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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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张居正生活奢侈，贪污腐化，众人皆知。
张家在湖北，原来也就很普通。可自打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现在的张家，那是富甲荆楚，跑来送礼买官的人从早到晚不断。至于侵占他人土地，掠夺别人财富的事儿，那更是不计其数，皇上派人一查便知。
证据
说实话，刘台指出的这六条确实切中要害。但就前五条而言，虽然事实大致不差，但如何评价那要分怎么看。事实上，这五条所说的也正是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所在。
他打着“祖宗成法”的旗号行改革之实，这说明他聪明。
他用考成法肃清官僚队伍、使内阁集权，那是改革必要的权力保障。
他不按惯例使用人才，并不避亲疏，正说明他不拘一格用人才。
他是以宰相自居，那是因为他现在的地位确实就相当于以前的宰相啊。
他给李太后写《白燕诗》，那是人家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你什么事儿啊？
他追缴欠税，那是国家经济窘迫，没办法啊！虽然确实有点扰民，但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垄断、隐瞒土地的大地主，也不至于像刘台说的弄得民不聊生那么夸张。事实上张居正一等国库稍微充裕了之后，就立即上书劝小皇帝免征一些贫困地区赋税，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
至于用考成法撤了很多官员，那是凭工作业绩说话的，一切有据可查，总不能说是打击、报复吧。
当然，张居正对他小时候的玩伴、他的杀祖父之仇人、那个荒淫无道的辽王朱宪火节的处理，倒确实可以说得上是打击报复，这一点我们以前在第三讲里就专门分析过，其中还是有一些很复杂的原因的。
所以这几条在当时看来虽然罪名不小，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不成什么问题。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条，也就是历来争论最多的地方——张居正到底贪不贪？
如果他很贪，像严嵩与和茄退闶撬龀龉艽蟮墓毕祝且菜得魉怯泻艽蟮奈鄣愕摹�
但我记得我们曾经简单分析过，张居正在做了六年副宰相、十年宰相之后，在他死后，那个特别贪财的万历皇帝总觉得张居正应该很有钱，于是就下令抄他的家。但连张家的亲族都算上，总共才抄出了十万两银子。
这十万两银子，在经过万历新政之后的晚明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那个万历年间的名妓杜十娘，她的私人财产怎么算也不止几十万两吧？
就算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跟张居正同样做了十几年内阁首辅的严嵩，后来被抄家，光白银黄金折合起来就将近三百万两，更不用提其他的珠宝字画了。
而后来清朝的和遣沤姓娴奶澳兀吻斐募遥芄渤龊瞳｜的家产折合白银相当于8亿到10亿两，抵得上朝廷十几年收入的总和。所以当时有民谣就说：“和梗吻斐员ァ！�
你说严嵩、和庋慕刑埃颐强隙灰饧啪诱谕蚶昙涞恼馐蛄揭步刑埃揖醯每峙掠械闼挡还ァＤ憔退闼闼谡飧鑫恢蒙系墓ぷ省①郝挥卸嗌侔桑鹛峄实酆吞蟾偶也患破涫纳痛汀５比唬啪诱隙ㄒ灿行┗疑杖耄邓髂空诺ǖ靥拔凼芑撸艄馘骶簦推菊馐蛄揭涌峙率敲挥兴捣Φ摹�
所以当万历得知张居正家就抄出十万两来，他自己也很失望。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说张居正贪那是缺乏事实证据的。
另外，据因为写了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而获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老师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意外地挖到了张居正的墓，以为这位大宰相的墓里肯定有好多陪葬品。结果打开墓一看，根本没有任何陪葬品。他们不死心啊，又撬开棺材找。等撬开了棺材，发现里面除了张居正的尸骨，就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
