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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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二日入夜,司马光为梁惟简接风洗尘的便宴在弄水轩举行。席间,司马光夜宿“春官居”并深夜仓皇逃离的狼狈,成了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个话题是梁惟简提起的,自然谈到太皇太后对京都人群在“春官居”门前聚众踊跃一事的英明处理。便宴结束之后,范祖禹、司马康和梁惟简的车夫、随员都离开了,弄水轩里只剩下司马光和梁惟简两人,大宋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就从这里开始了。
夜阑人静,梁惟简取出太皇太后的手书交给司马光:
“司马公,太皇太后心焦如焚啊!”
司马光接过“手书”,面东而执大礼遥拜,然后打开恭览:
……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冲幼,同摄国政。公历事累朝,忠亮
显著,毋借章赞予不逮……
司马光恭览完毕,神情凄然。梁惟简神情真挚沉重地说:
“司马公,我在朝辞来洛之时,太皇太后授‘手书’于我,曾怆然而语:‘昔日朝廷有负于司马君实,君实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兴邦之言,滞于口舌,良可哀也。往者已矣,今黎庶哀苦,社稷累卵,君实当淋漓心志,快马莅京,共议革故鼎新之策,以解当务何所为先之疑’。司马公,太皇太后寄重如此,公能默居弄水轩而无动于衷吗?”
司马光泪湿青衫,闭目沉思着:
“‘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太皇太后知我啊!‘淋漓心志’,我何尝不想倾吐为快!可现时是说话的时候吗?‘变法’‘虽已败落,但十七年来形成的世风世情,能用几句空话改变吗?‘变法’十七年间,朝廷官员更换了几茬,均以‘捷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津,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决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弊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弊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慧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还要再次遭受‘墙倒众人推’的鞭管吗?良心上过不去啊!禁忌重重,‘革故鼎新’谈何易啊。十七年形成的一切,是一道冲不破的罗网。况且,太皇太后新摄国政,这‘革故鼎新’的心愿,真的准备付诸实施吗?”
梁惟简看得出司马光在默然沉思中作着最后的抉择,便低声插话催促说:
“司马公,在此外转星移非常之时,天下归心于公,黎庶企盼于公,亦公伸展积志之日,当早日莅京,以符上至太皇太后,下至贩夫走卒之望。”
司马光睁开眼睛,忧心忡忡,蓦然询问:
“梁公,现时国库财物岁入实情如何?”
梁惟简心里大喜,以为司马光已决定进京,欲弄清朝廷现时财力情状作宰执朝政的准备,便以实情相告:
“国库现时财物银两实情如何,不唯太皇太后心中无数,就连主管财物的门下侍郎章惇只怕也说不明白。‘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均有增赢’已是年年岁岁的官话、套话。据说前年的岁入是六千余万缗,去年的岁入是六千三百余万缗,较之嘉祐年间的三千六百多万缗已增加了一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时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帐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
“现时朝廷居要津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
“近几年来,中枢虽以王珪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覆王安石,捧王珪而覆王珪,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亦附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珪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枢,乃势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缜玉汝执政,此人虽是韩维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兄甚远,暴戾贪黩,与蔡确左右相倚,京都商贾已有‘宁逢乳虎,莫逢玉汝’之惧。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四十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老,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监铸钱之职,操财物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至极,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遂致天下有累卵之危。司马公奉太皇太后旨意进京,当详察此三人之行。”
司马光怅然长叹:
“朝廷情状如此,光心怯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已无力效忠于朝廷,只能以赢老悲寂之心,为大宋祈祷了。”
梁惟简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这、这,司马公,你这是以军国大事为儿戏啊!”
司马光神情肃穆,话语铿锵:
“光所祈祷者,愿以四字呈奉太皇太后。”
梁惟简急问:
“四字何谓?”
