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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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了。”我笑起来。

　　我们开始走棋。两个人的精神都被当前的一局棋吸引住。一盘棋下完以后，我对他说：

　　“你听我说，如果你缺钱花，让我去看看你的画怎么样？如果有我喜欢的，我会买你一幅。”

　　“你见鬼去吧！”他说。

　　他站起来准备走，我把他拦住了。

　　“你还没有付酒帐呢。”我笑着说。

　　他骂了我一句，把钱往桌上一扔就走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有几天没有看见他，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咖啡馆里看报纸的时候，思特里克兰德走了过来，在我身旁边坐下。

　　“你原来并没有上吊啊。”我说。

　　“没有。有人请我画一幅画。我现在正给一个退休的铅管工画像，可以拿到两百法郎。”①

　　①这幅画原来在里尔的一个阔绰的厂商手里，德国人逼近里尔时他逃赴外地。现在这幅画收藏在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瑞典人是很善于这种混水摸鱼的小把戏的。（作者注）

　　“你怎么弄到这笔买卖的？”

　　“卖我面包的那个女人把我介绍去的。他同她说过，要找一个人给他画像。我得给她二十法郎介绍费。”

　　“是怎样一个人？”

　　“太了不起了。一张大红脸象条羊腿。右脸上有一颗大痣，上面还长着大长毛。”

　　思特里克兰德这天情绪很好，当戴尔克·施特略夫走来同我们坐在一起时，思特里克兰德马上冷嘲热讽地对他大肆攻击起来。他惯会寻找这位不幸的荷兰人的痛处，技巧的高超实在令我钦佩。他这次用的不是讥刺的细剑，而是谩骂的大棒。他的攻击来得非常突然。施特略夫被打得个措手不及，完全失掉防卫能力。象一只受了惊的小羊，没有目的地东跑西窜，张皇失措，晕头转向。最后，泪珠扑簌簌地从他眼睛里滚出来。这件事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尽管你非常恼恨思特里克兰德，尽管你感到这出戏很可怕，你还是禁不住要笑起来。有一些人很不幸，即使他们流露的是最真挚的感情也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戴尔克·施特略夫正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尽管如此，在我回顾我在巴黎度过的这个冬天时，戴尔克·施特略夫还是给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忆。他的小家庭有一种魅力，他同他的妻子是一幅叫你思念不置的图画；他对自己妻子的纯真的爱情使人感到是娴雅而高尚的。尽管他的举止还是那么滑稽，但他的感情的真挚却不由你不被感动。我可以理解他的妻子对他的反应，我很高兴她对他也非常温柔体贴。如果她有幽默感的话，看到自己的丈夫这样把她放在宝座上，当作偶像般地顶礼膜拜，她一定也会觉得好笑的；但是尽管她会笑他，一定也会觉得得意，被他感动。他是一个忠贞不渝的爱人，当她老了以后，当她失去了圆润的线条和秀丽的形体以后，她在他的眼睛里仍然会是个美人，美貌一点也不减当年。对他说来，她永远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们的井然有序的生活安详娴雅，令人非常愉快。他们住房只有一个画室，一间卧室和一个小厨房。所有家务事都是施特略夫太太自己做；在戴尔克埋头绘画的当儿，她就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做午饭，缝衣服，象勤快的蚂蚁一样终日忙碌着。吃过晚饭，她坐在画室里继续做针线活，而戴尔克则演奏一些我猜想她很难听懂的乐曲。他的演奏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是常常带着过多的感情，他把自己的诚实的、多情的、充满活力的灵魂完全倾注到音乐里去了。

　　他们的生活从某一方面看象是一曲牧歌，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言一行必然会表现出的荒诞滑稽都给予这首牧歌添上一个奇怪的调子，好象一个无法调整的不谐和音，但是这反而使这首乐曲更加现代化，更富于人情味，象是在严肃的场景中插入一个粗俗的打诨，更加激化了美所具备的犀利的性质。