明朝规定一品大员可以腰佩玉带，所以当初张居正少年成名的时候，当时特别欣赏张居正的湖广巡抚顾璘就曾经解下腰间的犀带送给张居正说：“你将来是要佩玉带的，我这条犀带只是送给你作个纪念！”所以这个玉带是官员身份的象征。至于砚台，那就是文人的象征。
你看，张居正最后死的时候，只随身带着玉带和砚台。你可以想像一下，这样的人会是一个贪财的人吗？
所以，据说当时红卫兵一看根本无利可图，也就一哄而散了。
其实，我估计张居正这玉带和这砚台是张居正生活中常佩带、常使用的，他因此才会把这两件东西带进棺材里。
砚台不太值钱，不用说。这玉带虽然值钱，但张居正可能也就这一条，这一条应该是朝廷赐予的。因为就是那个后来反复攻击他的傅应祯，在做县令的时候就曾经行贿送过他一条玉带，张居正当时就拒绝了，还回信给他说：“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书牍七《答傅谏议》）那意思是说，你不过就是个县令，哪来朝廷一品大员才能佩带的玉带呢？所以你要自重啊！
我估计这话是惹毛了傅应祯，才导致他后来那么仇视张居正。
像拒绝傅应祯的玉带行贿，这都是小的。张居正的《张太岳集》里就有很多拒绝别人行贿的记录。
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我想完全可以看出来：张居正贪污纳贿的罪名恐怕不能成立。
但我们说无风不起浪，刘台这样说，后人也就此议论纷纷，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就完全是空穴来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居正虽然不贪，但他管得了自己，却管不了他爹。
他爹叫张文明，这名字取得倒很“文明”，可做事就不太“文明”了。尤其在江陵当地，因为自己的儿子是当朝宰相，所以张文明渐渐地也就作威作福起来。对于别人的拍马奉迎、跑官行贿，他也一概受之无愧。
在那个“百善孝为先”的封建礼法社会里，张居正可以管得了他的子女，可他管不了他爹啊！
就是他这个名字叫“文明”的爹，给他带来了万历新政中两个最大的麻烦。
第一个麻烦就是刘台对张居正的贪污投诉。因为刘台当过江陵县令，他就是因为跟张文明套上了关系，才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才得到了重用的。所以他对张家在江陵当地的经济问题搞得很清楚，所以他对张家的贪污投诉也基本上是有的放矢的。这一下就搞得张居正很被动。
至于张文明带给张居正万历新政的第二个大麻烦，那要比这第一个还要大得多，我们再过两讲就会讲到。
因为张文明在老家的经济问题，所以张居正自己也就很难撇清了。再加上这是大明朝两百多年以来，第一起学生告老师的事件，所以张居正万般无奈，只好提笔打辞职报告！
处理
这一下，刘台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张居正要辞职，有三个人第一时间就慌了神儿。
谁呢？
李太后、小万历和司礼监大太监冯保。
正是权力铁三角的最高层。
李太后见到张居正，当着小万历的面儿，眼泪就流下来了。说张先生你受先帝之恩，当时的托孤的顾命大臣也就只剩你了。现在国家才稍稍走上正轨，而小万历也还小，张先生你怎能抛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管，要离我们而去呢？
转头又怪小万历，说让先生这么辛苦，又不替先生作主，让张先生受这不白这冤，这怎么能留得住先生呢？
旁边还有冯保煽风点火。小万历这时候虽然已经十四岁了，虽然他也想亲自来主政，但一看母亲眼泪下来了，他立马也慌了。信誓旦旦地要严惩刘台，为张老师作主。这下，皇帝、皇帝他妈还有太监里的一把手，这三个当朝最有权力的人算是在求张居正不要辞职。
可张居正还是坚持要辞职。他前后共上了三篇辞职的上表。他甚至在朝廷朝会之时“因辞政，伏地泣不肯起。帝为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明史刘台传》）
这话也就是说，就算是在正式的上朝时间里，张居正还是坚持要辞职，甚至跪在地上大哭不起，后来还是小万历亲自走下龙椅，把他这位当大臣的张老师扶起来他才不哭了。可虽然这样，虽然小皇帝一再下旨安慰张居正，张居正最后还只是勉强答应不走，可是还是不出来上班。
有的学者据此甚至说张居正多少有点流气，有点无赖气，说这和他毕竟出身最底层有关。
要乍一看，张居正这么坚持，还为此趴地上大哭，让皇帝亲自来搀他才肯起，这好像是有点过了。但细想一下，张居正这么做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刘台投诉他这件事影响太大了，再加上刘台所说也大多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张居正要摆足姿态给朝廷上下看。
