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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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看完《状告》,面色苍白,双手颤抖,连声音也变得惊诧惶恐了:
“不,不,断不会有这样的事……”
司马旦的神情也变得阴沉起来,无言地望着神情失控的弟弟。
司马光急语:
“断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恶行断不会出自‘独乐园’的。器之,这份状告必定是告错了……”
刘安世神情亦为之怆然:
“晚生也曾作如是想,但状告上写得清楚:‘行凶’者是吕直,‘所仗之势’指的是先生,‘凶器’是一条扁担,‘行凶地点’在杂买务。晚生身在司理院,职在审理民讼,已察看过状告者冯安的伤痕,屁股上确有一道青紫伤迹……”
司马光频频摇头:
“不,不,吕直不是惹是生非的人!康儿,快找吕直来!”
司马康“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父亲,不用找吕伯了……”
司马光一下子全然傻了,他如遭雷击,僵住了口舌目光。
司马旦长叹一声:
“家风丧尽啊!司马家累世恭谦仁爱,饮誉邻里,不意今日竟出了此等愧对祖先之事。君实,你就是这样地治家吗?”
刘安世已经查清,这桩案件是因谣言啄伤司马光而引起的,“义仆护主”本可视为正义之举,但自己是执法者,不能启示被告反诉于公堂。他已经看出,司马康可能是知情的,但这位一向埋头书案、不谙讼诉的善良公子,却在痛苦之中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环。
范祖禹心里明白,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的“状告”,是进一步对司马君实的中伤,并企图通过“讼诉”,在洛阳城掀起轩然大波。现时再向司马君实隐瞒“谣言啄伤”之事已无必要,只有挑明谣曰肆虐之状才能解除司马兄弟的误会。他开口询问刘安世:
“请问刘大人,这桩杂买务厮斗案件发生的原委是否已经查清?”
刘安世望着范祖禹,眼睛亮了:
“冯安状告上写得清楚:因霸买欺市而起。”
范祖禹断然否定:
“否!我听吕直诉说,杂买务争执厮斗一事,乃因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无端散布谣言,啄伤司马先生,而且用心阴险,语言恶毒……”
司马旦、司马光面面相觑。司马康则突然醒悟了。
刘安世喜形于色,大声催促:
“冯安谣啄司马先生何事?请详加说明!”
范祖禹愤愤叙述:
“冯安谣言啄伤之一:《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冯安谣言啄伤之二:司马先生与邵雍、范镇等人的友谊交往形迹可疑;冯安谣言啄伤之三:司马先生表面喑哑于‘独乐园’,实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
司马旦、司马光惊呆了。
司马康急忙插话:
“今日午时;老仆吕直闯入‘读书堂’,诉说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谣言啄伤家父之词,我也在场,只是伯伯父、父亲、母亲受不了这迫害之苦,才匿而未报。”
范祖禹立即对“状告者冯安”进行反诉:
“刘大人执法明察。这谣啄毒词之一,是诬司马先生为‘不忠之臣’;这谣啄毒词之二,是诬司马先生在‘结党营私’;这谣啄毒词之三,是诬司马先生‘插手朝政’。言之不实,即为诬陷,诬陷者当罪。而且公开散布于杂务买,实为煽感动乱,煽惑动乱者当罚。老仆吕直,追随司马先生数十年之久,深知主人忠君忠国,廉洁爱民,公正无私,人格高尚,岂能容其小人奸人谣啄诬陷,遂挺身相争,维护公正,其功当赏……”
刘安世霍然站起:
“请淳甫先生与公休世兄速将吕直供词上送司理院,晚生这就告辞了!”他走到司马光面前,取回《状告》,低声叮咛:
“先生慎而处之,洛阳园林繁多,林中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吱吱’叫的,只是几只麻雀,浓荫之下,还藏有秃鹰啊……”
刘安世离开了,留给“弄水轩”的是沉寂、疑惑和恐惧。京都纷争的风暴闯入了“独乐园”,这里成了忧患充塞的场所。他们忧虑不解的是:这股风是从哪个穴洞吹来的呢?
