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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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见蒋‘院长’？”不久，严家淦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秘书愣了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总统’说他出去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蒋经国曾说：“凡事有静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
聂卫平战胜日本棋手后一段时间，哪儿都找他去，领导找他，群众也找他。聚会的时候，上千上万的人围着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说他和熊猫一样是国宝。有人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我没办法呀！”
隔膜第三十一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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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公使，在当时前所未闻。人们难以接受，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郭的故乡湖南，风气更为闭塞，大名士王辏г吮嗔艘环粤泶趟撼龊跗淅啵魏跗漭停蝗萦谝⑺粗溃晃茨苁氯耍赡苁鹿恚伪厝ジ改钢睢Ｔ诔ど匙急赶缡缘目忌唤錾栈倭斯薷吹挠袢搅炙拢寡镅砸坊偎淖≌暮鲜〖＠嫌蚜趵ひ灰仓饰仕骸昂我悦婺抗楹希扛我远蕴煜潞笫溃俊钡笔敝挥欣詈枵吕斫馑圃匏骸捌咄蚶镏校粕锌犊！�
清朝末年，维新与保守较量频繁，当朝大学士倭仁反对招考学习天文、算学的人员，其理由是：凡学问都以中国为最好，根本用不着向外国去学习。他以病伤为借口，坚辞派他担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另一位大臣徐桐也对西学极为仇视，他住在东交民巷，府宅与使馆相邻，做一幅对联说他“与鬼为邻，望洋兴叹”。
徐桐保守顽固，对一切洋玩意儿，一概深恶痛绝。有一次看到他的儿子，已经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着雪茄烟从他面前走过，立刻勃然大怒，训斥道：“我还活着，你都这样；我死了以后，一定禀明阎罗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并罚儿子跪在太阳底下暴晒。
戊戍政变之初，张元济赴贤良寺谒见李鸿章，劝说“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叹气说：“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京，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来与洋人议和。李经沪北上，张元济求见李，劝他不必再为清廷效力，李又斥之曰：“你们小孩子懂什么！”
1898年，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俞樾耿耿于心。后来章太炎剪辫子，发表系列仇满言论，更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适逢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来拜望老师，俞樾藉此怒斥道：“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这段痛骂，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学太祖顾炎武，从经学角度进行辩驳，一方面写下《谢本师》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毫不客气地责问其师：“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
伦敦事件后，康有为认为，把自己的名字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是一件极冒险的事。他的弟子麦孟华还据此事件把孙斥为“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
早在1895年，孙中山和康有为就联络过。那时孙中山正在准备广州起义，他派陈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为。陈少白正好和康有为住在了一个客栈，仅仅一房之隔，于是孙中山的特使和康有为有过一次“颇欢”的谈话，谈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国政府之事。但到政变失败，康梁出逃，孙中山有意与康有为合成一股力量时，康有为的回答让孙中山吃惊不小：“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沐猴而冠，再行跪清之礼，梁启超指责康为“首造逆谋”，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而康有为在事后更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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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庆赞袁世凯：忠义之气犹见眉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下罪己诏，开党禁，解散皇族内阁，任“袁总理”，荣庆充任顾问大臣。此时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
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的民国政府已无意约束袁世凯，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折，无法发挥作用，大多数人如黄兴等极力主张跟袁妥协，汪精卫则怀疑孙中山有名利思想，“当面斥孙公”，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袁世凯把孙中山请到北京，给以总统般隆重礼仪相待。一个多月时间，谈话十余次。孙每次讲话，袁总是随声附和，谦恭异常。孙说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连声赞同，以至孙起了疑心，问梁士诒，梁沉思片刻答说：“先生为南方人，总统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总统并不觉得有何不可。”孙听后恍然，打消对袁的疑虑，对袁说：“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希望您当十年总统，十年之内我筑成铁路二十五万里，您练精兵五百万。”
宋教仁临终前致电袁世凯，对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宋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在上海时，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人们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辜在外交方面很卖力，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范旭东兴办实业，抵制外货，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设施仍很重视，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宿舍、补习学校等。有一次黎元洪总统到其厂参观，称赞他们的工人福利办得好，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邢宝斋为段祺瑞家仆，对段的发迹不以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当年在段父军中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说：“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可段总不改，邢气极了，就说：“你这个鸟样！”邢总说这些事，有人听得不耐烦了，便说：“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卖笤帚。”这句话把邢宝斋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呀！”
1918年冬，李大钊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第一次集会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举行的。成舍我也去参加了这一次集会，散会后他跑到第一宿舍（沙滩北大东斋）把帽子一扔，对几个熟人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他就没有去参加过。
1919年冬，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打工。工作之余常向大学教授、学生领袖们请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几十年后，记忆犹新，他跟人说，当时不仅傅斯年、罗家伦这样跟他年龄相当的学生领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
司法总长罗文干“金法郎”一案导致王宠惠内阁出现危机。在这个好人内阁辞职前夕，几位重要的阁员自王宠惠以下，如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内政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齐集在顾维钧家中，商议应付罗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汤尔和的态度最激烈，主张全体辞职援助罗氏。王、顾比较温和，因汤为医学博士，王对汤说：“你是医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国！”书生论政，一时传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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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蒋和他的文字，对一般新文学，都怀有很深的成见。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指挥红军战士打了几次胜仗，一时有中央来的“赛诸葛”美誉。有一次，独立团的官兵打胜仗后回驻地，沿途农民向战士祝贺，看见张国焘坐在轿子里，有人以为张是被俘的土豪，说：“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20年代，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胡适好谈政治，而所谈多搅浑水。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