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魔噬香-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雪魔噬香作者：神仙不太监
（一）谁摸了局长的老婆？
给大家转载点幽默笑话，希望大家会喜欢！
局长的老婆是一朵花谁摸了局长的老婆？
局长的老婆是一朵花，大家都知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局长的秘书也是一朵花，大家也都知道，是今年刚调来的。
近日爆出一件特大新闻，局长的老婆被人偷偷摸了一把。这件事着实让人吃惊。而且据说是在局长的眼皮下摸的，事态就变得严重了。
那晚，王老板请局长一班人喝酒，局长的老婆和秘书都去了。席间大家喝的正尽兴时，忽然停了电。不久就听到局长的老婆大喊流氓，大家就乱做一团。后来又来电了，局长的老婆就哭哭啼啼地说有人趁黑用手摸了她的大腿。
岂有此理，一定要查清。一起吃饭的副局长老里当即表态。要摸也要看对象，看时候，看场合嘛。这种做法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严重损害了领导的威信吗？
只有局长却一直不语。
局长老婆把工会主席老周叫到一边谈情况。一起吃饭的几个人，最可疑的是副局长老里和办公室的小孟。据她回忆，老里和局长当年是情敌，曾经追过局长老婆，会不会刚才触景生情，有此举动？小孟，虽然年龄小，才20多岁，可近几年，自从局长上任后，隔三差五的往局长家跑，还经常夸局长老婆皮肤白，有气质，时不时还送些化妆品，局长自己就从来不买的。会不会是他也日久生情了？如果是他们，就算了吧。局长的老婆经过分析后，心情好转了不少，人哪能不犯几次错误呢？算了，我不计较，你也别去追究了。
晚上回到家中，局长老婆忽然对局长说，想占我便宜，没想到被我把他的戒指给抠下来了。来咱们看看这戒指。局长却说，这是我的戒指，你怎么一点浪漫也不懂？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局长严厉地批评了秘书，娇娇，昨晚吃饭时，谁让你和我老婆换位置的？
（二）人算天算
呵呵，那个，怎么称呼自己呢？神仙，我配么？不不，太监？太瞥角了！还是自称为无谓吧！这个笔名用得久！呵呵！
我无谓摘抄的可都是好的文章哦！
——大学毕业以后，我留在省城晚报社做记者。
因为我好奇心强，一去就主动要求到“案件聚焦”栏目跑社会新闻，同事们都说像我这样的美女该去做娱乐新闻，可他们哪知道，要不是因为喜欢新奇刺激，我就不做记者了。
这天早上，报社得到消息，说石门乡发生了一起特大凶杀案，蒙面歹徒丧心病狂，趁胡老汉一家五口午睡的时候，用利器割断他们的喉管，然后逃之夭夭。据警方分析，这是一起情杀案，凶手可能是胡老汉女儿胡莉莉的前男友，因恋爱不成，恶意报复。可恰恰是胡莉莉本人逃过了一劫，那天中午她碰巧去了同学家。正巧我最近在做一个青少年犯罪心理的专题，一听案情，立刻决定去采访。
中午十一点多，我乘车赶到了石门乡所在县的县城汽车站，准备转中巴车去石门乡做采访。
正是中午吃饭时间，车上稀稀拉拉只有几个人，驾驶座的旁边堆着一堵墙似的货物。我瞅准了车门前边有个两人座的空位，便一个箭步跨过去，喜滋滋地临窗坐了下来。
根据我的外出经验，这是个舒适安全的好位子。说实话，女孩子长得漂亮，确实好处多多，可出门在外也特别容易遇上无聊色鬼，借着人多拥挤，动手动脚占点便宜，让人有苦说不出。我挑的这个位置旁边只能坐一个人，离司机又近，后面还有很多眼睛盯着，危险自然小得多。更何况这个位置视野开阔，可以边坐车边看风景。
刚坐稳了，一个干瘦老头就来到我座位旁边，手里还拎着一个装猪崽的蛇皮口袋。他气喘吁吁地问：“姑娘，这位子有人吗？”
“没人，您坐吧。”我客气地说。要说这猪崽的味道真让人有点不舒服，可老头人看上去干净利落，也很精神，我灵机一动，决定从他开始做侧面采访。
位子差不多坐满时，中巴车终于开动了。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和老头聊了起来，先是聊猪崽，说着说着就假装不在意地问道：“石门乡最近是不是出了人命案？”
“五条命呢，”老头叹道，“听说是那家女娃的对象干的，那伢子真是作孽哟，好端端的一家人叫他毁了！”
老头嗓门挺大，加上这车上有不少乘客是石门乡人，听到我们在谈这事，其他几个爱凑热闹的，也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我仔细地听着他们议论，希望能有些意外的收获。
