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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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神益风化”为由，荐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
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蘑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备的。然久别重逢之乐，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马光神魂快，冶，举杯不停；使苏轼欣喜若狂，畅怀而饮；连言行“足以矜式士类”的理学大师程颐，在新朋苏轼和故友司马光频频举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了。酒过数巡，心荡耳热，坎坷诉尽，牢骚已毕，司马光举起酒杯，神情怆然而语苏轼：
“闻子瞻去年过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现时情状如何？关念至深。这杯酒为介甫而饮吧……”
苏轼原是重感情的人，骤然之间，胸堵鼻酸，泪滴几乎滚落，江宁半山园那夜烛光之下与王安石话别的苍凉情景涌上心头。他举起酒杯，声音已现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牵念洛阳独乐园啊。”
司马光点头作谢。
苏轼声音有些哽咽：
“岁月老人，介甫已呈龙钟之态，先帝曾有‘凄怆江潭’之叹，苏轼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见识高远’之志，仍老而弥坚，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着人生千古不移的谜底，析解‘权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测的蕴含，并已将其半山园的房舍田园全部捐于僧寺，现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中。江宁介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或存一有，乃壮志未果、遗恨千秋的一颗心啊……”
程颐在冷眼旁观中神情惘然：苏轼之所语，仍脉脉相善于王安石。
司马光心情愈现沉重，望着苏轼，久久无语，相对凄然一笑，为朋友王安石饮尽了杯中酒。
也许司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怆江潭”的触动，力求避免自己未来的“人何以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
“‘革故鼎新’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短于筹划应变，亦拙于远瞩高瞻，举步颤栗，若履薄冰，请子瞻、正叔为我执箸设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免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正叔、子由、尧夫（范纯仁）、淳甫（范祖禹）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愦，亦启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义。此光之所请，先饮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坐，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
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挚诚迫切，反而慎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地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悍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坐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蚂。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进急行”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难道司马君实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师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
“苏轼自登州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黎庶挡车断道、相聚呼号寄语者三次：‘寄谢司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君实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君实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敛百姓，使黎庶不宁；‘变法’以钱为是，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黩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实，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愿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颠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
程颐在倾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
司马光点头叹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变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灾，光更知追回华夏高尚壮烈灵魂之难。光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
苏轼舒怀直言：
“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颂之，百官仰之。‘新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轻决。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揞敛民利，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骨，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愿公良思。”
司马光神情愕然：
“著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
“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夭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道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
“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
“‘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
“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
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那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问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道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
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
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
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
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经，
其利三也。钱积放冬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
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