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巢-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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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去。我把劫后仅有的几件衣服叠了叠，放在自行车后衣架上，但在路上颠掉了，结婚时两手空空。由于我们都是被抄户，更不敢说〃庆祝〃之类的话，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一下杯子。
饭后我们就去那间小屋。屋里空荡荡，四个房角，看得见三个。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的。要命的是，我这间小屋在二楼，楼下是一个红卫兵〃总部〃。他们得知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虽然没上来搜查盘问，却不断跑到院里往楼上吹喇叭，还一个劲儿打手电，电光就在我们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便和衣而卧。我爱人吓得靠在我胸前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说。
我讲述这件事时，您听得认真又紧张。我想完事您一定会说出几句同情的话来。可是您却微笑又严肃地对我说：〃冯骥才，你可别抱怨生活，你们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您的话使我出其不意。
一下子，您把我的目光从一片荆棘的困扰中引向一片大海。
哎哎，您没有把我送给您那幅关于海的画带走吧？
那幅画我可是特意为您画得那么小，您的房间太窄，没有挂大画的墙壁。但是您告诉我：〃只要是海，都是无边的大。〃
我把您那本译作《先知》的封面都翻掉了。因此我熟悉您这种诗样的语言所裹藏的深邃的寓意。我送给您一幅画，您送给我这一句话。
我在那幅蓝色的画里，给您画了许多阳光；您在这个短句中，给了我无尽的放达的视野。
在与您的交往中，我懂得了什么是〃大〃。大，不是目空一切，不是作宏观状，不是超然世外，或从权力的高度俯视天下。人间的事物只要富于海的境界都可以既博大又亲近，既辽阔又丰盈。那便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大爱，与正大光明。
德彪西的《大海》全是画面。
被狂风掀起的水雾与低垂的阴云融成一片；雪色的排天大浪迸溅出的全是它晶莹透明的水珠。一束夕照射入它蓝幽幽的深处，加倍反映出夺目的光芒。瞬息间，整个世界全是细密的迷人的柔情的微波。大海中从无云影，只有阳光。这因为，它不曾有过瞬息的静止；它永远跃动不已的是那浩瀚又坦荡的生命。
这也正是您的海。我心里的您！
我忽然觉得，我更了解您。
我开始奇怪自己，您在世时，我不是对您已经十分熟悉与理解了吗？但为什么，您去了，反倒对您忽有所悟，从而对您认识更深，感受也更深呢？无论是您的思想、气质、爱，甚至形象，还有您的意义。这真是个神奇的感觉！于是，我不再觉得失去了您，而是更广阔又真切地拥有了您；我不再觉得您愈走愈远，却感到您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的贴近。远离了大海，大海反而进入我的心中。我不曾这样为别人送行过。我实实在在是在享受着一种境界。并不知不觉在我心里响起少年时代记忆得刻骨铭心的普希金那首长诗《致大海》的结尾：
再见吧，大海！我永远不会
忘记你庄严的容光，
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我的心将充满了你，
我将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
你的光和影，你浪花的喋喋，
带到森林，带到寂寞的荒原。
爱在文章外
——记孙犁与方纪的一次见面
一
外地通晓些文坛事情的人，见到我这副标题便会感到奇怪：孙犁与方纪都是天津的老作家，同居一地，相见何难，还需要以文为记吗？岂非小题大作？
这话说来令人凄然。经历十年磨难，文坛的老作家尚有几位健壮如前者？孙犁已然年近古稀，体弱力衰，绝少参加社会活动，过着深居简出、贪闲求静、以花草为伴的老人生活，偶尔写一写他那精熟练达的短文和小诗；方纪落得右边半身瘫痪，语言行动都很困难，日常穿衣、执物、拄杖，乃至他仍不肯丢弃的嗜好——书法，皆以左手为之。这便是一位以清新隽永的文字长久轻拨人们心弦，一位曾以华丽而澎湃的才情撞开读者心扉的两位老作家的情况。虽然他们之间只隔着十几条街，若要一见，并不比分居异地的两个健康朋友相会来得容易。他们是青年时代的挚友，至今感情仍互相紧紧拴结着，却只能从来来往往的客人们嘴里探询对方的消息。以对方尚且安康为快，以对方一时病困为忧。在这忧乐之间，含着多少深情？
二
方纪现在一句话至多能说五六个字，而且是一字一字地说。一天，他忽冲动地叫着：
〃看——孙——犁！〃
方纪是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往往又纵情任性。感情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看来他非去不可了。
他约我转天下午同去。第二天我们乘一辆小车去了。汽车停在孙犁住所对面的小街口。我们必须穿过大街。方纪右脚迈步很困难，每一步都是右脚向前先划半个圈儿，落到半尺前的地方停稳，再把身子往前挪动一下。他就这样艰难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语、仿佛鼓励自己似的说：
〃走、走、走！好、好、好！〃
他还笑着，笑得挺快活，因为他马上就要来到常常思念的老朋友的家了。他那一发感触便低垂下来的八字眉，此刻就像受惊的燕子的翅翼，一拍一拍，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流淌的诗人易激动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之故。