司马旦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移动脚步,喃喃作语地向弄水轩门口走着:
“还是景仁想得周到,来洛阳干什么?还是住在许昌好,还是住在许昌好啊……”
司马康急忙上前搀扶,被司马旦一手推开了。
司马光突然间也显得精神萎靡,脸显得更瘦更长了。在闭目长思之后,他开口道:
“康儿,叫吕直到这里来。”
司马康应诺离去。
范祖禹轻声宽慰司马光:
“老师不必甚虑,器之正直而机敏,会妥帖处置这件事的。谣言腿短,不会长久……”
司马光吁叹一声:
“淳甫,这突来的飞祸,真是辞不及防,只怕我确是衰老昏庸了。谣言可畏,畏在自身的不省不聪。几年来,我蛰居‘独乐园’,专意修书,对京都的一切,不问不闻,与朝廷重臣,都断绝了交往,天日昭昭,诬我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我不畏惧。我与尧夫(邵雍);景仁等相聚相游,纯属友谊之交,既不议新法,也不谈朝政,心怀坦然,诬我在‘结党营私’,我也不畏惧。唯作《资治通鉴》一事,心存愧疚啊!自熙宁四年至今,已近五个年头,仍未全其功……”
司马光话语未了,老仆吕直闯进弄水轩,跪倒在司马光面前,伏地痛哭:
“秀才,我闯下大祸了,你捆绑我送官衙吧……”
司马光扶住吕直,也禁不住声音哽咽:
“莫哭,你的泪水使我无地自容啊!你我同庚,都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你比我勇敢,面对邪恶,敢于挺身而出。你比我胆壮,敢于据理申辩。你比我有血性,面对邪恶,敢于抡起扁担。可我,一生至今,只会忍让、回避、退缩。你为我操劳了一生,在这须发雪白的时候,还在为我拼命啊……”
吕直的哭声更响了:
“秀才,我……”
司马光拍抚着吕直的肩头:
“莫哭了,为我再作一件大事吧……”
吕直不再哭泣,连连点头。
“为我制做一个‘警枕’……”
“警,警枕?”吕直抬头,不解地望着司马光。
“就是睡觉用的枕头。用圆木做,要圆、要光、要滑,我要在熟睡时翻身枕滚,落枕人醒。这样我就不会再睡懒觉了。”
吕直惊呆地瞪大了眼睛。
“康儿,从明天起,你把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送进钓鱼庵。我为自己立下了规矩,每卷用三日删定,有事妨废延误者,早起晚睡以追补。请你们共同监督我!”
司马康泪水潸然而下。
范祖禹含泪摇头:
“老师年事已高,不可如此操劳……”
司马光高声道:
“我不是畏惧流言,我是怕鹈(夹鸟)之先鸣啊!圣命在身,能不日以继夜吗?史料浩瀚,能不分秒以争吗?刘恕道原,你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这失去欢乐的‘独乐园’啊……”
第三天午后末时,司马光期盼的刘恕道原从江西高安来到洛阳。
他是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刘羲仲来的,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天。
司马光听到儿子司马康的禀报,忙不迭地奔出钓鱼庵,呼唤着“道原”的名字,相逢于柴门内园圃的夹道上,刹那之间,司马光全然愣住了:这是五年前身体魁梧的道原吗?这是京都书局伟岸英俊的刘恕吗?骨瘦如柴、腰背已弯、形容憔悴、发须灰白,今年只有四十四岁的朋友,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满腔的喜悦突地为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凄楚情感淹没了。他扑上前去,紧紧抱着脱了形的朋友,以手抚背:
“道原,一日不见,思若三秋,我们已是五年不见了,想得苦啊……”
刘恕当然知道司马光此刻真挚的情感中含有思念、喜悦和对自己病体的担忧,泪水奔涌而出,洒落在司马光的肩上。他喜忧交织地谈笑:
“公卧林壑,避世独乐,神仙生涯啊!刘恕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分公之欢乐,乱‘独乐园’之旨矣……”
两人拂泪相欢,激动不已。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趋前相见。刘恕的儿子刘羲仲也急忙向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向范祖禹、司马康行了鞠躬之礼。