说着说着车子就过了大山口，路开始有些不平了，车子一路颠簸，把车上的人都颠得打起了盹。
我却没有睡意，无聊地看着窗外的风景，没多久，就看到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站在路边，冲着中巴车不停地招手。太阳下面，他那顶白色太阳帽特别显眼。车停下来后，大胡子拎着一个皮包跳上车，车子又醉蛇似的开动了。
那大胡子抓紧拉手，扫视着车厢，大概是在找座位。本来，车后排有个空位，可他却走到前面，弯下腰对坐在我身边的老头说：“大爷，跟您商量个事儿，真不好意思开口，您这么大年纪，我晕车，后面颠得厉害，能不能请您到后面去坐？”
我听了这话老大不乐意，可老头却很慷慨地说：“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坐哪儿都一样。”说着，老头拎起蛇皮口袋就朝后排位子走去。
大胡子道谢后斯斯文文地坐下来，抱着包伸长脖子朝车前看了看，便往椅背上一靠，打起瞌睡来。他既没看我一眼，也不和我搭讪，倒让我放心了许多。
睡意袭来，我也想休息一下，可刚有点迷糊，就觉得什么东西在我肩上碰了一下。我警觉地睁开眼睛，看到大胡子已经睡着了，脑壳沉沉地正往我肩上压，碰到以后又条件反射似的弹了回去，一会儿又压了过来。以前坐车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十有八九是假装睡着，想占点小便宜。
我拿起背包挡在肩上，可谁知那脑壳碰到包以后竟然顺着肩膀往我胸前滑下去。这下我可火了，看来这家伙是不怀好意，否则那脑壳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不行，要给这家伙点颜色看看。
我瞅准时机，在他脑壳倒过来的一瞬间，往座位前面一探身，大胡子的脑壳西瓜似的猛一沉，几乎倒在车窗上。这一撞让他猛地惊醒过来，大胡子看看自己的姿势，又看看我愤怒的样子，立刻明白了。
“哎—对不起，小姐，我实在太困了，”大胡子连忙一脸歉意地解释说，“这样吧，你坐到外面来，让我靠窗子睡吧，省得我影响你，行不行？”
我看大胡子确实像几天没睡好觉的样子，又见他说话也很诚恳，心想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换过来之后看他还怎么作怪？我边起身换座位边冷冷地答道：“那好吧。”
“谢谢你啦！”大胡子点点头，瞟了瞟我，挺肉麻地夸道，“小姐，你不光人漂亮，心眼也挺好！”我没搭理他，也不敢再睡，保持警惕的状态，怕他有什么新花招。可是换过座位后，大胡子压低帽檐，抱着皮包，两眼似闭非闭，靠在窗边，再也没有什么非礼动作。
我松了一口气，看来是自己想歪了，错怪了人家。
正想着，车开到一处三岔道口，迎面开来一辆装钢筋的大卡车，长长短短的钢筋拖在后边。那货车开得很快，两车相遇在交叉口时，卡车快速转弯，驶向岔路。我怎么也没料到，就在一眨眼间，会出现惊心动魄的一幕！
只见拖在车厢后边的钢筋“呼啦”一声突然松动，随着疾驶的货车，蛟龙摆尾似的朝中巴车扫过来，一时间惊叫声和金属玻璃撞击声响成一片，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刺耳的刹车声后，车停了。车里乱作一团，身边的货物早就倒掉了，我整个人摔在了过道上，惊出一身冷汗。
我爬起来想坐到座位上去，可抬头一看，吓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失声尖叫：“啊—”
很多人和我一样看到了恐怖的场面：一根手指粗的圆钢，穿过开着的车窗，不偏不倚，深深插入了大胡子的太阳穴！司机吓呆了，张大嘴巴瘫在驾驶座上。后排那老头走过来，伸手试探大胡子的鼻息，又看看眼睛，摇摇头说：“已经走了。”
司机用发抖的手掏出手机，打通电话报了案。
乘客都下了车，我站在车外，仍然十分惊恐。我和大胡子换座位前后不过十来分钟，如果不是自己猜疑，逼得大胡子和我换了座位，那我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想到这些，我后怕得直想哭！再想想大胡子其实是被我害了，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有了。
“姑娘，别难过，这一切都是天意啊，”原先坐在我身边的老头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走过来劝道，“你想想，他先要跟我换座位，然后又要跟你换，眼看就要到站了，这事故不早不迟地发生了，神人也难料呀！”我难过地说：“大爷，您说的不假，可、可是，我心里不安呀。”
