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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部分

荡寇志-第154部分

小说: 荡寇志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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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弥荒苋ァ3だ显唬骸八晔睙A尝,赖吉甫耳。迩来典质以供,不致馁而。第日后则未可料也。为我告吉甫云:清介是持,徒自苦耳。”及至粤以告,卒不能易其操命也。殆将穷饿以终其身乎,而仲华之窀穸奚赖耶?于是以《荡寇志》盛行于大江南北,巨本之有批注者,为发逆所嫉,毁于姑苏。当时有识者曰:“贼其遂亡乎,自知其非义而去之也!”已而果然。乃从沈观察乞书于楚南太守周铁园,又从姚君庆堂于唐君午峰处得副本以较订之。诸公好义,乐于从事,而是书遂成,吾乃解囊以助。工竣,吉甫致板于予,曰:“姑偿汝贷,而后归之。”因却不允。吾不知其一介不取之心,至老而弥坚也。因而思夫淫辞邪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止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其能禁之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人之心。兹则并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严其禁耳。况是书也,旁批笺注,鸳鸯之绣谱在焉,若从而删之,徒以供牧竖贩夫之一噱耳。昔板桥氏自序其集曰:“有私刻以渔利者,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吾于是书亦云。慈谿瑟仙钱湘序。
  前一页回目录回首页附录三: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十回结末金圣叹伪作的“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皆极大章法。)梦见一人,其身甚长,手挽宝弓,自称:“我是嵇康,(影张叔夜字,妙。)要与大宋皇帝收捕贼人,故单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缚,免得费我手脚。”卢俊义梦中听了此言,不觉怒从心发,便提朴刀,大踏步赶上,直戳过去。却戳不着,原来刀头先已折了。(可谓吉祥文字。)卢俊义心慌,便弃手中折刀,再去刀架上拣时,只见许多刀枪剑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齐齐都坏,更无一件可以抵敌。(真正吉祥文字。)那人早已赶到背后,卢俊义一时无措,只得提起右手拳头,劈面打去。却被那人只一弓稍,卢俊义右臂早断,扑地跌倒。那人便从腰里解下绳索,捆缚做一块,拖去一个所在。正中间排设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卢俊义推在堂下草里,似欲勘问之状。只听得门外却有无数人哭声震地,那人叫道:“有话便都进来!”只见无数人一齐哭着膝行进来。卢俊义看时,却都绑缚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妙,妙。)卢俊义梦中大惊,便问段景住道:“这是什么缘故?谁人擒获将来?”段景住却跪在后面,与卢俊义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员外被捉,急切无计来救,便与军师商议,只除非行此一条苦肉计策,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说言未了,只见那人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摆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况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不朽之论。)我那刽子手何在?”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声令下,壁衣里蜂拥出行刑刽子二百一十六人,两个伏传一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真正吉祥文字。)卢俊义梦中吓得魂不附体,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真正吉祥文字。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诗曰:
  “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但见肥羊宁父老,
  不闻嘶马动将军。叨承礼乐为家世,欲以讴歌寄快文。
  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有浮云。”(好诗。)
  “大抵为人土一丘,百年若个得齐头。完租安隐尊于帝,
  负曝奇温胜若裘。子建高才空号虎,庄生放达以为牛。
  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好诗。以诗起,
  以诗结,极大章法。)
  校点说明
  《荡寇志》七十回,末附“结子”一回。
  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思想与金圣叹相一致,所以他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从七十一回写起,杜撰出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张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自名其书为《荡寇志》。作者死后克己复礼儒家倡导的修养方法。语出《论语·颜渊》:,此书的初刻本却改署书名为《结水浒传》,这大概是刻书者为了要利用《水浒传》原来的社会影响,以广招徕,诱人购读的缘故。
  《荡寇志》的作者名俞万春(一七九四——一八四九年),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清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并没有正式任官,科举功名也不过是个“诸生”(秀才)。他在青壮年时代身、自我设定非我(世界)、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的统一。否,却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身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行动。《荡寇志》的写作,是作者自觉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上,蓄意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的镇压,来与暴力镇压相配合的。作者为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据他的家属宣称,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二十二年。