孙犁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有许多人家。房子却很好，原先是个气派很足的、阔绰的宅子。正房间量很大，有露台，有回廊，院子中间还有座小土山，上边杂树横斜，摆布一些奇形怪状的山石，山顶有座式样浑朴的茅草亭。由于日久年长，无人料理，房舍院落日渐荒芜破旧，小山成了土堆，亭子也早已倒掉而废弃一旁。大地震后，院中人家挖取小山的土筑盖防震小屋，这院子益发显得凌乱和败落不堪。那剩下半截的、掏了许多洞的小土山完全是多余的了。成为只待人们清理的一堆废墟。
我搀扶方纪绕过几座防震屋，忽见小土山后边、高高的露台上、一片葱葱的绿色中，站起一个瘦长的老人。头戴顶小檐的旧草帽，白衬衣外套着一件灰粗布坎肩，手拄着一根细溜溜的黄色手杖。面容清癯，松形鹤骨，宛如一位匿居山林的隐士。这正是孙犁。他见我们便拄着手杖迎下来，并笑呵呵地说：
〃我听说你们来，两点钟就坐在这里等着了。〃
我看看手腕上的表，已经三点半了。年近七十的老人期待他的朋友，在露台的石头台阶上坐等了一个多小时啊……
三
孙犁的房间像他的人，沉静、高洁，没有一点尘污。除去一排书柜和桌椅之外，很少饰物，这又像他的文章，水晶般的透亮、明快、自然，从无雕饰和凿痕。即使代人写序，也直抒心意，毫不客套。他只在书架上摆了一个圆形的小瓷缸，里边用清水泡了几十颗南京雨花台的石子。石子上的花纹甚是奇异，有的如炫目的烟火，有的如迷人的晚霞，有的如缩小了的画家的调色板。这些石子沉在水里，颜色愈加艳美，颗颗都很动人。使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于纯净透明、清澈见底的感情中，是一个个奇丽、别致、生意盈盈的文字。
孙犁让方纪坐在一张稳当的大藤椅上，给方纪倒水、拿糖，并把烟卷插在方纪的嘴角上，划火点着，两人好似昨天刚刚见过，随随便便东一句西一句扯起来，偶然间沉默片刻也不觉尴尬。有人说孙犁性情孤僻，不苟言笑，那恐怕是孙犁的崇敬者见到孙犁时过于拘谨而感受到的，这种自我感觉往往是一种错觉。其实孙犁颇健谈，语夹诙谐，亦多见地。今天的话大多都是孙犁说的。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说话困难？而他今天话里，很少往日爱谈的文学和书，多是一般生活琐事、麻烦、趣闻。他埋怨每天来访者不绝，难于应酬，由于他无处躲避，任何来访者一推门就能把他找到。他说这叫〃瓮中捉鳖〃。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现在休息〃四个字。他说：〃我原想用这小牌挡挡来客，但它只在门外挂了一上午，没有挡住来客，却把一个亲戚挡回去了。这亲戚住得很远，难得来一次，谁知他正巧赶上这牌子，这一下，他再也不来了！说着他摇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逗得我们也都笑起来。
随后，他又同方纪扯起天津解放时刚入城的情景。那时街上很乱。他俩都是三十多岁，满不在乎，骑着车在大街上跑。一个敌人的散兵朝他们背后放了一枪，险些遭暗算。他俩身上也带着枪，忙掏出来回敬两下，也不知那散兵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是文人，哪里会放枪？这事你还记得吗？老方？〃孙犁问。
〃记得，记得，好——险——呀！〃方纪一字一句地说。两人便一阵开心地哈哈大笑。
真险呢！但这早已是过去的事了。谈起往事是开心的，还是为了开心才谈起那些往事？此刻他俩好像又回到那活泼快乐、无忧无虑、生龙活虎的青年时代。
那时，他俩曾在冀中平原红高粱夹峙的村道上骑车竞驰，在乡间驻地的豆棚瓜架下，一个操琴，一个唱戏；在一条炕上高谈阔论后抵足而眠；一起办报，并各自伏在案上不知疲倦地写出一篇又一篇打动读者的文章……
精力、活力、体力，你们为什么都从这两个可爱的老人身上跑走了呢？谁能把你们找回来，还给他们，使他们接着写出《铁木后传》《风云续记》，写出一个个新的、活生生的、连续下来的《不连续的故事》，他们还要一个重返白洋淀，一个再下三峡，用他们珠玑般的文字，娓娓动听地向我们诉说那里今日的风情与景象……
四
坐了一个多小时，我担心两位老人都累了，便搀扶方纪起身告别，走出屋子。孙犁喂养的一只小黄鸟叫得正欢，一盆长得出奇高大、油亮浓绿的米兰，花儿盛开，散着浓浓的幽香。
孙犁说：〃你们从东面这条道儿走吧，这边道儿平些。我在前面给你们探路。〃说着他就戴上草帽，拿起手杖走到前面去了。
我帮着方纪挪动他瘫软了的半边身子，一点点前移。孙犁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用手杖的尖头把地上的小石块一个个拨开。他担心这些碎石块成为朋友行动的障碍。他做得认真而细心，哪怕一个栗子大小的石子，也〃嗒〃地一声拨到小径旁的乱草丛里去……
这情景真把我打动了，眼睛不觉潮湿了，还有什么比爱、比真诚、比善良的情感更动人吗？这两个文坛上久负盛名的老人，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文章风格迥然殊别，几十年来却保持着忠诚的友情。世事多磨，饱经风霜，而他们依然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体贴着对方，一切仿佛都出自天然……此刻，庭院里只响着方纪的鞋底一下下费力地磨擦地面的声音，并伴随着孙犁的手杖把小石块一个个拨出小径的清脆的〃嗒嗒〃声。在这两种奇特声音的交合中，我一下子悟到他们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深挚动人。不禁想起一位不出名诗人的两句诗：
爱在文章外，
便在文章中。
无意间，我找到了打开真正的文学殿堂的一把金钥匙。
记韦君宜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