欢声笑语,飞绕园林,漫过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最后停落在湖畔翠竹环抱的“种竹斋”——这里是“独乐园”内最雅静、最阔绰的地方。司马光平生最喜爱的字画,包括密友邵雍、范镇等人的墨宝,都聚集在这六间茅屋的四壁上。
“种竹斋”迎接着“独乐园”建成四年来第一位尊贵的友人。女主人张氏亲自执盏接待。花香、茶香、果香、酒香漾溢于室内。刘恕在酒热九肠、情暖五内的喜悦中,打开行囊,取出一卷文稿,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刘恕千里而来,无它物以娱君实,唯此篇文章,可慰君实焦虑挂念之思。”
司马光打开一看,高声喊出:
“《超然台记》,苏子瞻之作……”高兴若狂地捧着文稿展示于范祖禹、司马康和妻子张氏。众人兴起,举杯以贺。
刘恕称赞说:
“洛阳有个‘独乐园’,密州有座‘超然台’,东西辉映,情趣盎然。君实与子瞻之心交,哲理相通,不谋而合啊……”
司马光手捧文稿,朗声读起了苏轼的《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饣甫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苏轼在朝廷失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里人们辛酸的情感共鸣,特别在这“谣言啄伤”的苦境当中。是啊,事物的好与坏是交织为一体的,好与坏的分辨就在人们的内心争斗着,取与舍的选择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事物的外形蒙住人们心窍的时候,人们也就沉湎于事物的有限范围里,而不能超出事物之外了。这也许就是一切悲哀的所在。事物本质并无大小的区别,从它的内部来看,都是高大的,它高大地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迷惑不解。如同从缝隙里观着一场激烈的争斗,很难断定胜负归于何方。因而爱好和厌恶交相产生,忧伤和快乐交相出现,悲哀也就不离人生地相随着。
苏子瞻这种人生失意中“无往而不乐”的豁达对失去欢乐的“独乐园”也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宽慰。司马光眉展了。张氏气舒了。范祖禹称赞苏轼的“乐观不馁”。司马康想到苏轼坎坷的遭遇,也觉得自己心头上的悲哀减弱了。
就在此时,一辆华贵的双马四轮车辇,轰隆隆地驶入了“独乐园”柴门,老仆吕直急忙上前拦阻,马匹一惊,险些撞倒吕直。车轮一拐,离开了园圃相夹的窄道,驶入园圃的泥土里停住了。车辕上身着宫廷仆役服、年约三十岁的车夫大怒,骂语出口,同时挥鞭向吕直抽来。这时,从黄绫红顶车辇里跳下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锦衣贵人,头戴黄绫无翅帽,脚踏黄绫高腰靴,气宇轩昂,目光中带有一股杀气,冷声制止了狂暴的马夫,转头对吕直说出一句冰冷的话:
“我要见司马光!”
吕直一时呆住了。他虽然不认识这个高傲冷漠的中年人,但他熟识这套大内皇宫宦侍的装束和派头,更熟知这类人物作成作福的习性和深浅莫测的权势。他双腿一软,跪倒在马车前,口里冒出了一句官话:
“老仆遵旨。”
京都大内皇宫宦侍的驱车来临,立即轰毁了“种竹斋”刚刚腾起的欢乐和苏轼送来的“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梦境,把几天来“谣言啄伤”的预示变成了追究勘审的现实。原来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獗谣啄,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谣啄“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谣啄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
这位中年宦侍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惟简。熙宁三年,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亲自呈表而“碰壁于大内”,就是这位宦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