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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非常道-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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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时人流传一段子,山东的军阀省主席韩复榘讥笑这个运动时说:“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一次,张伯苓问李济,由于李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就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会一些年轻人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如此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答应供应中国武器。中方派杨杰将军为团长,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苏方将杨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乐部中,目的是对杨的任务尽量保密。杨自认他本人非但是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个外交魔术师。一次,杨要蒋廷黻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谓苏军将在两周内对日开战。蒋说他不做这种毫无根据的声明,并且请教他:如果发表这种声明,有什么好处?杨认为蒋是十足笨蛋,无法了解他的谋略。他说,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他们就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苏联,日苏就真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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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将钟拨快一小时
  抗战期间,重庆电力非常缺乏。灯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蒋廷黻提议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四月一日将钟拨快一小时。孔祥熙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听过这种办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将时间提前或错后,他说他同意提早办公时间,但不同意随便将钟拨快。徐堪极力支持孔的意见,谴责蒋干扰时间,破坏自然。后来,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遂被采纳了。
  商震好夸耀。早年常说,“我妻(商妻杨曾照)英文字笔记本有三尺多厚。”从开罗会议回国后,商震常对人说:“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够完善,在开罗时,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极为得意。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韦君宜回忆说,“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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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第二十六
  田桂凤跟谭鑫培合演《宋江杀惜》,田自负演技高超,在扮阎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楼”时,她极力卖弄,即兴编排,使扮演宋江的谭手忙脚乱,难以应付,非常狼狈。谭央求田说:“念咱们二十年交情,给我留点面子吧!”田说:“谁人不知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谭只得任她摆布。戏演到“杀惜”了,谭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时多得多的身段,淋漓尽致地进行表演,就是不把阎婆惜杀死。扮演阎婆惜的田被晾在一旁,没有戏唱,十分难堪,想下台却又下不了台。她最后只好向谭求饶:“你早点把我杀了吧!”观众大笑。

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
  李鸿章按兵不动,曾国荃得以顺利攻占金陵,曾氏兄弟,因此获得剿灭太平军“首功”。金陵城攻下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滚鞍下马,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急忙跑上前去,用手挽起说:“我们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我们。”
  曾国藩晚年,英雄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曾生平心病,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而丢了直隶总督,两件大事代之者均是李鸿章。天津教案善后,李继曾任直隶总督,新旧更替,曾对李鸿章说:“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
  慈禧曾说:“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女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英为世界最强国,然亦非维多利亚一人之力。英多贤才。各事皆由巴力门(国会)议定,彼惟画诺而已。我国大事,皆予独裁,虽有军机大臣,亦惟赞襄于平时,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誉甚佳,海内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乱,为梦想所不及。综计生平谬误,即此一举。”
  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民国元年章太炎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题目特别:《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太炎骂了他们所反对的人,第二天他们发表章的言论时,题目改作:《章疯子居然不疯》。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对于乃父的帝制运动,颇不谓然,纵情诗酒,不闻世事,别人谈起帝制的事情来,他总是“掩耳疾行”。而其兄克定不放心,常对其百般挑剔,克文感慨地念煮豆豆燃箕的诗句讽刺他,克定大怒,两人吵起来。克文说:“你要做曹丕,难道就不许我做曹植吗?”袁世凯得知后,大骂两人:“你们这两个畜生,怪不得外人骂我是篡位的曹操,你们两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吗?有你们这两个宝贝儿子这么一闹,我这个名正言顺的曹操,还用来分辨吗?”
  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拟入党誓约。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黄兴劝孙:誓约上“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和盖指模一事极为不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当面赞扬孙:“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认为:“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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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田桂凤跟谭鑫培合演《宋江杀惜》,田自负演技高超,在扮阎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楼”时,她极力卖弄,即兴编排,使扮演宋江的谭手忙脚乱,难以应付,非常狼狈。谭央求田说:“念咱们二十年交情,给我留点面子吧!”田说:“谁人不知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谭只得任她摆布。戏演到“杀惜”了,谭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时多得多的身段,淋漓尽致地进行表演,就是不把阎婆惜杀死。扮演阎婆惜的田被晾在一旁,没有戏唱,十分难堪,想下台却又下不了台。她最后只好向谭求饶:“你早点把我杀了吧!”观众大笑。
  1925年12月27日,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再度进入北京,像其他手中有点实力的军阀一样,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杨宇霆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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