停移民，也未阻止众所周知的犹太社团伊休夫精心组织的更多活动。阿拉伯人快没时间了。1935年移民最高潮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战争常常被看作一种净化民族的仪式，甚至知识分子萨卡基尼和美学家贾瓦哈里耶此时都相信，只有暴力可以拯救巴勒斯坦。哈齐姆·努赛贝写道，答案是“武装反抗”。
这就是年老体衰、再次成为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魏茨曼所面对的情况，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戴维·本古里安的手里，他是新近当选的犹太代办处——伊休夫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主席。风格上，两个人都独断专行并聪明睿智，都致力于复国主义和西方民主。但他们也相互对立。本古里安是一个粗鲁的工人阶级实干家，适合担任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领导人。他不善闲谈（除了历史和哲学相关话题），也缺乏幽默感——身材矮小的本古里安讲的唯一笑话是关于拿破仑的身高，这个笑话的笑点是“没人比拿破仑更强大，只能比他更高”。他有两个孩子，是一个令人不满的丈夫——他曾与一位高挑的、蓝眼睛的英国伦敦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他是个沉思的孤独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总是专注于事业，收集各种书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二手书店里。已闻名于世时，这个“老头”学起了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又为了研究柏拉图而学习希腊语；计划建国时，他看起了希腊哲学；开始战争时，他读起了克劳塞维茨的书。
魏茨曼是复国主义的显贵，身着在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参加过的上流社会家庭沙龙要比暴晒下的加利利农场多得多，他拥有其朋友西弗家族赠送的玛莎百货原始股，十分殷实富有。“你是当今以色列之王。”本古里安告诉魏茨曼，但不久他就转而反对“魏茨曼的个人崇拜体制”。魏茨曼不像本古里安，他知道他生来就不是个军阀，但他对年轻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