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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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耆英会”的朋友们频频来访，无意中调解着他头脑中越崩越紧的神经，延缓着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拜访交谈中，朋友们传来的朝政讯息，却也在无意中撞击着他紧绷欲断的心弦。
八月十日夜晚潞国公文彦博来访，惊慌地说出了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不顾“灵州丧师”后的军心颓丧、士气低沉，再次举兵讨伐西夏、图取永乐谍的消息，并预言“永乐之战必败”，司马光惊骇，激动地挺身站起，突然眼前一黑，倒在文彦博的怀里。
司马光中风跌倒，右肢偏瘫，舌僵失语……
篇四
汴京·宣德楼前
“献俘”与“大赦”，文治与武功相映相彰的辉煌·鹿阝建路飞马传送“塘报”的小校，力竭气绝于宣德楼·皇帝赵顼吐血了·
“灵州会师”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失败，几十万兵马溃退于西夏“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饷道、聚兵歼灭”的战略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诏监军、指挥“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才匆匆地抵达鹿阝延军的住地延州城。他俩见到的，是灵州突围而出的疲惫兵马和鹿阝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副经略安抚使种谔。他俩从种谔口中听到的，是对五路兵马监军李宪失期不至的痛骂，是对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嫉功不协”的控告，是对河东路昭宣使王中正“遇敌先逃”的憎恨，是对“灵州丧师”的败而不服。他俩从沈括日中听到的，是监军李宪所率的十万熙秦军已于十天前退居兰州，高遵裕所率的八万七千环庆军现时只剩下一万三千兵马，刘昌柞所率的五万经原军几乎溃散殆尽，王中正所率的七万河东军早已退回麟州，鹿阝延军十万兵马围攻灵州十八天，不克强虏的重大伤亡和“灵州丧师”后边事险危的现实。边臣们此时不同的处境和心机，产生了不同的应变“方略”，随着报忧请罪的“塘报”飞马送往京都，上呈皇上。
李舜举，字公辅，开封人，时年五十岁。其人世为内侍，忠恭老实，有自知之明，此时已知边事之不可为，主张采用苏轼奏表中“聚重兵境上”的奏议，以观西夏动静，相机而进。
种谔，字子正，洛阳人，时年五十五岁，是庆历年间百北守将种世衡之子。其人熟悉边情，性烈骁勇，屡建战功，此时积怒在胸，主张再次讨伐西夏，雪“灵州丧师”之耻：“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寡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州、灵州，可以直覆西夏巢穴。”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时年四十八岁。其人性倜傥，少博览周游，不事科举，自视甚高，喜论兵事。熙宁年间，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得王安石青睐，以布衣充经义局检讨，后累迁至知制诰兼御史中丞，仍有怀才不遇之叹。此时奉诏执掌兵马，抱凌烟之志，贪西讨之功，主张“筑城永乐，直逼夏都”。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人，时年五十一岁，附徐禧“筑城永乐”之议：“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恶，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归来疆塞，乃在心腹……”