  作者死之次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荡寇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世道人心”。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太平军攻下南京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评价,同时指出书,清政府官员们逃至苏州,竟把《荡寇志》版片也带去,就在苏州大量印行。接着,广州的“当道诸公”,也“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功惩”。稍后,咸丰七年又另有一个重刻本。咸丰十年(一八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予以毁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鄙视稗官小说,甚至曰为“惑世诬民”的“异端”,千方百计地加以禁遏,而《荡寇志》这部纯属杜撰的稗官小说,却博得许多“当道诸公”的青睐显学《韩非子》篇名。较早地概括先秦主要学派的著作,交口赞誉,视为维系“世道人心”的宝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以抵制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传播,却又并不奇怪。《荡寇志》全书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即所谓“但明国纪写天麻”。书中连篇累赘地肉麻地歌颂封建朝廷,恶毒地污蔑诅咒起义阵营。封建统治者以为既可以欺骗群众,又可以恐吓群众。
  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到处是“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阶级压迫的事实,到了《荡寇志》里阶级压迫的事一概没有了,仿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鱼肉小民的土豪恶霸,他们全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救世主”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强盗”侵犯的“大英雄”了。贪官污吏只是其中之一),人把这些形式和范畴加到感性的素材上去,,作者不能尽讳,却异想天开地编造出蔡京、童贯等“奸贼”与宋江等起义者相互勾结串通的故事情节,其险恶的用意是要把社会舆论对贪官污吏、权奸国贼的痛恨,也转嫁到被“逼上梁山”的起义者身上去。
  《荡寇志》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国纪”:凡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食毛践土”的小百姓,就绝对不得反对朝廷、违抗官府、触犯地主豪绅,只准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它又为统治阵营内部受到排挤侵害的中下级成员,树立了陈希真、刘广、苟桓那样一些“榜样”:无论受到当道“权奸”的何等欺凌迫害明学术渊源;其次叙述生平、著作、思想,采录文集粹语,附,蒙冤受屈,都不该改变“初衷”,投靠起义阵营;相反,而是要去积极屠杀起义者,用他们的头颅来换取皇上的信用,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不得君命而冒犯了“奸臣”“贪官”的“犯上”污垢。这样,就终究会得到朝廷的谅解和皇上的天恩,功成名进,富贵荣华,传子传孙,甚至成仙得道,超升天界。
  在我国的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读者,它也不失为一种颇为难得的反面材料。通过《荡寇志》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们将具体地了解到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立场的地主豪绅们,在面对人民的武装斗争风暴时的心理状态俱乐部”,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他们的幻想和主观愿望。在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上,它对我们也有反面的借鉴作用,无视广大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愿望,怀着与社会前进方向相背离的陈腐的政治观、伦理观,是不可能不歪曲社会的本质真实的。艺术的生命力在于高度概括地反映社会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荡寇志》虽然舞文弄墨,在表现技巧和细节真实上很下了些功夫,总的艺术效果却既不真又不美,乖张暴戾,矫揉造作,与广大群众的审美感格格不入。
  《荡寇志》对我们还有一点相当有意义的启发。《水浒》的故事已流传了好几百年,到了封建社会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之时,竟还能迫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者移尊就教,用模仿《水浒》的笔法来撰写反对《水浒》精神的稗官小说,把《水浒》故事在人民群众中的流传意志有关的世界,是真实的实践的世界。认为事实世界是自,看作洪水猛兽,皇皇然不可终日。这一事实本身,岂非就是对《水浒》具有鼓舞群众起来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效果的有力证明吗?《水浒》的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是被长期的社会实践所确定了的。
  《荡寇志》的政治思想极端反动,可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不但无须效法太平军用毁版的办法来对待它,还可以客观地有分别地承认它的某些可取之处,某些长处。例如:书中写陈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今倾向。,弃家出亡,路过风云庄等片断,反动的政治说教没有压倒患难相恤的真情实感,便觉文情交至,颇能动人。书中塑造了陈丽卿、刘慧娘这两个女性形象,一武一文,也颇有个性特征。作者知道一点我国古代的科技知识,又在广东耳闻目接过一些西方的工艺成果,小说在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之外,又穿插进斗器械、斗技术,也算得别开生面。从行文布局、造语设景的写作技巧方面看,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匠意,确实有如鲁迅先生说的“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现在排印的这个校点本,是以咸丰三年的初刻本为底本,参校了同治十年的重刻本和民国三年上海天宝书局的石印本,各本差异甚微。初刻本中存在的一些错字误刻,我们参照另外两种版本改正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间亦有各本皆误而径加改正的,因其灼然可知,又无甚关系,就不作校记了。有三点须要特地说明一下:
  一、书中进清朝皇帝之讳甚严,如:康熙帝名玄烨,凡“玄武”、“玄黄”、“玄妙”之“玄”,皆作“元”;道光帝名是宁,不仅“宁可”改作“凝可”列宁文选列宁最重要的著作集。共2卷。第1卷收入,且将梁山英雄金枪手徐宁改名为“徐凝”。关羽被清廷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作者竟认为“强盗”就不配姓“关”,将梁山英雄大刀关胜改姓为“冠”。这些,我们不想一味泥旧,都改正过来了。
  二、原书有范辛来、邵祖恩二人的大量夹批、夹注和回评。二人原是作者生前同好,评语批注等其实是彼此商量著作的,作为一种资料,有助于察见作者的命意。然而为其文字太繁,无聊吹嘘者亦多养方法。陆九渊在鹅湖之会中有诗曰:“易简功夫终久大,支,排版既已困难,纸张也须珍惜,只得全部割弃。
  三、所有序跋均移置书末,咸丰三年初刻本序跋为附录一,同治十年重刻本所增之序跋为附录二。本书开端紧接金圣叹伪作的“惊恶梦”而起,而金圣叹批改本《水浒》今颇希见,因将“惊恶梦”一节文宇摘出为“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逐,排作附录三。
  戴鸿森
  一九八○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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