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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部分

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31部分

小说: 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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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神益风化”为由,荐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
  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蘑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备的。然久别重逢之乐,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马光神魂快,冶,举杯不停;使苏轼欣喜若狂,畅怀而饮;连言行“足以矜式士类”的理学大师程颐,在新朋苏轼和故友司马光频频举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了。酒过数巡,心荡耳热,坎坷诉尽,牢骚已毕,司马光举起酒杯,神情怆然而语苏轼:
  “闻子瞻去年过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现时情状如何?关念至深。这杯酒为介甫而饮吧……”
  苏轼原是重感情的人,骤然之间,胸堵鼻酸,泪滴几乎滚落,江宁半山园那夜烛光之下与王安石话别的苍凉情景涌上心头。他举起酒杯,声音已现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牵念洛阳独乐园啊。”
  司马光点头作谢。
  苏轼声音有些哽咽:
  “岁月老人,介甫已呈龙钟之态,先帝曾有‘凄怆江潭’之叹,苏轼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见识高远’之志,仍老而弥坚,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着人生千古不移的谜底,析解‘权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测的蕴含,并已将其半山园的房舍田园全部捐于僧寺,现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中。江宁介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或存一有,乃壮志未果、遗恨千秋的一颗心啊……”
  程颐在冷眼旁观中神情惘然:苏轼之所语,仍脉脉相善于王安石。
  司马光心情愈现沉重,望着苏轼,久久无语,相对凄然一笑,为朋友王安石饮尽了杯中酒。
  也许司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怆江潭”的触动,力求避免自己未来的“人何以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
  “‘革故鼎新’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短于筹划应变,亦拙于远瞩高瞻,举步颤栗,若履薄冰,请子瞻、正叔为我执箸设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免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正叔、子由、尧夫(范纯仁)、淳甫(范祖禹)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愦,亦启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义。此光之所请,先饮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坐,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
  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挚诚迫切,反而慎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地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悍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坐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蚂。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进急行”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难道司马君实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师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
  “苏轼自登州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黎庶挡车断道、相聚呼号寄语者三次:‘寄谢司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君实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君实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敛百姓,使黎庶不宁;‘变法’以钱为是,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黩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实,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愿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颠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
  程颐在倾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
  司马光点头叹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变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灾,光更知追回华夏高尚壮烈灵魂之难。光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
  苏轼舒怀直言:
  “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颂之,百官仰之。‘新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轻决。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揞敛民利,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骨,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愿公良思。”
  司马光神情愕然:
  “著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
  “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夭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道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
  “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
  “‘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
  “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
  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那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问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道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
  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
  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
  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
  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经,
  其利三也。钱积放冬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
  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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