“灵州丧师”的“塘报”，使皇帝赵顼愤懑、沮丧、愧疚，而徐禧、沈括奏议的“方略”，适应、宽慰了皇帝赵顼“愤懑”的雪耻心和“愧疚”的自尊心：只有一场征伐的胜利才能抵消“灵州丧师”的耻辱啊！在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等人“唯上为是”鼓动下，皇帝赵顼思准了徐禧、沈括的“方略”，重新召集各路兵马，于元丰五年四月，打响了再次讨伐西夏的“永乐之战”。七月初，鹿阝延路经略副使种谔攻取夏州（靖边），七月底，鹿阝延路钤辖曲珍攻取银州（米脂北），八月中旬，鹿阝延路钤辖高永能攻取寡州，八月二十五日，知制浩兼御史中丞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督军十万攻取军事要冲永乐城。这些威逼西夏京都兴州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各国驻京使者的注目和京都黎庶的昼夜狂欢。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神采飞扬。九月五日，几百名西夏战俘被押进京都，立即刺激了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的狂想。为宣扬皇帝的“英明天纵”，为展现大宋的“中兴业绩”，为宣告大宋“积贫积弱”历史的终结，在皇帝赵顼志得意满的恩准下，一场“献俘”与“大赦”的隆重礼典在宣德楼前举行。
九月十五日巳时的皇宫宣德门，呈现出庄穆威武的雄伟景象：黄瓦流金，红柱闪光，画梁绘檐，飘云飞彩，龙凤翱翔；楼台四周，整齐地排列着五百名着甲戴胄的禁军士卒，面外而立，甲胄闪光，映耀艳阳，雄壮威武；灿灿闪光的楼檐下，十盏巨大的朱红宫灯挂起，若十日悬空，宫灯下依序排列着后宫嫔妃、宰执大臣、宗室王公，他们似乎都振作了精神、改变了性情，端出一副庄重神态。宣德楼东西两侧临时筑建的观礼台上，依序排列着朝廷百官和大辽、高丽、于阗、回鹘、真（月葛）、大理、大食、交趾、三佛齐等诸国使者及其随员。
宣德楼前长五百步、宽五百步的方形广场，今天成了京都万千黎庶目光关注的所在。广场四周的道旁、巷口、楼台、回廊、屋顶、树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广场外边，一千五百名禁军士卒担任警戒，一色红缨长戈。广场上端，立黄色大旗十面，旗绣飞龙，高与宣德搂齐，名曰“黄龙旗”，俗称“盖天旗”，在云空中“哗哗”作响。“盖天旗”前，立“鸡竿”一顶，高二十丈，直插云际，竿顶有朱红木盘，八尺见方，木盘内一只金制公鸡展翅昂首而立，首尾五尺、高为三尺，口衔数丈红幡，上书金色“皇帝万岁”四字，飘展于空，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木盘四角，有彩索四条，凌空垂下，四个身着黄色紧身短衫的年轻内侍，手拽彩索，恭立待命，以备皇帝登临宣德楼颁诏大赦西夏战俘时，攀索而上，取下圣诏，以喻“恩从天降”。“鸡竿”之后，四周漆黑栏栅圈围，五百名身披绳索、散发垢面的西夏战俘，分十列等距离两臂负背跪地，每个战俘的背上，插有五尺木牌，上书姓名官职；各个战俘身旁，站有禁军士卒一人，皆着戎装，佩刀握柄，簪花鲜洁，显示着战胜者的威武和骄傲；木牌横竖成行，密密麻麻，宛若一片坟场；栏栅内西夏战俘前，十名英武的“献俘官”着甲戴胄，手持“献俘表册”恭立待命，以备“献俘”开始，立即打开栅门，奔上宣德楼，把五百名西夏战俘的生命呈交皇帝处理——皇帝曰：“杀”，栏栅内的战俘将是人头落地，血漫广场；皇帝曰：“赦”，栏栅内的战俘将是刀断绳索，开栅放生。生死未卜的禁地，阴风森森。
广场两侧和底端则是另一番景象。右侧的景灵东宫前，排列着气势宏大的歌舞艺伎，各种乐器琵琶、古筝、箜篌、大鼓、羯鼓、箫、笙、埙、鼙、（马马）、篥、囗笛等送次安放，高低有致，鼓手乐手三百多人，皆着朝廷发给的紫绣绊衣，气势堂皇，抱琴待命，以备皇帝驾临，演奏迎驾。歌伎舞伎八百多人，均着朝廷发给的彩装丽裙，列队待命。这些歌伎舞伎，除了宫廷教坊的成员外，京都瓦肆梅花棚、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等的歌伎舞伎也奉命参加。她们在宫廷教坊使、艺坛领袖了仙现和京都名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主持下，已进入皇宫集贤殿排练五天，并将在宣德楼前歌舞三日三夜。今天，他们献给皇帝的歌舞，已不再是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现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的诗作《闻种谔米脂·大捷》，范仲淹沉郁悲壮的歌吟已经过时，现在该王珪皇恩浩荡的颂歌行时走红了。
