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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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已定,下面该曾布、吕嘉问、吕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应王安石的,仍然是沉默。各有难唱之曲的沉默。
吕嘉问连日来遭受“市易违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计议什么“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易务两年来的收支帐目是否真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务”。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易法以取悦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易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这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啊!今晚,他一走进这间议事客厅,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紧牙关,闭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勘查,是皇上亲口谕示的,他是奉旨执行。募榜立于街头市井,也是皇上亲口谕示,他也不敢不执行。可是谁知不到半天时间,募榜又撤走了,“市易违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顶“沮害市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突然变成了被勘查的对象,这个理往哪儿说啊!曾布憋着气、寓着火。他虽然举止愚钝,但思维并不浮浅,而且缜密细致。他知道吕嘉问怨恨自己,也知道吕惠卿参与复查,其结果必定是对自己“勘查”的完全否定。他明白,“市易违法案”通过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对皇上的进谏所致,目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变法”的声誉,但自己的声誉谁出面维护呢?唉,老师毕竟是老师!他实在不愿再说什么。
吕惠卿不似吕嘉问那样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样呆板,他对眼前朝廷出现的混乱有着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违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重,做买卖不违法能赚大钱吗?但不会出于吕嘉问的爱财贪读,这位出身于豪门的公子哥,对钱财有着叛逆浪子式的轻蔑和卑视。他也相信曾布对“市易违法案”的勘查结果是真实的,如果有伤害吕嘉问之处,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对“变法”的忠诚,排解了皇帝对“市易违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维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但募榜的撤去和一个“沮害市易案”的出现,必将引起人们对“市易违法案”的猜疑,更加严重地损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他对这场“十月不雨”的天灾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黎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啊!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
长时间的沉默。
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式的不满。
他厉声地训斥:
“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箔口结舌,畏畏缩缩,互相观望,懒于先声,成什么样子!望之,救灾活民,以食为先,市易司责任重大,你先谈谈想法。”
吕嘉问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驴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点名询问,他张口发起了牢骚:
“这年头,谁干事,谁倒霉!市易法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多做买卖、广收赢利吗?没有钱,用什么富国?用什么强兵?用什么救灾?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但连个招呼都不打,收抄帐簿,如同对待贪该罪犯,弄得执管市易官员,个个都像贪污的贼子。勘查?好,我就等着勘查个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吕嘉问贪污一个铜钱,贬官、流放、坐牢、杀头,我决无一字怨言。”
吕嘉问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铮铮汉子,现时几乎泪水流出。
因为吕嘉问的不满有些是对着曾布的,曾布接着开了口:
“我愚钝,但我决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对‘变法’决无二心。我不善言词,但别人给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来,介甫公信任我,让我代行朝政具体事务,我无德、无才、无能,做错了许多事情,对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对我做错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无话说。请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务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没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吕嘉问和曾布的诉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变法者个个怀揣、口含着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职,感到对不起朋友和属下,他闭上眼睛,浩叹一声:
“是我误国。这一年来,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开春,当“变法”的全部项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维,开始转向大宋命运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领域:鉴于“变法”需要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他瞄准了书院这个培养人才之所,决定向传统的教学领域进击。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学派,以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道德,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他在皇帝赵顼的支持下,要对一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新的解释,为他的“变法”寻找依据。他在历朝历代帝王们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经典中,选中《周礼》、《毛诗》、《尚书》作为突破口。
《周礼》,是记载周王朝政治制度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周王朝著名字相周公旦所著。书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学一术思想,均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许多王朝的“六部制”,几乎都是脱胎于周王朝的“六官制”。
《毛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相传为孔子删定。此书内容有“风”、“雅”、“颂”三个层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描绘了当时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也反映了那个“远荒”年代的社会风习、礼乐嫁娶、心理心态。
《尚书》,是记载周王朝重要历史文件和重大历史事迹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孔子选编而成。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苟、庄、杨、朱、墨、翟、释、老、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切,精骛八极”,以天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对吕嘉问、曾布的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凛,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于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又把思绪集中在各自的职责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调,出谋划策。
曾布说道:
“我看,任何‘义理’的充实,都得先充实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现时,官府仓禀‘财货匿乏更甚’之说,决非谎言……”
这真是一瓢凉水浇头,王安石吃惊地问道:
“子宜,你执掌三司,情况果真如此吗?”
曾布扳着指头算帐:
“请介甫公细思。近两年来,南涝北旱,各地税赋收入锐减,而朝廷各类开支如常。国库出多入少,库存财货能有几何?再说,西北‘熙河开边’,每年特支钱四百五十万络,米四百万石,绸绢二百万五,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山之捷’,每年特支钱五百万缗,米七百万石,绸绢三百万正,布五十万端。市易法推行两年来,为求市场繁荣,库存粮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仅二十天前的一次市易,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场,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场,均属减直出粜……”曾布说到市易司,因涉及吕嘉问,便半道停口不语。接着他讷讷地说出自己的主张:
“我看,顺应民心,就是顺应‘上天示警’。民心现时盼望什么?我看,一是减轻税赋,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说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赞誉:
“‘减轻税赋,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时,也许只有这八个字才能赢得民心。”
但沉思的吕惠卿却微微摇头。他认为曾布发言的调子是消极悲观的。“减轻税赋,官吏清廉”的提法,势必又给人以“匡正缺失”的错觉。特别是“官吏清廉”四字,很可能会导致各层各地执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为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市易官吏很难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他认为,充实和完善“变法”义理的根本,在此非常之时,当以打击流俗反扑、消除人们的悲观情绪为要务。他不愿直接驳斥曾布的主张,便以两件小事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近日有两件小事,似乎应予以特别关注:一是朝廷宰执大臣陈升之、吴充、冯京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来议事吗?一是东华门外市井‘杂卖务’被砸。‘杂卖务’官员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为,带头闹事的乃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赵府的总管。这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出有谋呢?”
两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现时被吕惠卿郑重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思索,而且越思索越觉不祥:宗室王公参与朝政纷争,也许将会左右眼前混乱形势的发展。
王安石催道:
“吉甫,谈谈你的看法。”
吕惠卿微微一笑:
“介甫公一年来埋头经义局,无暇顾及中枢事务,致使朝廷纲纪松弛,流俗猖獗而起,借天灾非难‘变法’。原枢密使、潞国公文彦博就有‘市易敛民怨,招天变’之语,听说驸马都尉王诜近日镂版抛出一部《钱塘集》,已在京都广泛流传。苏找借杭州雨涝而攻击新法。‘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东海着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诗句,已成为京都黎庶反对‘变法’、发泄不满的歌谣。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下,一些心志不坚之吏,投机求官,随流俗而叛为潍仇,以张扬新法之缺失为快,群臣惶惶,是非莫辨,交头附耳,妄作猜测,以至影响圣躬听闻,遂成今日朝廷混乱之状。故修善人事乃当务之急!”
王安石不停转动的眸子闪亮了,吕惠卿用精细的推敲和诱人的联想,描绘出一幅“人事不修图”。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枢密使陈升之,唱反调的副宰相冯京,不与合作的枢密副使吴充和那个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知河阳的潞国公文彦博,在天灾之中想必他们不会那么安分。但要说好友苏子瞻……王安石不为人察地苦笑了一下。
吕惠卿在谈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抛出了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方案:
“天灾不足惊,人事实堪忧,在此非常之时,当以‘修善人事’而救灾救民;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当从速组织忠耿理财之吏,勘查京都库存之资,细作筹划,以应京都流民之需。况且,朝廷手握均输之便、市易之权,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心里似乎亮堂了。“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理也;“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义也。吉甫独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远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彦之士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