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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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反清力量有所损失，但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清王朝的魔掌，保存了力量。这次行动动员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黄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与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携手革命，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而黄兴也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亲密盟友。1909年陶成章等再次掀起倒孙风潮。黄兴竭力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孙的领导地位。次年黄兴参加孙中山主持的秘密会议，商定集中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起义。4月27日爆发了黄花岗起义，黄兴亲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署，右手受伤，潜往香港养伤。武昌起义后黄兴乔装赴鄂，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苦战近一月，促使各省次第光复。汉阳失守，辞职赴沪，被光复各省代表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得悉孙中山回国，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去世后，有点头脸的人物都送来了挽联。章太炎“章疯子”的那幅挽联上书：“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在他生前，有一次章太炎在东京发现孙中山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大为恼怒，声言要和孙决裂，拥戴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费了很多口舌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最终说服了章太炎。孙中山后来很感激黄兴。但还是这位黄兴，在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反袁时，拒绝向孙表示个人效忠以重新入党。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谁人能够做到呢？
袁世凯倒行逆施做洪宪皇帝时，有人在北京街头贴着一幅对联，上联只有“袁世凯”三字；下联“中国人民”四字。这付对联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最不相对”的对联。提起袁世凯，许多人会想起“窃国大盗”四个字。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举国上下讨袁的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而在他的身后似乎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认为：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双方是有协议的，也是自愿的，因此谈不上是袁世凯窃国。但袁世凯后来违背了原来的誓言“以后有帝制为之者，天下共诛之”，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他就是窃国了，于是“天下共诛之”。至于说到袁世凯有才能，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也就不能当上大总统了。
历史学家袁伟时认为，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宣布从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在经济领域，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路一直被国人传颂着，但人们并不了解修筑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以及用中国工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方面，都是袁世凯的功劳。
乱世民国风起云涌，政事纷繁复杂，军阀辈出，这些人就像戏剧台上的人物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在天津市南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而且地域辽阔，交通方便，人称“天津小江南”。这个地区人口不多，地理位置极佳，东临渤海，居大沽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间，距北京也不过几百里，因此成为了天津有名的南大门。
这里就是天津小站，说到这个名字，恐怕了解近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晓，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军事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军阀之父——袁世凯。
解放前陈伯达所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使袁世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更为人所唾骂。在此之后，对于袁世凯的评论常常冠以“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称谓。
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那么，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曹操、刘裕式的人物，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枭雄；也有人说把他和曹操、刘裕相提并论有点过了，他只能算是一个富于谋略的政治家，在天津小站开始了他的发迹史。
小站不仅是袁世凯凸显野心的发源地，更是他从此平步青云的转折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淮军全军覆没，清廷的惨败使清政府的当政者深深地感受到旧式军队的落后。这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建立新式军队。于是清廷在小站收拾残部，聘用德国教练，编练定武军。后定武军改由袁世凯统带，袁凭借自己起草的“对西洋军事训练方案”赢得了这个训练新军队的职位，假借“民族之大义”，打着“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投机钻营，获准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趁机增募兵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奠基工程。在清政府专制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使北洋军阀发展很快，袁世凯个人地位和权势也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迅猛扩大，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权倾中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人物。
袁世凯治军严谨，清军的一个军官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要将其处以极刑。军队首领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怕袁不给自己面子，就坐着不走。袁世凯请吴翻阅案上的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他一回来，便向吴长官负荆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失为领军人物，事已至此，不仅没有责怪袁世凯反而大笑着夸赞道：“在军队执法就应该这个样！”这事过后，吴长庆就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你们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犯法触事，就怕我饶了你们，袁世凯也不会饶你们。”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训练士兵，没有帮手行不通，需要找一些服从指挥又忠诚可靠的人。于是请来自己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袁世凯早年读书时认识的秀才，在徐世昌进京赶考时，袁世凯赠送给他盘缠。此时的徐世昌已经飞黄腾达，作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已经看出来文官的前途叵测，只有武官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报袁世凯当年之恩，他放弃了翰林院的官位来到小站。袁世凯封给徐世昌一个头衔，相当于自己的参谋长。徐世昌虽是文官出身，但是他足智多谋，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袁世凯还请来了在朝鲜认识的唐绍仪做军中文案。
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冯国璋毕业后留校，但他不甘于位，甲午战争之后，他了解了日本军事情况，懂得新军事，袁世凯得到了冯国璋的帮助，愈加如鱼得水。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袁世凯对于自己手下的人除了恩宠、威压之外，贯穿始终的还是权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骨干力量，“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练兵主要就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子。”这就是他的练兵秘诀，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一个军官正在偷偷地吸食鸦片。袁世凯二话不说，就抽出了明晃晃的腰刀，这个军官吓得浑身发抖，把烟枪扔在地上，扑到在袁世凯的身前，连连求饶，但是袁世凯毫不犹豫，亲自处决了他。因为他规定官兵不许吸鸦片，袁治军严明可窥一斑。
素有知兵之誉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成绩显著昭彰，袁世凯手下的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慈禧以巡视之名到了天津，在袁世凯的陪同下来到小站。袁世凯命令新军全部到操场上列队站好，等待慈禧观阵检阅。慈禧由太监搀扶，袁世凯尾随其后，绕场一周。
检阅时，慈禧头上的宝簪掉在地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谁也不敢去拣，因为掉簪是不吉祥之兆，所以要是拣了怕扫了慈禧的兴，人头难保。这时，有个叫孟恩远的士兵看到了顺手就拣了起来。
看过士兵操练，慈禧要休息，这时孟恩远三步并做二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慈禧先是一愣，刚要发话，只听孟恩远禀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慈禧爱听人们称她“老佛爷”，听了孟恩远的这番乖巧的说话，不但没有因为掉簪影响兴致，反而越发高兴起来就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的是谁？”袁世凯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在慈禧返回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个姓孟的以后可以做点大事。”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赏识，又为自己赚足了面子。于是马上提升孟恩远。在袁世凯死后，孟恩远左右逢源，先后被段祺瑞任命为将军府将军、将军府惠威上将军。
那些知道孟恩远底细的人，无不称其为“拾簪将军”。审时度势的孟恩远就因为一句“凤簪落地，重返佛山”由一个无名小卒变成统帅千军的将军。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笼络人心，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严禁旧军队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