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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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朋友。但愿能从这些真诚善良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今日京都的民心民愿,但愿梅花棚里的琴声歌声,能消解这一日京都所给予自己的忧烦。
岁月沧桑,事与愿违,他眼前的东角楼街瓦肆,已是一派萧索。他寻觅的那座帐庐形梅花棚,已是一堆倒坍的废墟。他急切期盼会见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已不见踪影了。他神情颓丧,茫然失图,久久徘徊于废墟前,形若呆痴,口中喃喃自语,吟着古老的哀歌,似在吐诉着胸中无尽的惆怅:
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道上的行人驻足观望,窃窃指点,苏轼惘然不觉。一位年约七十多岁的老者趋前,端详良久,茫然而询问:
“先生留连于此,何所求啊?”
苏轼蓦然抬头,不禁赧然,急忙拱手致礼:
“请问长者,这梅花棚倒坍于何时?”
老者释然一笑,打量着衣着粗旧的苏轼,心里恍悟:看来是一个落魄文人!便鄙夷地开了口:
“你没有长眼睛吗?枯草掩留废墟,梅花棚的倒坍,已有三个年头了。”
“长者可知梅花棚的主人何往?”
老者的目光森厉了:
“你问的是那几个女孩子吧?”
苏轼点头。
老者神情肃穆:
“你与她们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
“那又为何询问?”
苏轼不愿暴露身分,漫而应之:
“不瞒长者,我家居西京洛阳,乃梨园之友,六年前盘桓京都数日,曾来梅花棚观赏演出两次,琴音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令我倾倒。今日重来京都,特来再睹芳华,谁知已是人屋全无了……”
老者骤然变得亲切起来:
“我也是梅花棚的常客啊,说来也可怜,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年大嫁人,有的转作他业,有的移地卖唱,四零八落了。”
苏轼情急:
“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啊!”
老者长长唉叹一声:
“红颜薄命,自古皆然。那几个女孩子,又都摊上了一副硬性子、死心眼,能不倒运背时吗?”
苏轼急忙从废墟中搬来一块脚石,‘请老者落坐,自己蹲蹴于前:
“请长者详而言之。”
老者摆古似地讲起:
“那几个女孩子,原是苏大才子苏子瞻家里的歌伎,人皆聪颖,才貌俱佳,又极仗义,以唱正经诗词闻名京都。从立梅花棚以来,先是唱唐人李白、杜甫的诗词,本朝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柳大才子柳七的艳词,也偶而唱之。但与酒楼、妓院的哼哼呀呀根本不同。后来苏大才子苏子瞻被朝廷贬出京都,她们就来了邪劲,专唱苏子瞻的诗词,还真的唱红了。苏大才子后来被皇上关进天牢,她们胆大包天,不光是专场演唱苏子瞻的诗词,还妆扮苏子瞻上了舞台,轰动了京都,连大内教坊使丁仙现也亲自加份同台演唱,一下子就大红大紫。再后来,苏子瞻被发配黄州,朝廷下令不准再唱苏子瞻的诗词,她们又不肯像酒楼、妓院那些女子自我作贱,以色相淫声赚钱,梅花棚也就日见冷落,唱不下去了。元丰五年,也是这个时候,这座梅花棚终于倒坍,琴瑟绝音。”
苏轼心境凄然,悲怨堵胸,说不出话来。
老者也长长吁叹一声:
“唉,春夏秋冬,花红一时,世情在变,人心在变啊!李白、杜甫的诗词已老掉了牙,无人记起了;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成了干鱼,无人理睬了;苏子瞻的诗词,已无人敢唱,就是唱出来,也不一定有人愿听;连柳七的艳词,人们也觉得不够味了。现时,京都所需要的,似乎不再是铁的脊梁、玉的人格、火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只需要吃喝嫖赌的伴奏曲了……”
老者越讲越失去兴味和劲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索性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就是京都文坛的现状吗?苏轼的心禁不住颤栗起来,声音也随之颤抖:
“请问长者,你可知她们中间一个名叫琵琶的歌伎现在哪里?”
老者似乎懒于睁眼回答,声音悲切地喃喃自语着:
“琵琶在哪里?还有胡琴,还有倩楚,还有丽玉,她们现时在哪里?也许在孤寂的城镇,也许在僻远的山村,也许在清澈的水乡,也许在遥远的边陲。天下野台子多着呢,哪个野台子不唱戏啊!她们在哪里?你问我,我问谁啊?”
苏轼的心火辣辣地被烤炙着,胸中似憋着一种堵物。痛苦?悲哀?愤怒?怨恨?这不就是民心民愿吗?!“革故鼎新”,该是追回失落的铮铮灵魂的时候了!司马君实知道这浩然之气的失落吗?他恭敬地向老者拱手:
“请问长者姓名?”
老者默而不答,闭目摇头,哂然一笑。
老者这一笑,蓦地引起了苏轼年久的记忆,他霍地站起,激动地呼喊:
“长者乃京瓦‘讲史大师’曾老前辈曾无党啊!”
老者长眉一耸,神情木然,冷声闭目回答:
“曾无党,孤身无党啊,他已经死去了。‘讲史’,‘史’难讲啊,王安石的‘史’,讲不得;苏子瞻的‘史’,无法讲;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西京洛阳来的‘梨园之友’,你认错了人,忙你的正经事去吧!”说罢,箝口低头,不再理会苏轼。
苏轼心神震悸,民间终有一笔是非帐,现时虽然不讲,后日将会清清爽爽的托出。野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向老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他的脚步疾速,着地“噎噎”作响,苏轼向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府邸走去。
篇十七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苏轼与程颐的相识、罢废“募役法”
“糊涂”的苏轼语出惊人、新的纷争爆发了·
董太师巷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吕直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七间,原是书局,现时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
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巷,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执帚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阶径,他猜度必是老仆吕直,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染有司马君实俭朴之风啊!及至走近细瞧,果是吕直,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吕直发觉。吕直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
“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苏府迎驾,可借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苏轼与吕直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戆厚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
“你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十五年不见,你老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
“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苏轼笑:
“谢你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你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吕直仗义作主:
“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轼打趣地说:
“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吕直不解。
“你老想想,现时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们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吕直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
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犊闻于朝
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
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入,光得
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
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
白。
苏轼拊掌叫绝:
“笃诚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君实之‘泰山石’啊!”
吕直自得地介绍说:
“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私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两,前来讨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见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盘,白菜一碗,鸡蛋一碟,刘老先生惊问:‘相公以此为食?留金银而生蛋吗?’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棒而己,若有金银”珠宝,表亲可抄查带走盖房置地,富其家室。’刘蒙空手而归,出门回头顿脚而叹:‘司马光,傻官也。’”
苏轼大笑:
“吕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吕直戆直地说:
“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
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直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
“秀才,不,相公……”
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直,微微一笑:
“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吕直哧哧一笑:
“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时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
“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正名’啊!”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濛濛:
“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好,好啊!直,快置酒席,为子瞻接风!”
吕直应诺而去。
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谊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
“苏轼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作……”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
“此人乃程顾正叔,程颤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颐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赜一脸庄穆,周身肃气,向苏轼一揖:
“久闻苏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见恨晚耳。”
苏轼亦肃然一揖:
“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风霁月,早有‘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之叹。伯淳、正叔,濂溪双壁,世人仰之,今得谒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点。”
司马光作趣:
“正叔不苟言笑,动遵礼仪,竟使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落坐,品茶相欢。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与其兄程颢同从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二十多年间,大臣屡荐不仕,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说。他崇尚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宣扬“天人之间最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他认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碍,主张“窒欲”以达“天理”:“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无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再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