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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部分

中国皇帝全传-第2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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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虽然抓不到什么证据,还是定了项忠的罪,把项忠削职为民。株连所及,一时九卿等官被撤职者达数十人之多。

西厂一事过后,宪宗对汪直更加信任,他听从汪直的建议,把统制三边的王越提升为兵部尚书,把边将陈钺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王越是一名立过战功的边将,但为人品格却不太高,与汪直过从太密,以后终于因此而倒了霉。陈钺也是如此,在跟着汪直做了许多坏事以后,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对宪宗纵容汪直横行宫掖的行为,大臣们一直没有放弃劝谏,许多人以对汪直的不恭行为,从侧面对宪宗加以提示,使宪宗渐渐地明白过来。

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秋天,宪宗出于对边事的关心,下令汪直巡视边疆。边臣得知汪直巡边,害怕受责,极力加以讨好,沿途数百里,陈设供应,奢侈铺张到了惊人的地步。兵部侍郎马文升受命镇守辽东,他对汪直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对汪直没有恭敬。结果汪直就给马文升加上了扰边的罪名,把他贬戍边城。河南巡抚秦肱对此十分不平,向宪宗密奏了这一罪行,宪宗虽然不太相信,但对汪直也有了看法。

成化十七年秋天,汪直奉诏巡边已有整整两个年头。就在汪直巴望回京的时候,宪宗却屡屡不准其请,只召还了跟随他的官吏。这是一个疏远汪直的信号。给事中、御史们一见这种情况,乘机纷纷上疏,把汪直泄露宫中秘闻,以及勾结外臣的许多不法行为,一一揭发出来,请求撤销西厂,内阁大臣万安也上书支持这些言论,大同巡抚郭镗千里之外又上了一疏,揭发汪直和总兵许宁不和,恐贻误边事。宪宗于是下令将汪直召还,不过没有让他进京,而是发落到南京御马监,随后,又撤销了西厂。不久,宪宗又根据万安的建议,罢了汪直的官,驱逐了汪直的亲信王越、陈钺等人,召还前兵部侍郎马文升,令为左都御史,巡抚辽东。宪宗的这一举动,令文武百官感到十分鼓舞,认为圣上终于被感化了,从而对朝政充满了信心。

三、迷信僧道不理朝政

本来在打击了汪直势力之后,满朝文武欢欣鼓舞,宪宗有了一次重振朝纲的机会。但谁知这时的宪宗不仅没有振作,而且又沉溺于两件事上。一是求道炼丹,以此来延长他的寿命,本来宫中已经有一些祀求仙道的斋坛,他对此仍不满足,经常令人加盖翻新。炼丹也到了着迷的地步,宁肯为此废寝忘食。再就是与妃嫔耳鬓厮磨,终日沉溺于床第。太监梁芳见宪宗如此迷恋歪门邪道,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僧人,名叫继晓。继晓对房中之术很有研究,不断地对宪宗加以指导,并自制了一些春药,供其使用。宪宗按照继晓所嘱行事,很有成效,于是就将继晓留在京城,在西市建了大永昌寺,耗费了白银数十万两。从这往后,六部尚书和九卿科道大臣基本就见不到他的面了,就连内阁大学士,一年当中被召见也是数得过来的几次。

这时的宪宗偶尔还有点兴趣的朝事,是任命官吏。祖制规定,皇帝任命大臣要经过廷推,提升小官要经过吏部铨选,而且各衙门有一定的员额。宪宗不管这些,随意让太监传旨任命人为官,出身资格一概不拘。被任命者大多是江湖术士,和尚、道士、番僧、优伶、工臣。这些官,全是不合格的人员,因此被称为“传奉官”,总数多达3000余人。

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为了使宪宗能摆脱梁芳、继晓的控制,刑部员外郎林俊满怀愤懑地上书,要求宪宗把梁芳、继晓正法。宪宗十分恼怒,下令将林俊捕入诏狱。司礼太监怀恩对林俊深表同情,面奏宪宗,请予释放。宪宗大发雷霆,提起桌上的端砚,向怀恩用力掷去,随后拍案大骂道:“你竟敢帮助林俊诽谤我啊!”事后,由于怀恩对镇抚司施加压力,镇抚司才没敢对林俊治罪,只是将其降职使用。林俊敢于直言上疏的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朝中的言官,于是,不久因此而引发了又一场上疏行动。

