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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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医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
37。科学不是强权——也说中医
自打前几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过一篇谈1929年民国政府废除中医事件的文章，一直对中医未置一词。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有关中医的话题越炒越热，不仅媒体炒，精英炒，大众也跟着起哄。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喧闹中，有人吵架居然会引用我当年的话，累及我挨骂，看来，不出来说几句是不行了。
当下关于中医的热闹，跟某些人振臂一呼，要求废除中医有关。其实，这种振臂一呼，在国内多半不会有应者云集的效应，但招来唾沫和眼光是肯定了，估计这些中医反对派中的某些原来不出名的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个效果也挺吓人的，至少南洋一带的海外华人很是紧张，前几天去马来西亚开会，就有当地华人惴惴地打听，中国政府会不会因此而废除中医？
当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此间废除中医的呼声，充其量只是一种网上的热闹甚至娱乐，有权有力者，没有人会真的把它当真，中医业者，也不会把它当真，前几年几部畅销的阐述中医著述的作者，都没有出来讲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对中医的真正威胁，不是当下这些中医反对派的登高一呼，而是日甚一日的中医科学化改造。这个改造，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晚清以来，真正征服中国的，其实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坚船利炮背后的科学技术。进入民国，中国人已经经过了心口俱不服，口服心不服，到了口服心服的阶段，很自觉地对夹带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递了降书降表。1929年那场废除中医前的中西医论战，西医自然高举科学旗帜，将中医视为会导致亡国灭种的迷信，但中医支持者并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法宝，抬出《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西医，而只能拿科学说事，拿西方人验证中药之“有效成分”为自己辩护。那次中医医生的“抗争”虽然赢了，但中医却从此笼罩在西方医学科学的阴影下，在被动和自觉改造的轨道上前行。直到今天，依然在这个轨道上走，直走到绝大部分科班出身的中医，不明经络，不会把脉，看不懂《黄帝内经》，名曰中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西医的附庸。
跟某些狂热的中医支持者不一样，我不认为中医是科学的。它的依据，就是阴阳五行，就是气脉经络，甚至天人合一，它跟中国文化中某些神秘的方术，的确没有严格的界限，中医的诊断、针砭、用药，也不是建立在生理解剖和药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中药的治病，其实也不尽是所谓药理成分起作用，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中医用药和针砭，都有天时地候的讲究）。尽管如此，这一切依然不构成否定中医的理由，因为，中医，的确有验效。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相当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见闻，周围自己认识的人，甚至就是自己家的人，在被西医判了死刑，或者治不好的情况下，被中医甚至某个偏方治好，或者病状改善了的。在今天西医如此强势，中医已经式微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还出现得如此频繁，应该很说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跟晚清西医刚刚进入的时候正好相反，那时候是中医治不了的人抬到西医那里治，而西医往往能给治好。
就像阴阳五行解释不了生理和药理一样，西医的科学道理，也解释不了中医，比如经络，科学到今天也无法验证它的实体性存在，但人的感知告诉我们，它的确存在，只要按经络分布的穴位针灸和按摩，这些感知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在感知上，借用一句科学的术语，它可以用重复试验，来验证之。
科学不是万能的，永远有解释不了说明不了的东西。人们身外的大宇宙和人体的小宇宙，有太多的秘密，是人类科学所无法探知的，而大小宇宙之间关系的秘密，也许更多。如果人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穷尽所有的宇宙秘密，我想，在这些人眼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宗教或者迷信。
当年，梁启超先生得了肾病，西医手术，结果割去一个好肾，不久去世，死前告诉亲属，不要声张。后来胡适先生也得肾病，不得已到中医求治，治好了，胡适先生依然要求家人不要声张。我理解两位先生的苦衷，那时候，是引进西医，引进科学的年代，无论如何，大方向要坚持。然而，到了今天，科学已经成为统率各种学科的皇帝，即使人文社会科学，人们在论证什么争吵什么的时候，总是坚持自己是科学的，对方则是不科学的。西医不仅把中医压得萎缩在一角，而且至少在科班的领域，已经阉割改造了中医。情势比起梁启超和胡适当年，已经是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勇士，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已经成为文化孑遗的中医斩尽杀绝，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在20世纪的香港，中医被称为“herbalist”（贩卖草药者），在中国内地，中医的地位，其实也跟herbalist差不多，相当可怜。科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人手里，一直有棍子的妙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宣称自己是科学，别的人就要倒霉了。在世界普遍认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看还是歇歇吧。
38。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乩、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地胡治，如果以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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