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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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都十分了解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他自然也应在雨中。如此鼓舞军心，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军。
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其中《劝兵歌》简单易懂，琅琅上口。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的练兵成果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练兵时，袁世凯十分注意笼络部下誓死效忠自己，他特地派人在士兵吃饭前高喊：“谁给我们饭吃？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
袁世凯靠的正是一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两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后来人称“北洋军”的新建陆军。那时，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却表现出了卓而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机警的处世手段。
袁世凯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地认为想做官就得过科举，用读书这块“敲门砖”敲开官运亨通的大门，但是两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火中烧，把所有诗文付之一炬，没考到功名的他不安于乡，立志自勉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山东登州府，在一位叫吴长庆的首领的手下当了兵。吴统领并未重用他，于是，袁世凯大为不满地对战友说：“我家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战争迟早必起，若战败求和，列强必将群起而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我以为亟需人才投军到此，不料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慨。”这一番慷慨陈词传到了吴长庆的耳朵里，于是提拔重用袁世凯。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脱身回国，这才避免了葬身战场的命运。后投身官宦门下，四处钻营。
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会见李鸿章的时候曾说：“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竟然任下层军官，难怪没有人才可用。”因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袁世凯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报纸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也借此机缘交接权贵。
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地位的一代权监李莲英赖慈禧太后宠信，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袁世凯借机向上爬，大肆贿赂内应李莲英，最多的一次竟贿赂了白银二十万两。后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资望极高的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这三字，更是掷地有声。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并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来了。当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时，清王朝万分惊恐。他们决定出兵讨伐革命军，但是又不知道要派什么军，遣什么将。这时革命形势如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艘腐朽的大船正在迅速下沉。
由于大多数南方新军倒向革命，清政府把绞杀革命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的身上。奕匡以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政府卖命。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者深感恐慌。因为他们看到了清政府没有镇压革命的能力。英国公使不断向其外交大臣发出电报，报告起义的情况，电报中的语气十分慌张。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这是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清王朝只能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
民国初年，有一份销售量很大的报纸叫《顺天时报》，袁世凯平时只看此报，以便了解时事和社会舆论。这时的袁世凯还未称帝，但是他的儿子袁克定似乎更心急，更迫切地想做上太子之位。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袁克定自己出钱购买整套报纸印刷设备，印制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以惑视听，为了让袁世凯以为时机成熟，这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还有许多劝袁尽早举行朝贺仪式的言论。袁世凯一直相信《顺天时报》的言论，而此前韩诚匆匆忙忙赶来京城，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报告祖坟也有红光，形同火炬，坟旁还长有状似蟠龙的紫藤树。更加坚定了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而且袁世凯身边的人也顺应总统的心思，筹备称帝事宜。
癞蛤蟆和袁世凯的附会传说在北方流传很广。民间流传在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据说袁世凯习惯午睡，每日午睡之后喜爱喝茶，有一次给他端茶捶腿的侍卫不小心打破了袁世凯常用的茶杯。这下侍卫自知闯祸不小，吓得痛哭不已，袁世凯的一位姨太太见到侍卫这样惶恐不堪，便动了恻隐之心，教他怎样交待。袁世凯醒后大怒，侍卫便按照之前姨太太交待的那样应付道：“小的知错，求大人开恩，只因小的进来看到床上躺的不是大人。”袁世凯忙问：“那是什么？”“是一条金龙，”侍卫说：“小的看得清楚，吓了一跳，才失手打破了茶杯。” 袁世凯听了哈哈大笑，不但没罚，还赏了这个侍卫一些大洋，并且嘱咐说：“在外面不得乱说。”而袁世凯更以为自己是九五之尊，应该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且决定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并赶制御座，龙袍金印等物，紧锣密鼓地筹办自己的登基大典。
当时的工商部长张謇倾向共和，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寄回老家说：“此一生之大纪念也。”张謇听说袁世凯要密谋称帝，气愤异常，于是质问袁世凯，袁世凯掩饰道：“如果民国决定以帝制为国体，那么有资格当皇帝的人，首先就是溥仪，其次应该轮到孔子的后裔，若是要搜寻朱明皇朝的后裔，那么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等都是合格的人选，何必一定要推举我呢？”张謇讽刺道：“那唱小生的朱素云也有做皇帝的资格罗？”袁世凯听出讥讽之意，数日不快。
袁世凯一方面与清廷达成协议，一方面则操作“参政院”举行投票，宣扬君主立宪，策动请愿闹剧。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尽快登基。袁世凯假意推辞“只好俯就民意”。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终日怕他人反对，甚至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喊元宵，他也心生不快，认为元宵和“袁消”同音不吉利，于是在元宵节前禁止百姓说“元宵”只能说“汤圆”或是“粉果”。可百姓没有买他的帐，元宵仍不绝于耳。
袁克定作假《顺天时报》的秘密是被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发现的。一天袁静雪在无意中发现街市上的《顺天时报》与父亲每天必读的《顺天时报》论调大为不同，就急忙查对内容，结果发现论调根本不同。就拿着两份《顺天时报》去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大吃一惊厉声问：“哪来的？”然后得知是“皇太子”袁克定一手操办的，袁世凯气愤至极把袁克定痛打一顿，并骂他“欺负误国”。而袁克定办的这份宫廷版《顺天时报》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从而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气壮如牛，准备即皇帝位。遭到国人反对。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运动，当时有人做嘲讽袁世凯称帝的对联：帝非帝，王非王，丢人缺德；满不满，汉不汉，有共无和。还有讽刺“洪宪”的对联：洪水横流，淹没满汉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
据传袁世凯死前曾大喊“公度误我”，这里指的是杨度，杨度在袁世凯保荐之下成为朝中重臣，于是杨一直感激袁世凯，更是支持袁世凯一切主张。清朝灭亡之后，杨度审时度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亲自任“筹安会”会长，为袁世凯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曾给他题字赐匾，称赞杨为旷世逸才。
洪宪帝制刚出台，就遭到了全国上下一片唾骂，杨度的好友“快刀手”梁启超更是写文章骂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妄图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大势已去的杨度一度失意学佛，后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共党员。他曾在上海拜谒孙中山，痛陈自己以往的过错，孙中山对他劝慰有加。为寻求真理改造自己，杨度成为《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的忠实拥护者，并主动与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成为共产党员后，杨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
当袁世凯打算称帝的时候，像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等几个大军阀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事都愤愤不平，但是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发出了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但是消息败露，电文被袁世凯看到，这时袁世凯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气恼成病，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因病暴亡。当时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是双关语，指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陈树藩、汤芗铭等，结果迫于护国运动的压力，先后操戈向袁，真是“送命二陈汤”。
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而发兵南下，袁世凯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