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卫军-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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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总部隆重举行晋升少将警衔仪式。这种仪式贺东航过去参加过，当然是看着旁人晋升。他曾被那庄重的气氛所感动。但他不解的是，那些喜气洋洋又故作矜持的新将军们更衣、换衔为什么那么快？接过命令状之后，从这个门进去，从那个门出来，就成了活灵活现的将军了。这次他明白了。原来这晋衔仪式同他组织的反恐训练成果汇报一样，也要经过预演。在那间小屋里有他固定的衣帽放置位置。一顶崭新的大檐帽早已佩上将军的金丝帽穗，比着他的身材备好的夏常服上，也已佩戴好了少将肩章。肩章金黄色的底面中央，缀了一颗金线缠就的立体感很强的星星，接近肩章末端处，是两枝交叉着的同样为金线扎裹的松枝，几片松叶疏朗而虬劲。搞清了真相，贺东航不禁偷声一笑。排在他左邻的一位新将军提醒他：“别光得意了，你肩负的是责任。”川音，亲切又动听。宣布命令之后，他们只需进来换了上衣和帽子，出门就是将军。
那天贺东航就是按预演要求行动的。他双手接过司令员颁发的由军委主席和共和国总理共同签署的警衔晋升命令，进来再出去，他成了一名将军。
在昂扬的军乐声中，迎着耀眼的闪光灯和摄像灯，在一千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司令员向他这一排将军下达了口令：“向国旗——敬礼！”新的将星们面向天幕之上的五星红旗致敬。
贺东航健步退场时，他的目光同龙振海对接，龙振海举起小巴掌朝他摇了摇……
贺东航端着肩膀回到礼堂大厅，等待同首长合影。他很想放松一下，又觉得两肩上像是托了一对活物，怎么也扛不周正。新将军们无论是表情平淡的还是严肃的、微笑的，好像都有点怪不自然。他赶紧在饮水机里接了一杯凉水，咕嘟咕嘟灌下去。他给苏娅打手机，但无法接通。
他推算，苏娅这会正在兴安岭。
苏娅和苏伟已经来到了那个叫豹子尾的屯子。
这里很偏僻，出县城进山足有100里，无法接收手机信号。好在道路是新修通的，几日内又无雨，他俩找得还算顺利。
这个屯子大约五六十户人家，确如苏正强描述的，依山傍水，景色独具，一派北国夏季风光。屯内房舍新旧参半，何家和苏家的老屋早已荡然无存。
在一位健朗老者的指引下，他俩徒步进山，沿一条古朴的石阶，在白桦林里约摸走了五六里，来到一处尼姑庵，庵名“养心庵”。苏娅小心翼翼推开庵门，轻步来到一个不大但很清洁的天井，迎面是两棵绿荫如盖的银杏树，树身约四五人合围。细看正殿和两侧的禅房，大约都是“文革”以后建的，没有预想的沧桑。她见哥哥的表情有些异样，自己的心也跳快了。
他们是来寻找何菊梅妈妈的。
两位青衣青帽的年轻尼姑走来，苏娅上前施礼，但不知如何称呼，还是苏伟尊称师太并讲明了来意。两位尼姑对视片刻，请他们稍候，不多时就从东侧六角门里出来一位老尼，70多岁年纪，慈眉善目，通身纤尘不染。苏伟上前双手合十，问师太是否认识何菊梅？师太问施主是她的什么人？苏伟说我是她的儿子。师太手捻佛珠喃喃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到底等来了，施主请随我来。
老尼领他们从后门出庵，顺一条浓阴遮蔽的曲径逶迤前行，边走边叙说了何菊梅从城里归来之后的遭遇。
1958年，何菊梅同她父亲一起被清理还乡，那几年她务农为生。
1960年，她的父母因饥饿而浮肿相继过世。孑然一身的她在屯子里无法生存，便削发为尼，取法号“静心”。1966年“文革”时，养心庵被拆毁，静心师太又是地主出身，更有些青年人逼问她，为什么跟共产党丈夫离了婚，又进山来搞封建迷信活动？她经历过无数次批斗，受到的侮辱和折磨是可以想象的，但她对她的婚姻只字不说，她是不愿连累她的丈夫和儿子吧。当年她就觉得肝区疼痛难忍，第二年就圆寂了。几位被迫还俗的师太将静心的肉身悄悄埋葬。老尼说，现在想来，静心师太当年罹患的恶疾当是肝癌。
苏娅问：“她当时没留下什么遗物吗？”
老尼略一愣怔，随即说：“噢，只有几件衣物和日用品，都很旧了。那时很乱，不知散落到哪里去了……记得包里还有几张旧报纸……”
苏伟忙问：“报纸？什么报纸？”
看来老尼对这事记得清楚：“对，是几张她圆寂前几年的报纸，上面登了咱国家科学的大胜利，红颜色的字，很大很大。我们两个都是有文化的人……”
她的眼里透出凡人的光泽。
苏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眼泪刷地下来了……
老尼抬手指道：“二位施主请往这里看。”
苏娅和苏伟的眼前，是一座不盈三尺的土坟。坟上荒草杂驳，间有蓝色、黄色和粉红色的小朵野花。它的周围散落着几座类似的土丘。老尼之所以举手可指，是因了那土坟前竖了块约半米高的土灰色石碑。十几年的风雨剥蚀，石碑已棱角不复，碑的底部生出些暗绿色的青苔。碑身有些倾斜。碑上无字。
苏娅蹲下抚摸那碑。一只有甲壳的金色昆虫警觉地跳出来，不情愿地钻进乱蓬蓬的草丛里去了。
苏娅听见老尼说：“……1968年养心庵原地重建以后，老师太们念及静心皆于心不忍，深感静心修行好，辈分高，理当重葬……可否请二位施主择日再来，取出静心师太骨殖火化，建塔立碑？……”
苏伟绕坟一周，肃然无语。听得脚踏荒草的瑟瑟声。
苏娅在坟前默立。
老尼双目微闭，双手合十，低诵经文。
苏娅擦去泪，从坤包里掏出一卷宣纸递给苏伟。苏伟展开宣纸向母亲悲声说道：
“妈，我和妹妹受父亲和冷云妈妈之托来祭奠您。”
苏伟在坟前双膝跪地，双手托着的宣纸上，是苏正强手书的清人袁枚《祭妹文》的最后一节：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苏娅见哥哥磕了头，就取出早就备下的黄表纸，由哥哥连同父亲的手书一并点燃，她便示意老尼同她一起离开。在石阶路上她驻足回首，听见哥哥在那边哭的声音很响。这时风大了，把青烟吹散了，纸灰也被吹得老高老高……
该让哥哥哭个够。
她想起了妈妈……
2003年7月18日至2004年7月10日初稿于北京、济南、北京
2004年7月11日至10月30日二稿、三稿于北京武警总医院
·33·
方南江 著
书评：松开枪管上沉重的锁链
新时期军事文学难写，也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这两点都是实话。
作为一名穿军装的文学编辑，我的工作就是端着枪，在茂密的丛林里寻找猎物。多年来，我期望猎获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结果连野猪也很难猎到。事实证明，肥美的猎物总是倒在更高明的猎人枪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枪扛在肩上，准备向后转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只黄羊，并开枪击中了它，这就是长篇小说《惊蛰》。《惊蛰》获奖后我挺乐，比作者本人还兴奋。又乘机到海军部队锻炼一下子，然后抱着枪靠在一棵树上回味《惊蛰》的味道，这时迎面来了另一只黄羊，我毫不客气地捕获了它。这就是方南江描写武警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
我是个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黄羊，于是不免对能盛产老虎或黄羊的作家说几句刺激的话。特别是关于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我承认自己有点牢骚，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一次军内作家集会上我说：“当代军事文学难写是事实，但个别作家陈言不敢写就是说谎；你可以拿着军饷，住着大房子，以一个在外军闻所未闻的专业作家的身份去搞电视剧，去挣大钱，但你不能说当代军事题材不敢写，历史题材（比如说抗日战争）没得写。我认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一个军旅作家的职业意识，在他是否正确认识部队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爱这支军队的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话确实有“文革”遗风，虽然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伤了一些同志。