广场左侧景灵西宫前，排列着另一支艺伎队伍五百人。京都瓦肆的杂剧、说唱、散乐、影戏、傀儡、讲史、索罗小技、毯杖踢弄、小儿相扑等诸类的张翠盖班、李外宁班、张臻妙班、张真奴班、刘百禽班、董十五班、刘乔班、伊常卖班，亦奉命献艺参加。他们亦着朝廷发给的绿袍黄巾，一改往日贫穷寒酸的形象，似乎一下子长了精神。今晚宣德楼前通宵歌舞的空前盛况，全凭他们手上、嘴上、身上、脚上的绝活填充大型歌舞的空隙，调剂皇帝、皇后、宗室王公、宰执大臣、朝廷百官和诸国使者的欣赏情趣。
广场底端，是五百名身披袈裟的僧侣队伍。他们是京都十大禅寺派来的代表，都是禅师一级的人物，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上。他们分十列席地而坐，个个腰板挺直，姿态端庄，闭目人定，神情安详，数珠诵经，声若滚雷。
大宋真的“中兴”了吗？观礼台上的诸国使者，此刻确实被眼前的情景弄懵了：宋夏之战，实情如何？高丽、大理、大食、于阗、回鹘、三佛齐等国对大宋友好的使者，在茫然中为大宋暗暗祝福；大辽、交趾等国对大宋心怀敌意的使者，一时乱了方寸。当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顶冠端带，趾高气扬，以接见诸国使者为名出现在观礼台时，大辽、交趾使者，都收起了往日的桀骛狂妄，急忙站起恭迎，弯腰打躬，祝贺大宋的胜利。
大宋真的终结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吗？在宣德楼上，身躯高大肥胖的尚书左丞蒲宗孟，神采飞扬地活跃在人群之中。他一会儿窜至后宫妃嫔面前，指点广场上欢腾的京都黎庶、英武的禁军士卒、跪地的西夏战俘，滔滔不绝地赞颂着皇帝的“伟业显赫”；一会儿走到宗室王公面前，口角生风地解释着“献俘”与“大赦”的“威恩并举”，并以秦皇汉武沉迷“武功”而忽略“文治”的偏颇，衬誉今日之辉煌，不时地把暗含沙石的冷言冷语，撒向凭栏沉思的门下侍郎章惇、尚书右丞王安礼和知枢密院事孙固……
章惇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十四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时只剩下他孤子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枢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均输法”在许多地方已经为富商大贾把持，“市易法”大多早已停止，“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无作为，只是这三年来全国大部地区靠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关照，使农村呈现出丰收景象，每年赋税收入以五百万缗之数增加，在官府朝廷的谈论行文中，仍与“变法”相联系，真是欺天盗名之悲哀啊！可这两年的战争，每年都以六百万缗的支出耗费着，若再遇旱涝肆虐，朝廷又将遭受一次死活莫测的煎熬。他眺望着眼前绚丽辉煌的情景，心境酸楚，默默叹息：休养生息，何其如此艰难？这倾家荡产的辉煌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王安礼侧耳倾听着蒲宗孟大声嚎出的每一句话，对没向他的沙石污水，不愤怒，也不计较，但那些哗众取宠的胡诌乱扯，却使他难以忍受。什么“献俘”？什么“大赦”？西夏未灭，战争来了，用得着这样张扬吗？什么“文治”？什么“武功”？攻取一座永乐城就算“武功”吗？千人艺伎歌舞一曲宰相王珪的《闻种谔米脂种大捷》就算“文治”吗？两军攻战，一胜一败都在变化之中，如果明天永乐城丧失呢……这些话现时是不能说了。军国大事，如此儿戏，只怕后果是爬得高，摔得重啊。
孙因此刻也在凭栏眺望，看着“献俘”安排，如同演戏，胸中怒火腾起。这叫“献俘阙门”吗？胜利之师未班，出征将帅未回，由几个禁卫宫廷的将校充任“献俘官”，简直是乱了朝制军规，而跪倒在阙门前的五百名战俘，连一个西夏的重要将领、执权大臣也没有，这不是逗着皇帝玩吗？再眺景灵东宫和景灵西宫前宏大的艺伎队伍，彩衣丽裙、花枝招展，更是怒火烧心：弄这些歌舞戏子干什么？“献俘”也要用歌舞消愁解忧吗？“大赦”也要歌舞唱和吗？肃穆庄重的军国大事，叫这些歌舞戏子一闹，国威军威不就化为乌有吗？他的目光突然停落广场底端五百名坐地数珠念佛的和尚身上，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