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元旦,宪宗受贺退朝之后,刚刚吃罢午饭,突然晴空炸响霹雳,听后不禁为之悚惧。在一宿心神不安之后,宪宗在早朝上向群臣询问阙失。吏部给事中李俊立即陈言,数说了时弊的6个方面,语气极为沉痛。宪宗听后,不禁心有所动,下诏将已封为国师的继晓革职为民,斥罢传奉官500余人。一些给事中、御史见李俊入奏有效,喜出望外,也纷纷上疏。不料,宪宗能够改正一些缺点,并非出于自愿,他对这些疏奏根本就不想披阅,反而对进谏者都耿耿于怀,令吏部尚书尹旻将奏章所署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以后寻找机会一一给以远调或者罢免。

成化二十三年,宪宗终于脱离了万贵妃的控制。这个女人在掌控了宪宗整整23年之后,死于肝疾。

万贵妃死后,宪宗念及她的种种好处,特别是年幼时的一段情分,洒下了眼泪。他命治丧一切按皇后的待遇办理,并辍朝七日,给万贵妃加了荣耀的封号。

到这一年的八月,宪宗染上了重病,并一病不起,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死时41岁,葬于北京昌平县天寿山下的茂陵,庙号宪宗。

第三百四十五章 孝宗朱祐樘

一、侥幸得生清除积弊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六日,宪宗朱见深死去。九月六日,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接替父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第二年为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此即孝宗。

孝宗的母亲纪氏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史(宫廷女官名称),她本是广西贺县的瑶族民女,在成化元年瑶民造反失败后,夹带在被俘的几千名男女青年中送来京城。由于纪氏姿色超群,聪明伶俐,入宫后不几年即通习汉语,因而被命令管理宫中藏书。成化六年秋天,宪宗偶然来到书房,见纪氏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应对称旨,于是喜而幸之,因此有孕。纪氏怀上龙子,犯了宪宗专宠的万贵妃的大忌,这个女人自己不能生育,也不准别人为皇帝传宗接代,专门残害被宪宗临幸过的妃子和宫女。纪氏怀孕时,万贵妃曾经留意过她,其他宫女谎说她是病痞,于是被贬居安乐堂。不久朱祐樘降生,纪氏忍痛下了狠心,将他交给门监张敏,让把他溺死。

张敏为人善良,他想到皇上无子,就背着万贵妃对朱祐樘秘密加以哺养,废后吴氏这时正好贬居在西宫,与安乐堂相邻,闻之也往来就哺,从而保全了他的生命。渐渐地朱祐樘长到6岁,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春天的一天,宪宗召张敏梳理头发,对镜叹道:“老之将至了,尚无子嗣!”张敏就把朱祐樘的事情告诉了他。宪宗喜出望外,立即派人把他接来。朱祐樘去见父亲的时候,胎发还未剪除,直垂到后颈,看到宪宗,他依据母亲的交待,扑到宪宗的怀里,大声呼喊“爸爸”。宪宗揽视良久,悲喜交加,连连说:“这个孩子像我,真是我的儿子啊!”随即饬礼部定名,并册封纪氏为淑妃。纪妃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厄运,不久就在新居永寿宫暴死。纪妃之死,有人说是被万贵妃毒死的,也有人说是被她遣人勒死,由于宪宗没加深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母亲的去世,使朱祐樘极为悲伤,神情犹如成人一般,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年的十一月,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随后即位,是为孝宗。