诚然，职业军人与军营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道德观念和理想观念处处影响着文学表达，小说会受到诸如所谓“主旋律”上的某些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钢绳势必拧成一条沉重的锁链，紧紧套在军事文学的枪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军旅作家的脖颈上。
有文学批评家认为：军事领域其实是个宝藏，潜力很大，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所读到的作品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显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抛开那些拿“军事题材”做外衣的“畅销”作家不说，一部分真正钟情品质文学的军旅作家太过强调“军事”、“军人”、“军营”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达和承载的东西太多，结果背着包袱陷入不厌其烦的背景交待、不停的解释、反复说明和再三规避的泥淖中，这种“锁链”效应严重削弱了小说的有趣性。
要松开锁链，需要军事文学作家付出双倍的努力。关于职业意识和生活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方南江是个好例子。他从小在军营长大，用心工作的同时，还用心享受生活，并尽最大可能，在他所认知的军营生活中发现美和思想，并呈现美和思想——尽管美和思想有时会变成一种痛苦和忧伤。以此为例，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极为重要的，是要有爱，爱人爱家，包括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职业军人，像他的将军父亲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军队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之后，小说家方南江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原来，他秉承“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训诫跻身仕途，果然官至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是一种成功，但要从一个将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则是一种通达和超越。作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这种通达和超越。《中国近卫军》告诉人们：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永远都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几百万个普普通通的官兵的血肉之躯的分分合合，才铸就一个国家稳固的国防长城；只有把个人理想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翼羽之下，个体生命和理想才具意义——也惟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强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说成熟了，他知道小说的功能除了“意义”之外，还得好看。由于作者有意无意避开了对“军事”堡垒的强攻态势，小说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实。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军人的爱情和婚姻，军人的欢乐和悲伤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人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身处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所有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情感，谁都不会置身其外，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还是官员，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小偷。这是方南江军事小说的最大贡献。
与《最后一个军礼》相比，《中国近卫军》出人意料地变得轻松愉快、趣味横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语言有了变化——极具个性化的幽默风趣。小说中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地方随处可见，但这种引人发笑的细节不是《好兵帅克》式的，也不是电视小品中把军人描绘得傻乎乎式的，这需要一种智性观察生活、升华生活乐趣的能力。方南江从《最后一个军礼》到《中国近卫军》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觉得他小说最大飞越是从沉重变得轻松，不论是故事还是语言。
从沉重到轻松，军事文学枪管上的锁链好像是松开了，但要彻底解下或者砸碎锁链，我并不乐观。即使在《中国近卫军》里，也有作家两难的写照。贺东航和甘冲英无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种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运的代表。贺东航是军人世家，甘冲英则是农民子弟，这种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司空见惯的矛盾组合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对立统一，最终殊途同归——各自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正是身披枷锁的军事文学的特征之一。职业化军事变革中，官兵的去留，职务的升迁必须遵循优胜劣汰原则，长期禁锢着军队发展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父父子子、任人惟亲这个毒瘤，必须从军队里剔除出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干部子女和农民子弟谁优谁劣，谁是谁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笔下的世家子弟和农家子女矛盾又统一的“和平共处”，于其说是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