“广开言路。”
“请公详而言之。”
司马光神情一振,赢老之状一扫而去,话语虎虎生风:
“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阎阎愁苦而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光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放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夜阑人静,司马光铿锵的声音在弄水轩里响着,梁惟简一下子通悟了,他的心头闪现着“春官居”门前人群踊跃的情景。“广开言路”,不就是要“变法”十七年来受压制的官员黎庶说话吗?这些人的声音比司马光一个人的声音响亮得多,强烈得多,有力得多,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广开言路”,将使“变法”十七年来的种种弊端暴露于天下,无论是蔡确、韩缜、章惇、张璪都不能一手遮天。缘“变法”而青云直上、占据要津的“捷勇健谈者”,都将处于被动的地位。“广开言路”,将为太皇太后的“革故鼎新”吹奏起惊天动地的号角。
梁惟简霍地站起,向司马光拱手告别:
“谢司马公指点,我这就连夜返回京都,向太皇太后复命!”说罢,不等司马光说出挽留的话,他大步走出了弄水轩。
司马光,站在弄水轩门前,望着梁惟简离去,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周身轻爽了……
篇十四
洛阳·汴京
老而弥坚·“广开言路”与“冲破藩篱”·崇庆宫太皇太后的召见,司马光拉开了“革故鼎新”的序幕·
宦侍梁惟简连夜离开洛阳独乐园之后,司马光与范祖禹品茶把酒、谈史论政于钓鱼庵,以逍遥闲散之身等待着“广开言路”的浪潮在全国兴起。二十多天过去了,京都无“广开言路”的消息传来,洛阳留守御史台也不见“广开言路”的一丝动静,他骤然意识到,要让人们说话,特别说真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此时虽然不知朝廷在“广开言路”上犹豫纷争的内情,但他断定是受到宰执大臣中权势人物的阻挠。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斗转星移,乃大有作为之时,失却机缘而冷落民心,再欲更新朝政就为时晚了!就在他“旁观者清”的心烦意乱中,接到了太皇太后四月十四日发出的一道诏令:
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为侍读。
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司马光惘然失图,凝视着这道诏令,在这些简单明了的字行间,他看清了“广开言路”难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太皇太后心有疑虑啊!怕“广开言路”累及神宗皇帝,怕“广开言路”累及皇权声威,怕“广开言路”累及皇室子孙的天纵英明。宰执大臣们也心存忌畏!怕“广开言路”涉及他们昔日的言行,怕“广开言路”危及他们现时的权势,怕“广开言路”累他们心中设计的未来。“变法”十七年来实施的一切,已经成了一道壁固的藩篱,藩篱上明晃晃地打着神宗皇帝的印记,是神圣而碰不得的。“广开言路”原是一个犯忌的字句啊!
司马光感到一种不平和凄楚,失望地徘徊着,怆然地叹息着:奉诏去陈州吧,朝廷的事情原本就无需自己操心……但在整理去陈州的行囊中,他感到一种良心的谴责、责任的驱使、形势的逼迫,思绪更乱了:
“变法”十七年来,人们的沉默太久了,积怨太深了,现时不准说话,怨者怒者迟早总是要说话的,饥者饿者迟早总是要呐喊的。当言语呐喊被封闭于口时,就会变为揭竿而起、烽火连天。这是千古历史留下的不移鉴戒!“广开言路”形似可怕,实则只是为天下淤积的怒愤打开一扇泻泄的闸门而已。太皇太后何其不察?何其察而不明啊!
“变法”营造的藩篱是令人生畏的。有形的藩篱,是戴着各种光环的“新法”;无形的藩篱,是皇权、臣道、伦理、权力所编织的铁链,经纬禁锢着人们的心神灵魂,叛离者将被视为不忠之臣。可怕的藩篱,毕竟是神宗皇帝亲手制造的。
此时的司马光,如同十七年前的王安石,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因循苟且!
为了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冲破这层阻塞力量,鼓励太皇太后的信心,尽一个老臣的忠恳责任,四月二十日深夜,司马光把一个月前在弄水轩对梁惟简论述“广开言路”的必需,结合太皇太后对“广开言路”可能抱有的疑虑,郑重地写成《乞开言路状》,再次论述“广开言路”在此非常时期的重要。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司马光把这份《奏状》交给范祖禹,请其飞马京都,直投登闻鼓院以进,并殷切郑重地叮咛说:
“淳甫,‘广开言路’之举能否实施,都寄于你这次京都之行了。但愿这份《奏状》能躲过中书政事堂的截杀,到达崇庆宫太皇太后的手中。我不日将赴陈州就职,愿在陈州看到‘广开言路’的谕旨传出。”
范祖禹神情严峻,点头无语,向司马光鞠躬告别,然后转身走出钓鱼庵。
四月三十日,司马光登上马车,在儿子司马康的陪伴下,离开独乐园,向千里之外的陈州驶去。
陈州位于汴京东南三百里,洛阳至陈州的官道,经汴京东南行至杞县而南下最为便捷。汴京西二十里处有一小镇,名叫榆园,因其地榆树成林而得名。小镇西头筑有长亭一座,乃京都文人、官员西行东来送迎之地,“榆园长亭”遂名于当时。
五月四日午时,司马光乘坐的瘦马布车驶近榆园,司马光推开蓝布车幔,吩咐据辕赶车的司马康说:
“行至榆园长亭不必停留,拐入仙人庄便道,至陈留再歇息打尖吧!”
司马康知道父亲想绕过汴京而直至杞县南下,便应了一声。他抬头向“榆园长亭”望去,绰绰可见长亭前停放着一辆华丽车辇,在阳光下斑驳闪烁。十几匹马在长亭畔蹒跚嘶鸣,其声萧萧。长亭四周有士卒走动,长亭之上有几人相聚。看来是官府人员在作“长亭迎送”。司马康怕瘦马布车败坏了官员们的雅兴,便挥鞭驱马,以便加速驰过“榆园长亭”。
当司马光的瘦马布车驰至长亭台下时,一串清朗的声音从长亭腾起。随着声音的传来,八名大内禁卫跃上官道,一字排开,堵住了去路,一位身着朝服朝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