后宫中的这段经历,对孝宗的影响很大,由此形成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在即位之后极短的时间里,孝宗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太监梁芳是万贵妃的红人,曾向其大量进献美珠珍宝,得到宠信,一些奸佞之徒通过走他的门路,得到包括太常寺卿在内的官职。孝宗在执政的第6天,就把他送入诏狱。李孜省因为依仗万贵妃作恶多端,公然操纵内阁大臣随意罢免、提拔官吏,被谪罚戍边。两个月后,孝宗又下令罢免传奉官,将那些冒领官俸的艺人、僧徒一概除名,先后总计有3000人之多。接下来,孝宗又拿混在内阁中的奸佞开刀,首先罢了万安的官。万安的靠山同样是万贵妃,为了巴结这个女人,竟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她的侄子,在万贵妃的包庇下,劣迹斑斑,声名狼籍。孝宗还是太子时,就对此人非常反感,即位后,在宫中发现一匣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的署名又都是“臣安进”,于是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到万安,严厉指责他:“这是大臣写的东西吗?!”万安羞愧得汗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孝宗遂下令罢免其官职。除此之外,孝宗还以各种方式处罚了另外一些奸佞之徒。在清理过程中,孝宗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被砍掉脑袋的,只是罪大恶极对宪宗诲淫诲盗的僧人继晓。一系列堪称圣明的行动,好像一阵冲刷污垢的暴风雨,使宫廷之内的坏人骤然减少。这为全面刷新政治,起了清除障碍的作用。

与罢斥奸佞相并的是任用贤能。为了熟悉官吏的情况,弘治元年三月,孝宗下令吏、兵两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的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提拔、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

孝宗即位后,还很注意广开言路,于是在他上台不久,形成了臣子纷纷上书的生动局面。如这年三月,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言时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条是“节约费用,以解救百姓生活的艰难困顿”,他说:“宫中所供应的物品,如果陛下能节俭一分,则百姓受益一分。”言语极为尖锐、深刻。孝宗对这个建议非常赏识,嘉奖了马文升,并下令削减宫中开支。正统以来,皇帝每天只有一次早朝可面向群臣,大臣们为时间所限,进见言事,不过片时。这样一来,皇帝与大臣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只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信太监的意见,对大臣们的了解也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吏部尚书王恕建议,孝宗除早朝之外,最好每天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其奏章,下发指令。王恕认为,这不仅可以使皇上加深对大臣们的了解,而且可以提高其处理政事的才能,使正确的意见得以贯彻执行。孝宗听到后,觉得很有道理,遂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

二、任用贤能注意民生

新君即位之初勤于朝政,而后荒疏,继尔江河日下的事例,史书每每可见。明王朝的君主尤为明显。但孝宗是个例外,弘治初年的诸多优点,在以后几乎一直保持下来。

孝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孝宗的周围,有一批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大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为他励精图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群臣之中,孝宗最信任的是王恕,也因有了王恕,孝宗才如虎添翼,雄风大振。王恕是在成化末年被宪宗强迫致仕的老臣,以“好直言”著称。孝宗即位后两个月,由于许多大臣的推荐,将他任命为吏部尚书,一直干了将近6年之久。新君的善任使王恕感激不尽,在职期间,除了仍能上疏抨击时弊之外,忠于职守,先后向孝宗引荐了包括刘大夏在内的许多人才。孝宗极为赏识的还有马文升。这是一位文才武略兼备的大臣,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由左都御史升任兵部尚书,并提督12营团。马文升到职以后,因兵备久驰,他大力整军,罢免了30余名不称职的将校。结果惹起遭贬将校的怨恨,有人夜间持弓等在他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人写了诽谤信,射入皇宫之内。孝宗立即下令锦衣卫缉捕,并特拨骑士12人,时时跟随保卫马文升。数年之后,孝宗仍把重用忠良之士做为治理朝政的保证,又陆续把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提升到内阁当中,参预机务。对于内阁大臣们的奏请和意见,孝宗初时尽管大多能听从,有时也并非全都认可,但后来他看到这些人确实在同心辅佐,信任程度便大为加强。凡阁臣们的奏请,无所不纳,与他们的关系极为融洽,因刘健曾在他做太子时,担任过讲官,就一直称其为先生,尊重异常。孝宗接见刘健等人的时候,往往要左右之人退下,据这些人出去讲,孝宗对阁臣们讲的话,言听计从,每每称善,这种情形在君臣之间,确实少见。

孝宗在减轻百姓负担上也做了许多好事。这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从弘治三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赋要求,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同意。弘治六年,山东因灾情严重发生饥荒,孝宗闻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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