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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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尽管这一番演说义正词严，人们对比此前老蒋的嘴脸，还是作了讥讽。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就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
听闻此言，文人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四句反问，信手拈来，类比生动，饶有风趣。据说后来《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抗战胜利日，蒋介石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记录是：全身军装，配有特级上将军衔和勋章的蒋兴致勃勃地开车在重庆市中心一番巡游，其间享受着街道两旁“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这时的蒋介石风光无限，踌躇满志。这一天，共产党也并没有提出“十一条意见”扫他的兴。
不过蒋介石的踌躇满志并不仅仅是抗战胜利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即将实现的“抗战建国”伟大愿望的憧憬。虽然当时正在进行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虽然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但国民党的文章依然照做：美国提供的数千架飞机正在帮国民党把士兵运送到各个接收地区，已被蒋笼络的日本将军冈村宁次也在指挥日军抵抗八路军的就地接收。只等时机一到，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这似乎已是胜券在握。
蒋介石不忘“剿匪”是其逆潮流而动的表现，而历史惩罚了他的行为，追究了他的责任。不过就抗战表现而言，蒋介石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事实上，蒋在全面抗战打响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诸多的战前准备使蒋介石声望日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进行人身危害，是因为没有人可顶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尽管在战略乃至战术运用上均有纰漏，但一再损兵折将显然也有武器落后、后勤不力、指挥低能等客观因素。但从大历史处看，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蒋曾发表过“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认为抵御外侮和复兴民族真的执行起来，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阶段。复兴民族需要全盘改造，必须大规模去旧从新；抵御外侮则是危机中的救亡图存运动，只能在团结对外的号召下接受现实。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架构体系，一般人民心智未开，所谓的高级人士则只会嘴上议论，并没有实际贡献。军人受到地域观念的束缚和将领人身关系的影响，离心力比向心力强，蒋只有通过哲学和道德等规劝其心理。太平洋战事展开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了四年零五个月，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蒋介石并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开国之君”。拿“帝王基业”对他的诱惑与之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里只是一张牌。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求稳固权位，一再容忍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如果日本军阀不过于狂妄自大，他几乎已经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牺牲了东北权益和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然当国共内战失利以后，蒋介石竟然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但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拒绝。更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蒋介石这位自诩“民族救星”的中国最高统帅居然以放弃抗战来要挟美国给予支援，无赖的本性遭到罗斯福羞辱，也让中国人脸上无光。
蒋介石最终与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名号擦肩而过，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体察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最让国人唾弃他的理由是，蒋介石为了反共，竟然与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合作，并判决这个最大的刽子手无罪。由此可以充分印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