另外，张居正回想这几年的执政，恐怕也觉察到自己是位高权重了。所以他借刘台案这么闹腾，也是想看看李太后还有小万历对于自己是否还是像几年前那么信任，那么倚重。这说明，这时候的张居正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在政治上也还是有谨慎之心的。
结果当然让他很满意，李太后、小万历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倚重与依赖。在对刘台的处理上，李太后、小万历都主张严惩不贷。小万历甚至让太监到内阁传旨说：“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原话为“帝为下台诏谳，命杖百远戍”《明史张居正传》）这话是对刘台的处理意见，但到内阁这样传口谕，恐怕也是要说给张居正听，说给朝廷上下听。
张居正在借刘台案试出自己的政治地位稳如磐石之后，终于不再闹辞职了，也主动上疏请求对刘台进行宽大处理。最后刘台只是被削职为民，而一百棍的廷杖没有挨，充军也免掉了。
当时，人们都说张居正有气度，肚量大。可就像张居正对付辽王朱宪火节一样，张居正从来不主张以德报怨的，他要像孔子说的那样——“以直报怨”，以怨报怨，他只是一个能忍、能等的人罢了。到了万历八年，户部尚书张学颜揭发刘台在辽东巡按任上有贪污受贿的事实，结果内阁下令严查此案，最后认定了刘台的罪名，刘台最终被流放到边疆去了。
从客观实际来看，张居正确实没料到刘台这一支背后射来的冷箭。但刘台案之后，张居正却认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他的改革、他的变法只有进，没有退。他张居正既然蒙太后与小皇帝的重恩，也只有一股作气、勇往直前了。
但怎么往前呢？
政治改革之后往往就是经济改革。政治上、权术上他张居正很拿手，经济上他就有点把不住了，如何开展经济改革就成了张居正此时最大的一块心病。
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张居正又将如何来治这一块“心病”呢？
请看下集：《施行一条鞭法》。
第十七讲 施行一条鞭法
我喜欢旅行，尤其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很多次，我坐在火车上，从南至北，看到华夏大地上到处是金色的麦浪，看到到处是一片春华秋实的丰收景象，心里就不由的兴奋和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啊，传统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虽然我们现在早已超越了农业文明的阶段，但农业问题一直是我们这片土地上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彻底地取消了农业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度里，那可是一件开天辟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我曾经看到一份材料说，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也就“三农”问题曾经评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后的重心再次回到广大农村。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都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农民是幸福的。但回头看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国农民的苦难就不是一般的深重了。
一个案子
就在四百三十七年前，也是一个丰收的秋天，在江南松江府的华亭县有一个叫赵玉山的农民，面对着一派丰收景象，他可乐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管不住他牛脾气的儿子赵大柱。
赵大柱是赵玉山的独子，虽然是个南方人，但长得却像山东大汉，所以他外号叫水牛。赵大柱就跟他的外号一样，不仅壮得象头牛，脾气也犟得象头牛。现在大柱又犯犟了，他爹叫他低头认命，他还就偏不认这个邪。
那么赵玉山到底要劝儿子低头认什么命呢？
原来啊，赵家世代农民，家里有几亩上好的水田，每年的收成还不错，赵玉山老伴也去世了，儿子赵大柱娶了个媳妇洪阿兰，生了个女儿叫赵小兰，一家四口人就指着这几亩地过日子，倒也能凑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