　　二十四

　　圣诞节前不久，戴尔克·施特略夫来邀请我同他们一起过节。圣诞节总是使他有些感伤（这也是他性格的一个特点），他希望能同几个朋友一起按照适宜的礼规庆祝一下这个节日。我们两人都有两三个星期没有见到思特里克兰德了；我是因为忙着陪几个来巴黎短期逗留的朋友，施特略夫则因为上次同他大吵了一顿决心不同他来往了。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太不懂得人情世故，他发誓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理他了。但是节日来临，施特略夫的心肠又软下来，说什么他也不能让思特里克兰德一个人闷坐在家里。他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的心境必然同他的一样，在这样一个人们理应互相恩爱的日子里，叫这位画家在寂寥冷清中度过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他在自己的画室里布置好一棵圣诞树，我猜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点缀起来的树枝上找到一件可笑的小礼品。但是他有点不好意思去找思特里克兰德；这么容易就宽恕了使他丢尽脸面的侮辱未免有失身份，他虽然决心同思特里克兰德和解，却希望主动去拜访他时我也在场。

　　我们一起步行到克利舍路，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并没有在咖啡馆里。天气很冷，不能再坐在室外了。我们走进屋子里，在皮面座椅上坐下。屋子里又热又闷，空气因为烟雾弥漫而变得灰蒙蒙的。思特里克兰德没在屋子里，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偶尔同思特里克兰德一起下棋的那个法国画家。我同他也小有往来，他在我们的桌子旁边坐下。施特略夫问他看见思特里克兰德没有。

　　“他生病了，”他说，“你没有听说吗？”

　　“厉害吗？”

　　“我听说很厉害。”

　　施特略夫的脸色一下变白了。

　　“他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咳，我同他吵嘴做什么？咱们得马上去看看他。没有人照料他。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不清。”那个法国人说。

　　我们发现谁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施特略夫越来越难过。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他的事没有一个人知道。太可怕了。我真是受不了。咱们一定得马上找到他。”

　　我想叫施特略夫明白，在茫茫大海似的巴黎找一个人是荒谬的。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计划。

　　“是的。但是也许就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他正在咽气呢，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一切就都太晚了。”

　　“先安安静静地坐一会，想想该怎么办，”我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的唯一地址是比利时旅馆，但是思特里克兰德早已搬出那个地方了，那里的人肯定不会记得他了。他行踪诡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住址；在搬走的时候，多半没有留下地址。再说，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住的地方不会太远。既然他住在比利时旅馆的时候就到这家咖啡馆来，后来始终没有换地方，一定是因为这里对他很方便。突然我想起来，他经常去买面包的一家店铺曾经介绍他给人画过像，说不定那家面包店会知道他的住址。我叫人拿来一本电话簿，开始翻查这一带的面包店。我一共找到了五家，唯一的办法是挨家去打听一遍。施特略夫心有不甘地跟在我后面。他本来打算在同克利舍路相通的几条街上前后跑一通，只要碰到一家寄宿公寓就进去打听。结果证明，还是我的平凡的计划奏效了。就在我们走进的第二家面包店，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说她认识他。她不太知道他到底住在哪儿，但是肯定是对面三座楼房中的一座。我们的运气不坏，头一幢楼的门房就告诉我们可以在最顶上的一层找到他。

　　“他可能害病了，”施特略夫说。

　　“可能是吧，”门房冷冷地说，“事实上①，我有几天没看见他了。”

　　①原文为法语。

　　施特略夫在我前面抢先跑上楼梯，当我走到最高的一层时，他已经敲开一个房间的门正在同一个穿着衬衫的工人讲话。这个人指了指另外一扇门。他相信住在那里的人是个画家。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他了。施特略夫刚准备去敲门，但是马上又转过身来对我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他害怕得要命。

　　“要是他已经死了怎么办？”

　　“他死不了。”我说。

　　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我扭了一下门柄，门并没有锁着。我走了进去，施特略夫跟在我后面。屋子很黑，我只能看出来这是一间阁楼，天花板是倾斜的。从天窗上射进一道朦胧的光线，并不比室内的昏暗亮多少。

