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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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头可断，工不可复！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军阀抓住了工会主席林祥谦，逼令他下令复工，林拒绝。当刽子手砍断林的左臂，再度威逼时，林祥谦说：“头可断，工不可复！”
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奉调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惨遭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刘派参谋处长符昭骞负责指导构筑工事任务。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事他和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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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同璧：我是支那第一人（2）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将军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自忠将军在，乃增援反扑，务期要消灭张将军所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晨战斗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写历史还是创造历史？
蒋廷黻非为纯粹学者，故交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有正面作答，他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李是研究上古史的专家，蒋不好当面贬低“写历史”的贡献，况且自己也曾写过十多年的历史，但他显然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自豪”。
闻一多：天洗兵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乾坤特重我头轻
遇罗克有诗，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无名女子保骨灰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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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第九
清末民初，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事务冗繁。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几百人聚集要求免费。蔡先生坚持校纪，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乱。于是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只好纷纷后退。
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
胡林翼多次说：“天下糜烂，特吾辈二三人撑持。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给曾国藩写信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曾国藩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过后，他从苦读的考生变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发现身上毛病不但涤除未尽，反而越来越多。于是痛下决心，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欢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而没有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认为症结在于好名，同样“可耻”；给地方官员写信，口气亲热了点，那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该重写一封，“作疏阔语”；喜欢侃大山，争口头上的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黄段子过嘴瘾，“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贵州当差，以为“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敢负良友厚意。”他到任“遍谒光荣，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
李鸿章二十岁言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其入都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丁日昌回乡之后，病体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话语锵铿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说：“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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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