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第一帝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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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
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
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
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13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4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
受辱,还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下狱自杀。
元光四年,魏其侯窦婴被杀。
元朔二年,齐相主父偃被杀。
元狩四年,前将军李广自杀。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元狩六年,大司农颜异被杀。
元鼎二年,御史大夫张汤自杀。
元鼎二年,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元鼎五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
天汉三年,御史大夫王卿自杀。
征和二年,丞相公孙贺下狱死。
征和三年,丞相刘屈下狱腰斩。
后元元年,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
以上十三人,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御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单中的,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以及新太子(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广。
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是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文帝说,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封万户侯又算什么!
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
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元狩四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
可是作为前将军,李广接到的命令,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李广命数不好,是单数。孤星照命,让李广打头阵,恐怕不吉利。
汉武帝一句话,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由于东路难走,又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甚至审判。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李广却不肯配合。他说:我老了,无法再对簿公堂。于是拔刀自尽。消息传出,全军皆哭。老百姓听说,也都哭。
那么,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也不申诉?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想当年,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将兵百万,位极人臣,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便被下狱罚为苦力。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帝国却不依不饶。
我们知道,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着称的。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便会被绳之以法,何况武帝时代?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李广又哪里是对手?
所以,受审即受辱。
士可杀不可辱,李广选择了死。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遇难,是因为李陵。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广自杀十九年后,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显然,李陵之败,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救援不力。
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相反,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被视为别有用心。
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
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依照当时的律条,死刑可以用钱赎买,也可以用腐刑顶替。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则《史记》无法完成。司马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阴茎,女的破坏阴道。这当然极其残忍,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不过,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
可惜,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汉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变成
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种痛苦,汉武帝知道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更险恶的是,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严和性命,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
请问,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看来,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国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专制,只不过“依法专制”而已。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
德治和儒术,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他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赞美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可惜,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
更何况,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又见秦政
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
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时候,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被父亲责打的张汤,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而且鼠赃俱获。于是,小张汤升堂问案,读诉状,出证据,录口供,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担任长安县丞(副县长)的张汤之父,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学成之后,张汤成为专业法官,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西汉着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吕后时有侯封,文景时有郅都,武帝时更可
以开出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可谓于斯为盛。
这当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复杂的,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可见张汤和尹齐,虽然枉法,却不贪赃。他们是酷吏,同时也是清官。
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我们到第四章再讲,这里只说酷吏张汤。
酷吏张汤的代表作,是颜异案。
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大司农是九卿之一,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物价、国库、土地、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颜异得罪汉武帝,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
元狩六年,汉武帝和张汤发明了一种新货币,叫白鹿皮币。具体地说,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水草,价值四十万。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皇帝,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才能行礼。
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因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垫子倒要四十万,岂非本末倒置?
汉武帝很不高兴。
于是张汤将颜异下狱,判处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这种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就连这也不能成立。因为颜异不赞成白鹿皮币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