　　“思特里克兰德。”我叫了一声。

　　没有回答。一切都实在令人感到神秘，施特略夫紧靠着我后面站着，我好象觉得他正在索索发抖。我犹豫了一会，是不是要划一根火柴。朦胧中我看到墙角有一张床，我不知道亮光会不会使我看到床上躺着一具尸体。

　　“你没有火柴吗，你这笨蛋？”

　　从黑暗里传来思特里克兰德的呵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施特略夫惊叫起来。

　　“哎呀，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划了一根火柴，四处看了看有没有蜡烛。匆猝间我看到的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半做住房，半做画室，屋子里只有一张床，面对墙放着的是一些画幅，一个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室内没有火炉。桌子上乱堆着颜料瓶、调色刀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这一堆凌乱的物品中间我找到半截蜡烛头。我把它点上。思特里克兰德正在床上躺着，他躺得很不舒服，因为这张床对他说来显然太小了。为了取暖，他的衣服都在身上盖着。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正在发高烧。施特略夫走到床前，因为感情激动连嗓子都哑了。

　　“啊，可怜的朋友，你怎么啦？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生病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一声？你知道为了你我什么事都会做的。你还计较我说的话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我生了你的气太不应该了。”

　　“见鬼去吧！”思特里克兰德说。

　　“别不讲理，好不好？让我使你舒服一些。没有人照料你么？”

　　他在这间邋里邋遢的小阁楼里四处张望着，不知从何下手。他把思特里克兰德的被子整了一下。思特里克兰德呼呼地喘着气，忍着怒气一语不发。他气哼哼地看了我一眼。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盯着他。

　　“要是你想替我做点什么事的话，就去给我买点牛奶吧，”最后他开口说，“我已经有两天出不了门了。”

　　床旁边放着一只装牛奶用的空瓶，一张报纸上还有一些面包屑。

　　“你吃过什么了？”

　　“什么也没吃。”

　　“多久了？”施特略夫喊道。“你是说两天没吃没喝了吗？太可怕了。”

　　“我还有水喝。”

　　他的眼睛在一个大水罐上停留了一会儿；这只水罐放在他一伸手就够得到的地方。

　　“我马上就去，”施特略夫说。“你还想要别的东西吗？”

　　我建议给他买一只热水瓶，一点儿葡萄同面包。施特略夫很高兴有这个帮忙的机会，噔噔地跑下楼梯去。

　　“该死的傻瓜。”思特里克兰德咕噜了一句。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脉搏很快，很虚弱。我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他不回答。我再一逼问，他赌气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没有其他事可做了，只能一语不发地在屋里等着。过了十分钟，施特略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提议要他买的东西以外，他还买来了蜡烛、肉汁和一盏酒精灯。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一分钟也没有耽搁，马上就煮了一杯牛奶，把面包泡在里面。我量了量思特里克兰德的体温。华氏一百零四度，他显然病得很厉害。

　　二十五

　　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离开那里。戴尔克回家吃晚饭，我自告奋勇去找一位医生，带他来看看思特里克兰德的病。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从那间闷浊的阁楼出来感到外面的空气特别清新——，荷兰人叫我马上到他的画室去一趟。他有一件什么心事，只是不肯对我讲。他一定要我陪他回家去。我想，即使马上把医生请到，除了我们替思特里克兰德做到的那些事外，暂时也不会有更多的事好做，于是我就同意了。我们发现勃朗什·施特略夫正在摆桌子准备吃晚饭。戴尔克走到她跟前，握住她的两只手。

　　“亲爱的，我求你做一件事。”他说。

　　她望着他，欢快中带着某种严肃，这正是她迷人的地方。施特略夫脸上冒着汗珠，闪着亮光，激动不安的神情使他的脸相显得很滑稽，但是在他的滚圆的、好象受到惊吓的眼睛里却射出来一道热切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