大约二十分钟后，警察赶到了现场。一位警官拿过大胡子怀中的皮包，打开来想查找线索，只见包里有一把白亮亮的尖刀，和一个捆得方方正正的纸包。警官取出那纸包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人也惊叫起来：“炸药包！”
警官觉得有点蹊跷，他把炸药包交给另一个警察处理，自己盯着大胡子的脸细细打量。突然，他眼睛一亮，从怀中掏出一张通缉犯的照片看了看，伸手在大胡子脸上摸摸，然后轻轻将那胡子撕了下来，露出的竟然是一张白净净的脸！
“他就是石门乡凶杀案的嫌疑人！”警官很肯定地说，“这家伙简直是疯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可能是想今天中午再次作案，杀掉胡莉莉，如果被发现，他就打算同归于尽！唉，真想不到，他第一次作案后竟然没逃走，还敢明目张胆地乘车再去石门乡！”
瘦老头听后，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地说：“这就对了，怪不得他想尽法子要换座位，他是想靠前、靠窗边，好察看路上情况。真是老天有眼，死有余辜啊！”
说完，他转身对我说：“怎么样，姑娘，我说是天意吧，不然怎么一车人都没事，偏就这么准戳到他头上？找死，这家伙找死啊。”
真是奇了，这样的巧合真是没办法解释，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可刚刚想通我又犯愁了，这下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写我的犯罪心理专题稿了。
（三）“那个人”
这篇文很感人，也引人深思！
——那个人是我父亲但我只叫“那个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人”因为偷生产队的东西，还导致一个追赶他的人掉到河里淹死，成了罪犯，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母亲和“那个人”离了婚，带着我独自生活。
小伙伴们常常拍着手齐喊：小树小树，有贼作父！我高声反驳：“那个人”不是我父亲。
“那个人”成了我心底永远的伤疤。
“那个人”出狱时，我正上小学五年级。母亲问我：小树，你还要不要“那个人”做你父亲？我摇头，很坚决：不要！“那个人”只好住到废弃多年的老房子里。
后来，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第一学期就得交四百多块钱的学杂费。母亲去找村支书，求他暂时给我在村灶具厂安排个活儿，好挣点儿钱凑学费。村支书同意了，把我安置在仓库里打杂。我看到“那个人”也在灶具厂做工。我耷拉着眼皮，不正眼瞧他。
九十年代的那场洪灾，让我家陷入极度贫困。念高中那年，母亲又问我：你还要“那个人”做你父亲吗？我警惕起来：不要。母亲啜泣了：实话告诉你，这学期你用的钱，大多是他出的，我一个人就是拼死拼活也供不起你啊。我感到了一阵羞耻：早知道你用那个贼的钱，我就不念高中了。
母亲瞪着眼，吼道：不许叫他贼，要不是他隔三岔五偷点粮食，我们娘俩早就饿死了。那个时候，大伙儿都饿，都偷……我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打断母亲的话：这事以后再说，好吗？母亲只得闭了嘴，低下头。
高考后一个多月，我收到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很高兴，之后就问我：开学得带多少钱？我看看缴费清单，上面显示的数目是一千三，就随口说：得千把块钱呢。母亲开始掐指算账，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狠狠心：大学我不上了，我想进灶具厂上班挣钱。
母亲很气愤：你如果不想让你的后代也读不起书，你就得去读大学。母亲的话令我震撼，我动摇了，可是，我不想再用“那个人”的钱。
在我看来，不管怎么样，那个人是做过贼的，而且还葬送过一条性命。
九月初，母亲卖了猪和羊，凑了一千两百多块钱。她心情很轻松：一千块钱你用来交学杂费，两百多块钱作为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张张嘴，但我没有吱声，因为母亲已经很不容易了。
晚上，我动起了脑筋：空缺的钱到哪里去弄呢？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