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2:长安鬼迹-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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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的半个世纪里，两派人物被贬到外地是常事。尽管有僧人的断言，但李德裕此前还是相信自己有一天能重返长安，就是返回洛阳也行啊。但现在，跟随自己多年的宝物失去了，是不是预示着自己永远失去了北归的机会？
远贬崖州后，李德裕写有无限伤感的《登崖州城》：“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他再也没有机会北返中原了。大唐帝国的最后一位铁腕宰相孤独地死在了海那边，中国自东汉中期开始的门阀士族时代至此也落下了大幕。那是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弑君时代
晚唐宣宗皇帝李忱，在位十三年，后代史官将其比喻为“小太宗”。通常的说法是，他即位后，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也取得了难得的胜利。这一时期朝廷清明，各地藩镇也不敢妄动。而且，他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干政的传统。总的看上去，也确实如此。
但有一点被遮蔽了。
正史记载，宣宗因服用道家丹药而去世。但实际上，这位登基后就以彻底追查害死父皇宪宗的宦官集团为己任的大唐天子，同样死于宦官之手。而且，宦官在害死宣宗后，向朝臣称皇帝“食用金丹”而崩。元和十五年，杀死宪宗的宦官，也用了同样的口径。宣宗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过了文宗时代的“甘露之变”。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呢？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其叔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改年号为“大中”。
关于宣宗的时代，在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的开头有所提及：“唐大中十三年，皇帝昏庸，朝廷腐败，民间涌现不少反官府的组织，其中以飞刀门的势力最大……”这样的描述自然可以一笑而过。因为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虽有固执之处，但整体上非常不错了，皇帝本人不但勤政，且甚为节俭，体恤民情，最爱微服私访，往往日暮时才回皇宫。对此，晚唐五代尉迟偓所著《中朝故事》多有记载。
当时，大臣劝谏：“陛下啊，您不适宜频频外出！”
宣宗回答：“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
唐宣宗有此作为，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宪宗皇帝的儿子，是穆宗皇帝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和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也就是说，宣宗继位前，他的哥哥和三个侄子都是大唐皇帝。
宣宗的一生可以说是唐朝诸帝中最奇特的。穆宗为帝时，封李忱为光王。小时候，他看上去痴痴的，智力有些问题。及至长大，显示出贤良品性。穆宗病危时，曾欲传帝位给李忱，但在当时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终究未能如愿。大约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如履薄冰，相继被后来继位的几个侄子猜忌。因此，李忱只能韬光养晦，在众人面前保持沉默，做出一副呆傻的样子。
按史上记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李忱在做亲王时，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敬宗、文宗、武宗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去光王府找乐，想尽办法逗李忱说话。《旧唐书》记载：“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十六宅即唐朝诸亲王居住之地。即使是文宗这位以老实著称的皇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能叫光王开口说话，我有重赏！”如果说喜欢游玩的敬宗还没把他的这位叔叔当回事，而文宗除了找乐子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叔叔，那么到了武宗继位后，李忱面临的情况就危险得多了。
因为李忱越是沉默不语，武宗就越是不安。根据晚唐韦昭度在《续皇王宝运录》里的记载，武宗在会昌三年，于宫中设宴，密令四名宦官将李忱幽闭，欲沉杀于厕所，但事情未果。李忱在其中一名叫仇公武的宦官的帮助下逃得一命。
晚唐令狐澄所著《贞陵遗事》中，则第一次披露了宣宗出家为僧的秘闻：“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蘖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黄蘖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如果说上面的记载有点演绎成分，那么《中朝故事》里写的就未必全为杜撰了：“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继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从此，光叔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同时代的《北梦琐言》为了显示其流浪江南的隐秘性，记载道：“（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正史上虽未记载他出家为僧，但却说其“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这里的“久历艰难”很可能暗指其出家的经历。
关于宣宗出家的寺院，有河南淅川香严寺、浙江海宁安国寺两说。香严寺传说称，宣宗在该寺出家七年，当是夸张；如果其真的出家云游，按诸笔记所载，多称其游历江表，在浙江海宁安国寺出家的可能性更大。宋代笔记中多有此记载。但在武宗会昌末年，他应该返回了长安。因为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病危，这一天他被宦官拥立为皇太叔，即在此之前已恢复亲王身份。
武宗没儿子，在其将死时，宦官们商量着立个好摆布的人为帝。这是他们选择宣宗的原因。但继位后宣宗出色的施政手腕使宦官和大臣瞠目结舌。
宣宗早年信佛，晚年信道，同时又亲近儒士，常常与大臣讨论问题。他爱惜人才，常于殿柱上题写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名字。他与大臣的关系非常和谐，每有大臣外出，他总会写诗赠送。在接见臣子前，总是更衣洗手，整理装容。他处理政务夜以继日，从不懈怠。若有奏章涉及朋党，他会偷偷焚烧掉。
宣宗十分勤俭。
在唐朝，后宫生活中有一个习惯，皇帝与妃子同房时，必用龙脑香、郁金香点缀地面，宣宗废除了这一淫逸的习惯。他所穿的龙袍，往往是洗过多次的；每天的餐饭，也不过三四个菜。有一天，皇后患病，召御医上汤药，及治愈，宣宗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几两金子，塞给御医，说：“不要让内官得知，若知道了，恐怕会有谏官上疏呀。”皇帝拿自己的私房钱感谢医生，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为谏官所阻，惶恐中道出其可爱的形象。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发脾气。
有位官员叫孟弘微，很自大，有一次，宣宗与大臣议事，孟插嘴：“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陛下您怎么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呢？为什么不因我出色的文字才华而叫我当翰林学士？宣宗怒道：“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皇帝说，你谁啊？我耳朵冷，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转天，宣宗对宰相说：“此人太过狂妄，随便就要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吧！”
宣宗勤政，事必躬亲，明察秋毫。
在那个时代，宣宗确实想为这庞大的帝国做些事，扭转一下帝国大厦的颓势，哪怕延缓一下它倒塌的速度也好。可暮色已至。在他做皇帝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诗人踏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写下同名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回望长安，看到它浸于一片灿烂而诡谲的晚霞中。
大中十三年间，可谓唐朝最后一抹辉煌。
这是帝国的庞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的习惯性弑君的阴影再一次在窃窃私语中覆盖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们说过，宣宗继位后就开始追查害死父亲宪宗的宦官阴谋集团。宪宗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谋弑时，宣宗只有十多岁，但此事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宪宗死后，很多涉案者都逍遥法外。宣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弑君者全部惩处。为此他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最终骗过宦官并巧借其力成为帝国皇帝。直接弑君的王守澄、陈弘志在文宗年间已被杀，于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并涉嫌弑君案的宦官一个个处决，最后连郭太后也没放过。
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了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宪宗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继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的责任推给宣宗，幸亏被宫女所拦，没有死成。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所写的《东观奏记》里的记载。
“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